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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故事:化蛹为蝶说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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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故事:化蛹为蝶说张说

2012-05-17 08:53阅读:
开元故事:化蛹为蝶说张说
文/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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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七年,唐朝政坛是个什么样的状况?确实不怎么乱了。想当初,武则天下台后,中宗干了五年、睿宗干了两年,唐王朝上上下下简直乱成了一锅粥,政出多门,各方势力暗中较量,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以太平公主被杀而告结束。经过玄宗及诸大臣七年的努力,大唐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乱象不再,天下显治。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反而开始“迷失”了。
这一年的八月癸丑,玄宗敕曰:“周公制礼,历代不刊;子夏为传,孔门所受。逮及诸家,或变例。与其改作,不如好古。诸服纪宜一依旧文”(旧唐书)。从这则敕令中,赵炎发现,玄宗手里的“指南针”坏了。作为王朝的掌舵人,他不知道该把这艏大船开往哪里去。是开辟新路子,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还是因循守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显然,他选择了后者。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会这么选择。
如果大唐“复古”,后来的盛世华章还能不能谱写出,得画个问号。好在玄宗皇帝打算“复古”的同时,还记着四个字--文治武功。他由此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一代名相张说也。
张说,字道济,一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跟刘备好像是老乡。曾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后举家徙住洛阳。其父官职卑微,仅为洪洞县丞。张说的出生并不显赫,一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虫卵而已,若无机缘和历练,在当时注重门阀的时代,想挣脱枷锁、看到阳光,似乎不太容易。
春天里毛毛虫的嬗变
垂拱四年(688年),某只虫卵恍然感到心底有种莫名的愿望,使自己变得有些恐慌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听到了春天夜空的一声闷雷,随之而来的是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在黑暗的世界里瞬间绚烂无比。他迷惑着不想张开眼,可是,他还是能感到身体被某种温暖的东西抚慰着,心头有种甜蜜的味道在悄悄流淌。春天来了,是时候改变自己了,有一缕阳光在等待自己。
原来,那一声闷雷,是武则天下诏科举举士,策试贤良方正;那一道闪电,是武后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于是,这只名叫张说的虫卵应诏参加“高考”,凭着满腹经纶,一举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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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天下第一,高考状元,舍我其谁?可是,武则天认为,近古以来没有甲科,状元怎么着?状元也得先从毛毛虫做起。跟老娘们真是没法讲道理,张说只好屈居乙等,授太子校书(校对员),迁左补阙(虚职,从七品上),当了一只小得不能再小的毛毛虫。
这个春天真是漫长啊!张说叹息。确乎如此,从688年到701年,张说的毛毛虫身份几无任何改变,只是从校对员升格为编辑,连个主任也没混上。当时的《三教珠英》编辑部,主任编辑是武后男宠张昌宗,副主任编辑是成均祭酒李峤,李峤只挂个名,具体工作还是由张昌宗总领。编辑部成员还有给事中徐彦伯、判官徐坚、起居注刘知几,等等,任何一位都比张说资格老、地位高。
当然,毛毛虫也必然会成长,否则就不合自然规则了。张说小心翼翼地挣扎了一下,发现了一丝微弱的光亮:张昌宗不学无术,只是广引文词之士,高谈阔论,“历年未能下笔”。领导无能,刊物无法面世,这对张说等人来说,无疑是个出头的机会,他和徐坚私下里计议,咱主动一些,把刊物搞出来,虽然大功劳还是主任的,但这是为千秋立言的大事,不可计较功劳,徐坚深以为然。于是,他们二人“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
终于,《三教珠英》与读者见面了。武则天是个明白人,知道功劳是谁的,她迁张说为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主考官),不久又擢任凤阁舍人。何谓凤阁舍人?这个官不可小觑,“凤阁”在唐代,是皇帝最高秘书机构--中书省的别称,凤阁舍人就是中书舍人,地位仅次于中书令,相当于副部级高官了。张说愉快地发现,自己这只毛毛虫居然在变化,一不小心长肥了。
启示:为官之道,不能光听领导的。唯领导马首是瞻的话,倘若领导是个庸才,那么,“将怂怂一窝”,整个团队恐怕出不了任何政绩,做不成任何事情。领导不做事,那就由得他,下属应自己干,除非下属也自认为是怂人一个。为了避免因纠正领导错误而招致穿小鞋,下属应有意识地用实际工作业绩去纠错,而不是单靠语言。下属埋头干出了成绩,领导有份,大家都有份,皆大欢喜。有道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级主管部门的眼睛也不瞎,放心,干活的不会吃亏。
