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中山来的戏子服饰鲜丽，郑燕来的的女姬则各有高超的技艺。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汇集到汴京来．都唱着周宪王编著的剧本。她们唱着唱着，从白天演到晚上，月亮出来，银光倾泻，似在金梁桥的大地上铺了一层自霜。人间的灯火与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盛况空前。
注释
①汴京：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五代的梁、晋、汉、周及北宋皆定都于此，故称汴京。
②元夕：元宵，农历正月十五夜。
③中山孺子：泛指中原地区的青年。中山，古国名，在今河北定县，唐县一带，后被赵武灵王所灭。见《史记．赵世家》。
④郑女燕姬：泛指北方少女。燕、郑。皆春秋战国时国名。燕的辖境在今河北省北部，郑的辖境在今河南省郑州一带。
⑤擅场：压倒全场，指技艺高超出众。
⑥宪王：指周宪王朱有炖（1379－1439），周定王朱捕的长子，明太祖朱元璋之孙，精通音律，号诚斋，自称全阳子、老狂生、锦窝老人，所作杂剧《曲江池》、《义勇辞金》等三十一种．今俱存。又有《诚斋乐府》行世。是著名的戏曲家，见《明史·诸王传》。
⑦金梁桥：汴梁桥名。
赏析：
这首诗是作者在汴京观看元宵佳节的盛况时所作。以形象精彩之笔，描写月夜歌唱的场面，十分生动而又韵味悠然，全诗没有一句正面描写歌声，但又句句关涉歌声，在委婉的措辞中，把歌声表现得十分动人。
这首诗开始两句，先从来自各地的伶人粉墨登场写起。先写北方的男性青年——“中山孺子”，这些挑选出来参加歌唱的男青年本来就已经标致，再穿上入时的新装，打扮起来，变得更加帅气。再写北方女子——“郑女燕姬”，这些参加演唱的女子当然也是挑选出来的美女，她们胜过众人，压倒全场。中山少男、郑燕少女都善演戏曲，说明当时杂剧传布的盛况。开始这两句虽然旨在点明演唱的人员，但又并非是纯乎客观的介绍，诗中“倚新妆”、“独擅场”应是互文见义，“倚新妆”的“倚”字，“独擅场”的“独”字，都暗含着一种互相比赛，争妍斗艳之意，男女的情态得到了生动的表现，那种热烈、欢乐而又兴奋的场面，也凸现出来。这时虽然还没有写到他们的歌唱，但人们可以想见，这些英俊的男子、漂亮的女子的歌声，应该十分美妙。而少年男女争扮周宪王剧中人物，也使读者对当时剧界的风气颇有所领会。从侧面反映了汴京作为古时都会，在历受金元劫难之后，经明初的休养生息而恢复生机，重现繁华，其民俗风情，也通过这两句表露出来。
第三句是前两句的拓展，“齐唱宪王春乐府”作为全诗的中心，终于写到了歌唱，主要表现男女声齐唱时的情形。不过诗句中也并没有写到歌声如何，只点明歌唱的形式是“齐唱”，歌唱的内容是“宪王”的“春乐府”。据《明史·诸王传》，宪王即朱有墩，世称周宪王。他能诗善画，谙晓音律，是明初影响较大的散曲、杂剧作家，剧作达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这里演唱的是他的乐府中的一种。地位这样显赫、成就又很高的人物的乐府，自然是十分美妙的了。用男女声“齐唱”的形式来演唱，不仅声音宏大，而且刚柔相济，雄浑中有清脆。“齐唱”二字，刻意渲染出元宵欢庆，万民同乐的情景，给人的感觉是舞台上伶人的演唱与舞台下观众的和唱一起进行，场面肯定是热闹之极。这里仍然只是暗示，没有正面去写歌声，但却使人有如闻其声的感觉。
直到最后一句，不仅没有写到歌声，反而宕开笔端，写起了戏曲表演场地旁金梁桥外的夜景和天上的月色。“金梁桥”在汴京，从桥上望过去，那一轮明月正遥挂天际，洒下如霜的清光，给整个汴京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全城变得朦胧、幽邃，更加显示出动人的韵致。“月如霜”之清冷幽静，与前面所描绘的欢庆热闹情景似乎不相吻合，然而这一句实际上却是诗人的神来之笔，以淡墨衬浓彩，余韵宛转，余味曲包，深得唐人竹枝词之妙。此时，那男女齐唱“春乐府”的歌声，不仅响彻全城，而且在月光中也更加清亮，仿佛从地上直飘向月宫。这一句，作者是以景衬声，在诉诸视觉的月色中，暗暗包含了诉诸听觉的歌声，这样一衬，歌声似乎显得“形象化”了，好像看得见，摸得着，更给人以清晰、深刻的印象。作者巧妙的安排，使得诗歌最后更加耐人含咀，神味隽永，情韵不匮。
