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社。崇祯二年(1629)成立于吴江(今属江苏)，系由云间□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阳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主要领导人为张溥、张采，他们都是太仓人，又曾同窗共读,“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张采《祭天如兄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读书士人为砥砺文章，求取功名，因而尊师交友，结社成风，而以江浙一带尤其。万历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到天启年间更出现了阉党擅权局面，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都有人甘当魏忠贤的死党。张溥等人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戈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所以联络四方人士，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陆世仪《复社纪略》）。复社的主要任务固然在于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但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以东林后继自任，主张“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吴伟业《复社纪事》），反映着“吴江大姓”等江南地主、商人的利益，又与这一带市民阶层的斗争相呼应，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基础。它的成员主要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有2255人之多，声势遍及海内。该社春秋集会时，衣冠盈路，一城出观，社会影响极大。主要集会有吴江尹山大会(1629)，南京金陵大会(1630)和苏州虎丘大会(1633)。这几年间，许多复社成员相继登第，声动朝野，而许多文武将吏及朝中士大夫、学校中生员，都自称是张溥门下，“从之者几万余人”(杜登春《社事始末》)。为此招致执政大僚温体仁等的嫉恨，又有陆文声等上疏参劾二张“倡导复社以乱天下”。于是朝廷下严旨察治。幸有周延儒出任大学士，此案才未酿成大狱。不久张溥病死，这是复社活动的第一阶段。
清兵入关前后，复社成员有所分化。周钟参加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为李起草登基诏书，而多数人成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干。在南京的复社士子不满于阮大铖招摇过市,贪赃误国,曾联名写出《留都防乱公揭》，公布阮大铖的罪状,迫使他“潜迹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后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把持朝政，对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迫害。清兵南下时，复社不少成员仍坚持武装斗争，陈子龙、夏允□在松江起兵，黄淳耀、侯□曾领导嘉定军民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都不屈而死。明亡以后，一些著名的复社成员又遁迹山林，顾炎武、黄宗羲等总结明亡教训，专心著述，杨□，方以智、陈贞慧等则削发为僧，隐居不出。这些行动，是与复社提倡气节，重视操守的主张相一致的。也有少数人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入仕清朝。这是复社活动的第二阶段。
复社成员在文学方面受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影响颇深，“志于尊经复古”,祖述“六经”,并无特别的创见。但由于他们身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又积极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所以在创作中大都能注重反映社会生活,感情激越,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这就有别于前后七子的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竟陵派的空疏，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的文学家。诗词方面造诣较高的有吴伟业、陈子龙等，他们的诗作凝炼深沉，对时政的浑浊有所揭露，关心民生疾苦，尤擅七言歌行。散文方面张溥风格亢爽、文笔跌宕，黄淳耀简洁明晰、活泼有致，侯方域富于浪漫气息，各有特色。
复社成员在经学方面也有成就。张溥、张采等人曾“分主五经文章之选”，提倡熔经铸史，整理古籍文献。入清以后,顾炎武、黄宗羲等继续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和研究社会问题，开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新风。
明末文社。崇祯初年创立于江苏松江。倡导人为夏允□、杜□徵、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等，这六人又号为“□社六子”。其社名的含义是“□者，绝学有再兴之□，而得知□其神之义也”（杜登春《社事始末》）。□社曾并入复社，但其成员不卷入政治派别之争，且取友极严，非师生子弟不准入社，以“尽取友会文之实事”，□社成员，每逢三、六、九聚会诗酒唱酬，会友曾多至百人。
□社的文学观点受前、后七子复古影响较深，崇尚《文选》，曾仿《文选》体，将会友文章汇刻为《□社壬申文选》及《□社会义》。较有成就的作家有陈子龙、夏完淳等，他们的诗文具有充沛的感情，后期创作尤其注重反映现实生活。清兵入关后,他们坚持抗清,不屈而死。徐孚远在明亡后到台湾继续组织“海外□社”。入清以后，□社分为若干小社，其活动至康熙初年因受禁而终。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自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诘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王慎中、唐顺之以及与他们同时的李开先、陈束、赵时春、任翰、熊过、吕高号称“八才子”，力矫李、何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值李梦阳、何景明去世而后七子尚未继起的复古主义的间歇期，一时影响颇大，李、何文集几乎受遏不行。比王慎中、唐顺之稍晚的茅坤、归有光却正当后七子主持文坛的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前七子衣钵。再次发起复古运动,剽□古人,求附坛坫，天下无不靡然成风。