由戒而定,一只“丑陋”的蛹。
长安三年(703年),张说的原领导张昌宗及其弟张易之诬告御史大夫魏元忠篡逆,说老魏同志在背后议论武则天:太后老了,不如跟太子靠得住。武后一听就火了,把魏元忠打进牢监,准备亲自审讯,并且要张昌宗他们两人当面揭发。
这话也确实最能捅进女人的心窝子,因为女人都怕人家说自己老。显然,魏元忠虽说为人耿直,却绝不会犯傻到说出这等没水平的话的地步,许多官员根本就不相信,张说也不信。事实也是如此,张昌宗就明显感觉不怎么自信,他想找一个人作伪证,找谁呢?当然还是找原先的老部下比较靠谱。
他找到了张说,许诺说,只要你答应帮老领导的忙,将来你的仕途,保证如温度计插进开水里--直线上升。张说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老领导放心,不帮您,我帮谁去?看着张昌宗远去的背影,张说嘴角露出笑意:帮你这等货色,老张岂非自污名声?尽想美事呢。
第二天,武则天上朝,双方对质半天也无结果。张昌宗说:“我有证人,张说就亲耳听到魏元忠说过这些话,不信,可以找他来作证。”武则天立刻传令张说进宫,问他:“你听到魏元忠诽谤朝廷的话了吗?”魏元忠高声叫了起来:“张说,你想跟张昌宗一起诬陷我吗?”张说回了一声:“魏公枉做宰相,竟说出这种不懂道理的话来。”张昌宗一看不对头,赶紧催促:“你别去管他,快来作证。”张说向武则天说:“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他张昌宗还这样胁迫我,可以想象他在宫外是怎样作威作福了。现在我不能不实话实说,我确实没听魏元忠说过反对陛下的话,只是张昌宗逼我做伪证罢了。”
在赵炎看来,张说的这种“出尔反尔”,实是一种戒慧,宁愿作出牺牲,也不违正义之道,就是有所“戒”。形似毛毛虫作茧自缚变蛹的智慧,可以躲过鸟儿的窥视,避过风雨的飘摇,绕过烈火的肆虐。当时的政局,明眼人均能看得出来,武后确实老了,而武氏家族和李唐集团的暗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王朝该往何处去?将来是姓武,还是姓李,实在难以预测。这种时候,离开是非之地,或许就是避灾的大智慧了。
果如张说所料,武后明知魏元忠冤枉,张说说了实话,但她依然偏袒张昌宗兄弟,当面训斥张说:“你真是反复无常的小人。”还命令侍从把张说抓起来审讯。张说横下一条心,你说我“反复无常”,那也随便你,我愿意做一只“丑陋”的蛹,麻烦你尽快将我赶出朝廷。不久,魏元忠被贬,张说也被流放于岭外的广西钦州,一直到中宗复位,他才回归朝廷。
由戒而定甘为蛹的智慧,张说曾多次使用。比如中宗复位,政权归了李唐正统,他回来了,做兵部员外郎,后转工部侍郎。两年后母亲去世,张说按例丁忧,回了老家。其间,中宗多次欲起复张说,授黄门侍郎之显要官职,张说却推辞不受。为什么?当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张说为什么推辞?其实不难理解,朝政被韦后掌控,乱象环生,危机四伏,回来干嘛?三年后服丧期满,恰好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势力压过了韦后,张说又回来了,做工部侍郎,不久改为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他在帮助李隆基消灭韦后、安乐公主,使得唐睿宗顺利即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智囊作用。
还有一次是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欲召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但均未成功。玄宗仍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任相后,张说私自(注意这个词)到岐王李范家申述诚意。这是一着险棋,今天看来,是张说故意而为。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他想离开了。后来姚崇果然告发了此事,张说顺利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不久再贬为岳州刺史,远远地躲了开去。
生命的化妆:蛰伏中的蛹。
蛰伏,是由戒而定(化蛹),并非啥事不干,而是一个不断自我充电的过程,是历练、提升自己修为和能力的过程,最终实现由定生慧的目标(化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张说就是把“定”的过程当作是人生一次又一次的历练,而且他的每一次历练,基本都会有所斩获。
张说在外一呆就是六年,居然呆出瘾来了。故交苏瓖之子苏颋擢任宰相,上奏为张说说情:“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啥意思?就是说,张说有人望,而且对国家有大功,不能老是让他呆在偏远的地方啊,玄宗同意了。但张说婉言谢绝,还是不想回来。于是朝廷在开元六年(718年)二月,迁张说任荆州长史。不久又迁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今北京)都督。
还未到破茧化蝶的时候。张说这只落寞孤寂的蛹,甘愿生活在偏远的黑暗之中,它“丑陋”却并不笨拙的身躯,让自己如此的恬静与惬意,甚而游刃有余。看似连思绪都不曾有过放飞的欲望,似乎这种淡泊的生活就是自己永远的幸福和梦想。其实不然,张说是想在蛹
中蛰伏,时间长一些,再长一些。一个人想成长,就必须克制自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赵炎以为,张说的所想,大概就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吧。
这一年,契丹首领李失活(名字有点怪)死,臣子可突于争权,发生了内乱。唐朝派兵镇压,结果失利。张说上表陈述利害:“臣熟知幽州兵马寡弱,率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仓粮全无贮积。”因此,他请求加强战备,以防止边患。