《汴京元夕》寥寥四句，再现了汴京元宵之夜演出戏曲时演员擅场，众人齐唱的欢乐场面。流畅自然，清丽可喜，颇有唐竹枝民歌风味，为其集中七绝之佳作。
诗人李梦阳原籍甘肃庆阳，其父李正曾担任开封周王府教授，于是诗人全家迁徙到开封，开封就成了诗人的第二故乡。后来诗人在庆阳时回忆汴中的繁华景况，写下了这首诗。
李梦阳（1472-1530)，字献吉，号空同，汉族，庆阳府安化县(今甘肃省庆城县)人，迁居开封，工书法，得颜真卿笔法，精于古文词，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复古，《自书诗》师法颜真卿，结体方整严谨，不拘泥规矩法度，学卷气浓厚。明代中期文学家，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
李梦阳与何景明并称文坛领袖。十一岁时（成化十八年，1482）随父徙居开封，其父李正时为周府封邱王教授。二十一岁时（弘治五年，1492）李梦阳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因当年其母高慧去世，两年后其父又去世，李梦阳一直丁忧在家，未授官职。一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拜户部主事，当上了一个正六品的官员，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李梦阳出身寒微，兼之他为人犟直，入仕不久，当其监税三关时，就第一次触犯权贵而下狱。据李梦阳《下吏》诗自注：
张氏即张鹤龄，孝宗张皇后弟，时封寿宁侯。这位国舅爷招纳无赖、罔利害民。梦阳向皇帝刚直进言，揭露了张的恶行。寿宁侯匆匆反扑，抓住梦阳奏疏中最后一句“厚张氏者至矣”几个字，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手法，硬将揭露张国舅之“张氏”说成是讪骂张皇后之“张氏”。当时“皇后有宠，后母金夫人愬不已。帝不得已，系梦阳锦衣狱”（《明史·李梦阳传》）。幸亏孝宗还算明白，很快就将梦阳放了，并召张鹤龄进宫训斥了一顿。但李梦阳受此屈辱，怒气不平，“他日，梦阳途遇寿宁侯，詈之，击以马箠，堕二齿。寿宁侯不敢校也”（同上）。在第二次与权豪势要的斗争中，李梦阳冒着杀头的危险，直言上疏劾奏国戚，甚至于事后还怒打皇亲。虽然也曾被抓入狱，且损失了三个月的俸禄，但在朝廷之上却赢得了刚直的好名声。当年五月，孝宗卒，武宗即位。梦阳官升一级，进户部员外郎，从五品。第二年，正德改元，梦阳又进郎中，正五品。武宗即位后，原在东宫的一帮旧阉当权，干扰朝政、横行霸道，朝中正直官员多所不满。户部尚书韩文得内阁三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支持，令梦阳执笔代作疏劾宦官，率群臣请诛刘瑾等八虎，此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李梦阳《代劾宦官状疏》所附《秘录》中记载：“韩文每朝，退对属吏，言辄泣泪数行下，以阉故。而郎中李梦阳间说之曰：‘公，大臣也！义共国休戚，徙泣何益？’韩公曰：‘奈何？’
曰：‘比谏臣有章入，交论诸阉，下之阁矣。夫三老者，顾命臣也。闻持谏官章甚力。公诫及此时率诸大臣殊死争，阁老以诸大臣争也，持必更易，力易为辞，事或可济也。’韩公于是捋须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报国。’翌日早朝，韩公密叩三老，三老许之，而倡诸大臣，又无不踊跃喜者。韩公乃大喜，退而召梦阳，令具草。”
李梦阳代韩文草拟的，就是那篇有名的《代劾宦官状疏》。此疏九月上呈，十月，韩文率廷臣力争。谁知正德皇帝却在这个月让刘瑾入司礼监，“罢户部尚书韩文，勒少师刘健、少傅谢迁致仕”（郑晓《今言》。刘瑾“勒罢公卿台谏数十人，又指内外忠贤为奸党，矫旨榜朝堂”（同上）。以“五十三人党比，宣戒群臣”（《明史·武宗纪》）。梦阳自然在五十三人之列，但由于当时刘瑾并不知劾章出梦阳之手，仅将其于正德二年（1507）春二月放归田里。第二年五月，刘瑾得知劾章乃梦阳代草，又矫旨将梦阳从开封抓到北京下狱，必欲杀之而后快，幸“康海为说，乃免”（《明史·李梦阳传》）。直到当年八月，梦阳才被赦出。李梦阳第三次对权豪势要的斗争，更显示出他倔强的性格和惊人的胆略，政治色彩也更加浓厚。劾奏八虎之事，虽由韩文出面领头，实际上却是由李梦阳主动策划的。这件在当时震惊朝野的大事，无疑进一步提高了梦阳的威信。
