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两汉经学体制也逐渐确立起来。在这一体制下，经学更多地被赋予经世致用的现实功能，“春秋决狱”就成为这一时期经学特征的直接体现。自此之后，经学逐渐被诠释为政治哲学，成为指导传统社会和传统政治的主导学说，而这是与先秦经学的不同之处。
经学是基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衍生出的一系列传注所形成的庞大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资源与普遍意识，因其专注于个人的人格培育与价值彰显，由此在中华文明与华夏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核心价值的形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后人的视野中，“六经”与儒家关系紧密，甚至成为其代表符号。但是从历史上看，先秦时期的“六经”绝非儒家一派的典籍，而是那个时代共同的思想资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指出，诸子“其言虽殊”，却相辅相成，都属于“六经”支系与流衍。换言之，诸子思想尽管异彩纷呈，但都根基于一个共同的思想资源，即“六经”。
《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大夫申叔时在论述如何教育楚国太子时曾提及《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典籍。这些都是用来教育楚国太子的教材，更广泛地说，应当是当时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本。其中，《世》《故志》《训典》之类的典籍应和《尚书》相似，而《春秋》《诗》《礼》《乐》更是与流传后世的“六经”名称相同。当然，名称相同并不意味着内容相同，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之间的文本差异已经世所共知。不过，即使申叔时所提到的贵族教本与后世之“六经”存在差异，二者也必共享相同类型的题材。从其相同的名称至少可做出这一推断。换言之，申叔时所说《春秋》《诗》《礼》《乐》与后世“六经”之《春秋》《诗》《礼》《乐》应属于同类文献。因此，所谓“六经”中的材料，在先秦时期都是用来教授贵族子弟的教材。
随着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加剧，经典教育不再属于贵族的特权，而是逐渐普及到整个社会。孔子借“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实现了经典著作的平民教育。不管是教授贵族的申叔时，还是教授平民的孔子，二人所使用的教材都表明“六经”在先秦时期是属于整个社会的思想资源。即使在战国诸子争鸣阶段，学派之间思想或许有诸多差异，但是“六经”作为共同的思想资源，仍然得到普遍的认可。
在先秦时期，“六经”等经典通过教育体系，其影响力遍及整个社会，由此这个时代也打上了“六经”的烙印，而这必然使其在形塑个人气质乃至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六经”的这一教育作用，《国语》申叔时已有所论及，如他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礼记·经解》也记载了孔子对“六经”教育作用的论述。在孔子看来，“六经”对一国之教的影响极大，而具体落实处就是个人的修养。如《诗》即是教人“温柔敦厚”，《书》是教人“疏通知远”，《乐》是教人“广博易良”，《易》是教人“絜静精微”，《礼》是教人“恭俭庄敬”，《春秋》是教人“属辞比事”。尽管“六经”在教育过程中所起作用不同，但始终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体——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六经”专注于个人培育，是为人这一主体的修养服务的，而这正是先秦时期“六经”自身价值的最终体现。因此，不应脱离人来谈经学。总之，在经学的发源阶段，经学文献都是作为教本供贵族和平民子弟学习之用，其目的是修身育德。这一本旨既是先秦经学的重要特征，也是经学发源的根基所在。不过，随着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两汉经学体制也逐渐确立起来。在这一体制下，经学更多地被赋予经世致用的现实功能，“春秋决狱”就成为这一时期经学特征的直接体现。自此之后，经学逐渐被诠释为政治哲学，成为指导传统社会和传统政治的主导学说，而这是与先秦经学的不同之处。
自先秦至现代，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始终是近百年来的重要话题。而经学以人为核心的本旨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一个重要纽带。对先秦经学这一本旨的坚持，使得经学具有了现代存在的价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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