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的由来

 

    由于儒学在封建社会各学派中有至尊至高的地位，因而“儒医”是医家中最向往的目标及最高的称誉，尤其是在宋代发展到了顶点，医学被认为是实现儒家理想的级重要途径。

 

    范文正公（仲淹）在年轻尚未得志时，有一次去灵祠祷告求签，求得签后他问道：“日后能成为宰相吗？”得到住持否定的回答后，范文正公便回答说：“日后如果不能成为宰相的话，就作一个良医吧。”范文正公认为：作良相固然可恩泽天下，既然神灵不允，自己命运不济的话，那么能实现救人解难心愿的，就莫如良医了。因为作为良医“上可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民之厄，中可以保身长全”，除此以外，没有比这更好的途径了。此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就成为旷世流风、儒士箴言，也为一些不得志的文人学士团下托词，聊以自慰。当然，要成为儒医，就必须有一定的儒学修养，宋代设立了特有的教育机构——医学，它完全仿照太学之例。宋徽宗还为此特地颁诏，将医学教育脱离专管宗庙礼乐的太常寺而隶属国子监（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从而使医学纳人儒学教育体系，以“教养上医，广得懦医”。并且按等级任命医学官员，使儒医的地位得到确立、巩固井提高，从而为文人雅士开辟了一条“医而优则仕”的道路。儒医的提倡实质上起到了以儒学帮助医学、改造医学，促进医学发展的作用。

 

    宋代儒士往往以不知医为羞，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民间验方、家藏方，为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等都属于此类。同时，客观上受宋代儒学“格物致知”学风的影响，不少宋儒也将研讨医学作为格物致知的对象，如王安石即自称：“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谈，农夫女子，宁无所不问。”又如北宋末年曾官至通直郎的寇宗爽，宦游期间仍能留心医药，其发现当时本草著作不无脱误，于是深入实践，反夏验证，搜访十余年，终于写就《本草衍义》一书，宋太医学称此书“委是用心研究，意义可采”，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为研究本草的必读之物。又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写道；“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其也是弃儒从医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终成一代名家。以后清代兵部尚书，官至湖广总督的吴其浚所到之处广收植物标本，绘制成图，编著成《植物名实图考》,为我国第一部大型区域性植物（药物）志，对植物的分类及本草分类均有较大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土著医学在生产力低下的早期，对很多东西认为是“药”，除了童子尿，甚至粪便、坟场土，都可以入药，完全是愚昧无知的体现。例如中医认为粪便可以解毒，实际上中毒以后灌下粪便，完全是为了让人产生恶心感而催吐，在古代没有洗胃灌肠输液解毒药这些现代医学技术，只好用这些土办法，而现代科学和医学水平的发展，则可以将这些糟粕完全摒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