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伏诛。第二年四月，诏梦阳起复，迁江西按察司副使，正四品。当年五月赴官，六月到任。这是李梦阳第四次升官，也是他仕宦的终点。这一年他刚好四十岁，但他刚介耿直的个性并未改变。到江西后，李梦阳首先没搞好与总督陈金的关系。“副使属总督，梦阳与相抗，总督陈金恶之，监司五日”。接着，又与巡按御史江万实闹翻了。“会揖巡按御史，梦阳又不往揖，且敕诸生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御史江万实亦恶梦阳”。与此同时，梦阳又得罪了淮王佑棨。“淮王府校与诸生争，梦阳笞校，王怒奏之”。在这前后，梦阳还与参政吴廷举有矛盾。“参政吴廷举亦与梦阳有隙，上疏论其侵官”（均见《明史·李梦阳传》）。这些人纷纷搜集材料，打击梦阳，正如梦阳自己所言：“仆此一言一动，悉为仇者所搜罗。江御史搜罗者二，吴廷举者二，淮人者三。”（《与何子书二首》其一）
矛盾加剧后，总督陈金命布政使郑岳勘此事。梦阳不甘示弱，进行反击，“执岳亲信吏，言岳子沄受赇，欲因以胁岳”（《明史·郑岳传》）。糟糕的是：“宁王宸濠者，浮慕梦阳，尝请撰阳春院记，又恶岳，乃助梦阳劾岳。”（《明史·李梦阳传》）据徐缙《空同李公墓表》：“宸濠乃以诡术诱公，弗察也，未及乃觉，绝弗与见。”宸濠为了利用李梦阳打击郑岳而插手其间，更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当时江西上层人物之间剑拔弩张，以致“巡抚任汉顾虑不能决”（《明史·郑岳传》），只好请中央政权派人来解决这场大纠纷。“正德八年秋八月，给事中王爌有章言此事。”（李梦阳《广信狱后记》）“帝遣大理寺卿燕忠会给事中黎?amp;#93;按问。”（《明史·郑岳传》）
燕忠到江西后，于广信（今上饶）勘问此事。李梦阳《广信狱后记》云：“十二月，燕卿至广信府。明年正月二十八日，至广信就狱。是年三月事完。”这是正德九年（1514）的事，李梦阳《亡妻左氏墓志铭》云：“甲戌，李子以与江御史构，从理官于上饶。”在当年四月八日的《与何子书二首》其二中，梦阳又说：“勘事一、二日毕矣，而淹至三月二十五日始发回省城候命。”可知在勘审过程中，梦阳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孤立无援，处境可怜，况又是“卧病待罪”（李梦阳《广信狱后记》）。勘审结果，自然是梦阳败诉，诚如他自己所言：“臣以居官无状，得蒙宽谴，罢归。”（《宣归赋》自注）他彻底失败了，在仕途上翻了最后一个大跟斗。
在第四次与权豪势要的斗争中，梦阳自有其狂狷使气的一面；但就本质而言，他并没有错。无论顶抗总督也罢，拒揖御史也罢，鞭挞淮王府校也罢，执布政使亲信吏也罢，侵官也罢，梦阳所冲击、毁坏的，无非是达官贵人们的威势与尊严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空同子自有其独立的人格、耿介的气骨、可贵的精神。梦阳在当时当地是大得人心的，当他被羁广信狱时，竟有“诸生万余为讼冤”（《明史·李梦阳传》）。可见一斑。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嘉靖初，宸濠谋反被诛后，梦阳“坐为濠撰《阳春书院记》，狱辞连染”（《列朝诗集小传·李副使梦阳》），“御史周宣劾梦阳党逆，被逮。大学士杨廷和、尚书林俊救之”（《明史·李梦阳传》），才又一次免于杀身之祸。梦阳虽为当时黑暗官场所不容，但在士林中威信极高。“卒后，弟子私谥文毅”（《明诗综》卷二十九），可看作是时人对他的高度评价。
纵观李梦阳的一生，二十一岁中举，二十二岁成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终江西提学副使，四十三岁罢官家居。二十年宦海生涯，他格抵勋珰、指斥国戚、弹劾阉竖、陵轹台长，曾几番下狱、数次罢官，可谓清节不渝、胆气过人。论其诗，褒贬毁誉，自可再议；然论其人，则足称封建时代正直士大夫的典型。从他的宦海浮沉中，我们也就可以感受到封建官场之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