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练摊儿纯粹是因为熟悉我的朋友们断言,不管我卖什么,结果只能是亏。他们说我根本不善于讲价钱,而我认为我是善于讲价的,并且认为他们也太小瞧我了。我要向他们证明这一点,也要给自己争得另一种自信。
我没精力去倒卖什么。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供我拿到市场上去卖。最终我的目光落在一捆捆杂志上,那都是各个编辑部赠寄的,厚的三元多一册,薄的也一元多。赠寄给我的刊物,我几乎全都翻阅过,否则我觉得起码对不住编辑部。我又很爱惜,因此看过后打捆时,仍是崭新的。一捆一捆地摞放着,我常为它们感到惋惜,觉得应有更多人翻阅它们。有时我到大学去,便捎上几捆分送给大学生们,见他们喜欢,我觉得高兴。或者分送给厂里的门卫、司机,他们倒也不拒绝接受。谁说没人读纯文学刊物?他们只不过不愿花钱买罢了。对于不必花钱的新杂志,人们总会想——不要白不要。要了,进而又会想——不看白不看。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样一种不经心的情况之下看的,都是纯文学的一慰了……但是我从未想到拿它们去卖,至少那一天以前如此。
我家附近有早市,早市很热闹。我怕我的“货”和白菜、萝卜、蘑菇、豆腐、大饼、油条、瓜果之类摆在一起,缺乏起码的竞争力,便预先和“北影”“童影”的朋友们打了招呼,要求他们届时去为我捧场,营造些许购销气氛。我曾在电视讲座节目中,看过几眼片断,说是欲成功地销售什么,首先销售的是自己。意思是要注重销售者的自身形象,使购买者瞧着销售者温文尔雅而又诚实可信才好。好在我的脸天生有那么几分诚实可信,于是我刮了胡子理了发,很得意地修整了一番边幅……捧场者挺投入地捧场。由于我没跟他们讲清楚,他们竟省略了付钱给我这一关键环节——只是围着我的地摊挑,挑了便抱着或夹着扬长而去。不认识的人们见此情形,亦争相来挑选。
我说:“哎哎,热爱文学的同志们,这是要钱的!”
他们说:“还要钱啊!”
有的就放下,怏怏地走了。有的却反问:“刚才那些怎么就可以白拿?”
我一时语塞。于是他们觉得我好生没道理似的,也理所当然而且理直气壮地白拿了便走……顷刻我的摊前冷落,我的“货”已流失大半。
我正懊恼,一位五十多岁半秃顶的男人凑过来。
我说:“不白给,要钱的!”
他说:“那当然,这年头哪有白给的东西。”
我说:“厚的一元五,薄的八毛,绝不削价!”
他说:“我也没提出这请求啊。”
我说:“你要统统买,我倒也可以考虑照顾你几折。”
他说:“可惜都是近期的,我更希望要些早期的。”
我暗想,这人挺怪。我正是怕早期的有“大处理”之嫌,所以用自行车驮来的全是近期的,他倒偏偏希望要早期的。不管这些了,反正我的目的是诱使他掏出钱包来。放过此人,更待何人?
我便以诚实可信的口吻,神秘地说:“都买了吧,老同志!这刊物就要停了!最后一期保存在手,将来必有价值!”
他正拿起一册《收获》,听了我的话不禁“哦”了一声。
他问:“为什么?”
我更神秘地说:“还用问吗?商品大潮的冲击,厉害呀!你这一册里有作家×××的中篇。知道此人不?现实主义大师!这中篇捅了大娄子啦!还有这一册,×××知道不?他不久后要出国了,以后在国内刊物上再难见到他的名字了……统统买了吧!二十元怎么样?二十元买别的,你能买点啥……”
我神吹海哨,意在骗他的钱。
他说:“你知道的还不少呢。”
我说:“知道我是谁不?梁晓声。我说我有名气似乎不大谦虚,可说我一点儿也没名气等于骗你。我也要出国去了!美国某大学聘我去讲学……”
他说:“你就是梁晓声啊,仿佛听说过一点儿……”
总之在我的诚实态度的感召下,他买走了剩下的所有杂志。我极慷慨地搭上了铺地的旧塑料布。望着他推自行车离去,我心里别提有多么快活。赚别人的钱原来竟是如此愉悦的事,以欺骗的手段赚别人的钱,你甚至还会觉得对方是很值得你暗加嘲笑的。我想起不久前我就在这市场上买了三斤菱角粉,吃着感到黏稠可疑,于是请朋友找了个单位一化验,不过是淀粉渗了骨胶粉而已。我的快感中不但有骗人成功的愉悦,还有报复了谁的解恨的成分。
始终站在一旁的电影学院的一位朋友问我:“知道那是谁吗?”
我问:“谁?”
他说:“北师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啊!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他根本就不会相信你那些骗人的鬼话。”
“您怎么不早说!”
“那不就干扰了你的一桩买卖嘛!”
我望着远去之人的背影,一时愣怔……
这时,市场管理员走来,对我说:“小伙子,掏钱吧。我早就瞄着你了,罚款二十五元!”
我说:“我怎么了,你罚我款?”
他说:“怎么了?你无照经营。别人都是有临时摊照的,你有吗?别看这么多摆摊的,一张生面孔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我嘟哝:“只挣了二十元……”
他说:“我这有纸,你打个欠条,明天一早送五元钱来。作家,梁晓声,对不?你刚才向人家自我介绍时,我已经记在本上了。你不送来,我有地方找你……”
我只好乖乖地打了一張“欠罚款五元”的欠条……
(步步清风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你在今天还在昨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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