茅坤、归有光与王、唐趣尚略同，归有光以一“穷乡老儒”毅然与后七子抗衡，排□而不余遗力，其精神尤为难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摹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王慎中说：“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几》)唐顺之的《文编》，选入《左传》、《国语》、《史记》等古文和韩柳欧苏曾王等大量作品。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提倡唐宋文，影响深远，其书盛行海内。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曾，易诘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王慎中提出文章要能“道其中之所欲言”（《曾南丰文粹序》），就是要抒发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唐顺之认为“文字工拙在心源”，说作者只要“心地超然”，就是“千古只眼人”,“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否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答茅鹿门知县书二》）。茅坤更进一步，强调文章家不只是要求之于“心源”，还要体察物情，莫逆于心。
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尖锐的。唐顺之在《答蔡可泉书》中说复古派的作品“本无精光,遂尔销歇”,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归有光对当时负有盛名的王世贞的批评亦十分激烈，他指王世贞等为“一、二妄庸人”，而众人将王拥立为“巨子”，“争附和以诋排前人”，他说：“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项思尧文集序》）复古主义者“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与沈敬甫书》）。这是针对王世贞等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论调所发，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
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归有光善于抒情、记事，能把琐屑的事委曲写出，不事雕琢而风味超然。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记》、《见树楼记》、《女二二圹志》等等。王锡爵在《归公墓志铭》中称他的这类散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黄宗羲则尤其赞赏他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一些散文。“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
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子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妇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捧场的文字。他们主张的“胸臆”、“心源”，指的是道学家的内心世界。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复陈五岳方伯书》)可见他们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着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站在道学立场是不能动摇复古派的根基的。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台阁体主持文坛风气凡百年之久，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也指出了复古派的毛病，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即继承了它的传统。
明代戏曲文学流派。也称“玉茗堂派”。其领袖人物是汤显祖。因汤显祖的祖籍是临川(今江西抚州),时人称他为汤临川，汤显祖的戏曲作品总名“玉茗堂四梦”，“临川派”和“玉茗堂派”因而得名。向来认为属于此派的曲家还有来集之、冯延年、陈情表、邹兑金、阮大铖、吴炳、孟称舜、凌□初等。汤显祖的思想与李贽、徐渭、三袁同属反对传统礼教、批判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他的戏曲理论强调创作不应受形式、格律的拘束,强调作家的才情,倡导以自我为中心的神情合至论,特别重视个人的感情作用,以感情说反对道学家的性理说,“临川四梦”(即“玉茗堂四梦”)就是这些理论的实践。从万历年间开始，汤显祖与沈□等人曾在创作主张上有过长时间的争论和辩难。汤显祖强调“曲意”,主张“意趣说”，反对吴江作家“按字模声”、“宁协律而不工”的主张。汤显祖还重视创作上发挥作家的想象、语言上讲究“机神情趣”，既要本色，又要有文采。
在激烈的争论中，汤显祖对沈□格律说的否定也有偏颇之处，但在创作思想上反对明初以来戏剧创作上形成的道学气，起到了振兴曲运的积极作用。
在汤、沈争论中，一些吴江派戏曲家如王骥德、吕天成和被认为属临川派的凌□初等能持诚恳、公正的态度。他们既承认沈□于曲学“法律甚精”的长处，也不回护沈□“法胜于词”“毫锋殊降”的不足，在充分肯定汤显祖作品“奇丽动人”、“境往神来，巧凑妙合”的同时，也指出他“略短于法”的瑕疵，因而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在明清之际，出现了两派逐渐合流的局面。这场争论，对于晚明至清代中叶传奇戏曲的鼎盛，对于李玉、李渔、洪□、孔尚任等戏曲大家的出现，都起了促进作用。
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向来认为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史□等。沈□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他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厘定曲谱、规定句法,注明字句的音韵平仄，给曲家指出规范。沈□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沈□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不工”，也要“协律”。他提倡戏曲语言要“本色”，原本意在反对明初的骈俪颓风，但由于他把“本色”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言俚语”、“摹勒家常语”，也产生了弊病。沈□等人与汤显祖于万历年间曾经在创作方法上有过一场为时不短的激烈争论。由于吴江派的革新主张主要体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因此，这种革新的影响和意义就远逊于临川派，甚至为后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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