在此期间,张说考虑到“国储未赡,边军未息”,为了“静人业农”,他上表请求屯田:“臣闻求人安者莫过于足食,求国富者莫先于疾耕。臣再任河北,备知川泽。窃见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灌汤阴,若开屯田,不减万顷,化萑苇为粳稻,变斥卤为膏腴,用力非多,为利甚博。”因此,他希望朝廷“不失天时,急趋地利,上可以丰国,下可以廪边,河漕通流,易于转运,此百代之利也”。屯田既可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又方便了水利交通,是一项很有益的措施。
也正是这一系列充满真知灼见的建议,使得“迷失”中的唐玄宗在心中对张说燃起了巨大的希望。这种希望是有铺垫的,因为早在玄宗即位前,张说的智慧已经在发挥作用了。比如,睿宗景云年间,有大臣造谣说:“最近有术士预言五日之内有军队进攻皇宫,大家说怎么办?”此时天下兵权尽在太子李隆基手中,这分明是在说太子谋反。张说当即想出一招,他出班奏道:“臣以为这是一些人散布的谗言,他们主要是想诬陷太子罢了。皇上如果以太子监国,处理朝政,加强太子的实权地位,则君臣名分就会固定下来,有利于稳定人心和政局。弄奸的小人就没有胆量再搞破坏,这样流言蜚语就不会再有人传播了。”张说的建议,得到睿宗的赞同,下诏自即日起由太子监国执政,从而为李隆基顺利接班奠定了基础。
启示:宋代贤哲范仲淹说: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可以这样说,张说的蛰伏为蛹之道,跟范仲淹比较,也差不了多少。居庙堂,无论政局多么险象环生,张说尽力而为,绝无懈怠;处江湖,无论多么风高浪急、提心吊胆,张说想的还是社稷江山和君上。用今天的话来说,张说一心想的是为国为民。
尽管有一个诅咒的声音在阴暗的角落不停响起:“别出去啊,外面的世界将是你生命结束的地方!”可张说笑了:“为天下计,是我一生的梦想,纵然生命短暂,我也要美丽释放到极致!”于是,有一只“丑陋”的蛹,它奋力地再次挣扎,虽然撕心裂肺的疼痛让它几近昏厥,这只蛹还是用尽一生的力量在挣扎,它要结束“定”的日子,化为美丽的蝴蝶。
乘势而出,羽化蝶飞。
在开元七年(719年),是唐玄宗“迷失”的年份,也是张说开始受到重用并愉快接受重用的年份,这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时代的需要。盛世景象初现端倪,正是臣子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远在幽州的张说比谁都清楚;而王朝处于发展强盛的拐点,唐玄宗也需要张说这样的既懂文治又谙武功的忠良臣子辅佐,君臣可谓一拍即合了。所以,这一年,唐玄宗任命张说检校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从这种看似奇怪的任命中,不难发现唐玄宗的某种心理期待:文治离不开张说,武功同样也得仰仗张说。
张说没有让唐玄宗失望,他在当年就提出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安抚和睦政策的主张,圆满解决了唐与契丹的纠纷;开元八年(720年)秋,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拔曳固、同罗诸部人心思乱,为了平息事端,张说只率二十从骑,持节去各部安抚,晚上还住在他们帐中。拔曳固、同罗诸部听到后深为感动,“由是遂安”。开元九年(721年)四月,原突厥降将康待宾诱使诸降户反叛,还暗中与党项通谋。张说以万人出击,打败了康待宾,招抚了党项,还奏请设置麟州,“以镇抚党项余众”。
看到张说这只原本蜷缩的蛹终于化蝶而出,翩然在“花丛”中,唐玄宗很是感到安慰,同年九月,即召拜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离宰相的位置仅一步之遥。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进为中书令,行宰相之权,进行政治、军事及文化改革。
政治上,他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同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这一改制,使政事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由宰相议政之所变为朝廷最高权力机构。
文化革新上,他支持玄宗“延礼文儒,发挥典籍”,认为“所益者大,所损者微”。开元十三年(725),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定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张说以宰相为学士知院事。他虽然地位显赫,却很谦逊。玄宗欲授张说为大学士,他推辞说:“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后来在集贤院举行宴会,照旧例,官位高者先举杯,张说欲打破陈规,便对诸士子说:“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于是,众学士一起举杯同饮,一时传为佳话。
军事上,张说奏请精减边防兵员,将六十万改为二十万,“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妨农务。”他还着手对府兵制度进行改造,提出士兵“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放免,屡次征镇者,则十年免役”。但这个新制度并未能付诸实施。张说的精减边兵、改革府兵,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张说的改革,历时七年之久,一直到开元十八年(730年)张说生病。这个七年,是张说与玄宗“蝶儿双飞”的七年,也是开元盛世最基本的七年。这年十二月,病痛犹如电流一般袭向张说,他去世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在饱览了一番明媚的阳光后,轻盈地扑向大地温暖的怀抱!玄宗痛失柱国,赠其太师,谥曰文贞,还亲自为张说撰神道碑文。
其后,唐玄宗再次“迷失”,他再也想不起朝廷里还有谁可以让他不再“迷失”。李林甫的上台,旋即杨国忠主政,大唐历史遭遇到一个又一个“凄厉”的拐点,而唐玄宗也在这些拐点处一次又一次“迷失”下去,大唐盛世华章最终戛然而止。(赵炎)
《福建省委《海峡通讯》约稿,刊于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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