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练摊儿纯粹是因为熟悉我的朋友们断言，不管我卖什么，结果只能是亏。他们说我根本不善于讲价钱，而我认为我是善于讲价的，并且认为他们也太小瞧我了。我要向他们证明这一点，也要给自己争得另一种自信。
我没精力去倒卖什么。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供我拿到市场上去卖。最终我的目光落在一捆捆杂志上，那都是各个编辑部赠寄的，厚的三元多一册，薄的也一元多。赠寄给我的刊物，我几乎全都翻阅过，否则我觉得起码对不住编辑部。我又很爱惜，因此看过后打捆时，仍是崭新的。一捆一捆地摞放着，我常为它们感到惋惜，觉得应有更多人翻阅它们。有时我到大学去，便捎上几捆分送给大学生们，见他们喜欢，我觉得高兴。或者分送给厂里的门卫、司机，他们倒也不拒绝接受。谁说没人读纯文学刊物？他们只不过不愿花钱买罢了。对于不必花钱的新杂志，人们总会想——不要白不要。要了，进而又会想——不看白不看。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样一种不经心的情况之下看的，都是纯文学的一慰了……但是我从未想到拿它们去卖，至少那一天以前如此。
我家附近有早市，早市很热闹。我怕我的“货”和白菜、萝卜、蘑菇、豆腐、大饼、油条、瓜果之类摆在一起，缺乏起码的竞争力，便预先和“北影”“童影”的朋友们打了招呼，要求他们届时去为我捧场，营造些许购销气氛。我曾在电视讲座节目中，看过几眼片断，说是欲成功地销售什么，首先销售的是自己。意思是要注重销售者的自身形象，使购买者瞧着销售者温文尔雅而又诚实可信才好。好在我的脸天生有那么几分诚实可信，于是我刮了胡子理了发，很得意地修整了一番边幅……捧场者挺投入地捧场。由于我没跟他们讲清楚，他们竟省略了付钱给我这一关键环节——只是围着我的地摊挑，挑了便抱着或夹着扬长而去。不认识的人们见此情形，亦争相来挑选。
我说：“哎哎，热爱文学的同志们，这是要钱的！”
他们说：“还要钱啊！”
有的就放下，怏怏地走了。有的却反问：“刚才那些怎么就可以白拿？”
我一时语塞。于是他们觉得我好生没道理似的，也理所当然而且理直气壮地白拿了便走……顷刻我的摊前冷落，我的“货”已流失大半。
我正懊恼，一位五十多岁半秃顶的男人凑过来。
我说：“不白给，要钱的！”
他说：“那当然，这年头哪有白给的东西。”
我说：“厚的一元五，薄的八毛，绝不削价！”
他说：“我也没提出这请求啊。”
我说：“你要统统买，我倒也可以考虑照顾你几折。”
他说：“可惜都是近期的，我更希望要些早期的。”
我暗想，这人挺怪。我正是怕早期的有“大处理”之嫌，所以用自行车驮来的全是近期的，他倒偏偏希望要早期的。不管这些了，反正我的目的是诱使他掏出钱包来。放过此人，更待何人？
我便以诚实可信的口吻，神秘地说：“都买了吧，老同志！这刊物就要停了！最后一期保存在手，将来必有价值！”
他正拿起一册《收获》，听了我的话不禁“哦”了一声。
他问：“为什么？”
我更神秘地说：“还用问吗？商品大潮的冲击，厉害呀！你这一册里有作家×××的中篇。知道此人不？现实主义大师！这中篇捅了大娄子啦！还有这一册，×××知道不？他不久后要出国了，以后在国内刊物上再难见到他的名字了……统统买了吧！二十元怎么样？二十元买别的，你能买点啥……”
我神吹海哨，意在骗他的钱。
他说：“你知道的还不少呢。”
我说：“知道我是谁不？梁晓声。我说我有名气似乎不大谦虚，可说我一点儿也没名气等于骗你。我也要出国去了！美国某大学聘我去讲学……”
他说：“你就是梁晓声啊，仿佛听说过一点儿……”
总之在我的诚实态度的感召下，他买走了剩下的所有杂志。我极慷慨地搭上了铺地的旧塑料布。望着他推自行车离去，我心里别提有多么快活。赚别人的钱原来竟是如此愉悦的事，以欺骗的手段赚别人的钱，你甚至还会觉得对方是很值得你暗加嘲笑的。我想起不久前我就在这市场上买了三斤菱角粉，吃着感到黏稠可疑，于是请朋友找了个单位一化验，不过是淀粉渗了骨胶粉而已。我的快感中不但有骗人成功的愉悦，还有报复了谁的解恨的成分。
始终站在一旁的电影学院的一位朋友问我：“知道那是谁吗？”
我问：“谁？”
他说：“北师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啊！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他根本就不会相信你那些骗人的鬼话。”
“您怎么不早说！”
“那不就干扰了你的一桩买卖嘛！”
我望着远去之人的背影，一时愣怔……
这时，市场管理员走来，对我说：“小伙子，掏钱吧。我早就瞄着你了，罚款二十五元！”
我说：“我怎么了，你罚我款？”
他说：“怎么了？你无照经营。别人都是有临时摊照的，你有吗？别看这么多摆摊的，一张生面孔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我嘟哝：“只挣了二十元……”
他说：“我这有纸，你打个欠条，明天一早送五元钱来。作家，梁晓声，对不？你刚才向人家自我介绍时，我已经记在本上了。你不送来，我有地方找你……”
我只好乖乖地打了一張“欠罚款五元”的欠条……
（步步清风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你在今天还在昨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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