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娟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发达、繁荣的时代。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就文学而言，宋代诸体皆备。宋代是中国笔记文体成熟的时期。明人《五朝小说·序言》：“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平生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大抵道出了宋代笔记的特点和价值。宋代士人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最富才学、识见，最具胸怀、气度，最有人格、品味，同时幽默、谐趣、滑稽，笔记正是能更好地载录这种思想、性情、生活的文体样式。加之，宋代士人有浓重的评诗论文风气，或者君臣宴饮，或者公事之暇，或者生活小聚。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理论批评的一种专著形式，欧阳修最初创立诗话之体时便明确了“以资闲谈”的体制，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将之定位为“体兼说部”，也有了将之划为笔记一类。整个宋代笔记都具有这样“以资闲谈”的功用。宋代笔记作者即已经认识到笔记的文学批评价值。阮阅《诗总》自序说：“因取所藏诸家小史、别传、杂记、野录读之，遂见前所未见者。至癸卯岁，得一千四百余事，共二千四百徐诗，分四十六门而类之。”【2】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也称：“余今遂取元裕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3】所以宋代笔记既可成为当下文学创作可资借鉴的文体样本，又可成为探察宋代文学批评生态的资源宝库。在宋代笔记存录大量的评诗论文之语、众多的诗文批评理论命题，特别是宋代文人的文化人格和批评精神值得当今文学评论者品鉴与研究。
苏轼作为一位文化巨人，演绎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对于苏轼的文学成就与文艺思想，研究者多有阐释。在此，笔者特从宋代笔记中苏轼文学批评相关轶事的生动载录，探究苏轼批评思想，感受苏轼创作与批评方法，濡染苏轼批评精神与文化人格，以其对当下文学评论者形成有益的启示。
苏轼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成就，首先源于他对于文学的热爱。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对于文学，苏轼即为“乐之者”。“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4】可见苏轼把文学创作视为超功力的绝对快慰之事。
袁文《瓮牖闲评》载：“东坡昔守临安，余曾祖作倅。一日同往一山寺祈雨，东坡云：‘吾二人赋诗，以雨速来者为胜，不然罚一饭会。’于是东坡云：‘一炉香对紫宫起，万点雨随青盖归。’余曾祖则曰：‘白日青天沛然下，皂盖青斫犹未归。’东坡视之云：‘我不如尔速。’于是罚一饭会。”【5】在与其副手一同上山祈雨的政务之中开展命题为诗竞赛，并且以一饭会为惩，对于文学热爱之情可谓至极。
朱弁《曲洧旧闻》载：“东坡尝语子过曰：‘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
劣二人者。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二人皆辱与予游，同升而并黜。’”【6】在与其子苏过的言谈中娓娓道来秦观、张耒的学识、文章风格。
苏轼文思敏捷，识见深刻，源于他的刻苦读书、博学多才。孔子所言“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博学于文”（论语·颜渊）孟子所言“尚友”古人（《孟子·万章下》），苏轼的文学识见正是通过刻苦读书所成就的博学与涵养所致。“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补之《夜行》）是宋代社会读书风气的真实写照，“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7】，表现当时文学批评对于这种读书问学的导引作用。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公请曰：‘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对云：‘抄《汉书》。’公曰：‘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抄耶？’东坡曰：‘不然，某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抄矣。初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降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也。’他日，以语其子新仲曰：‘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可不勤读书耶！’新仲尝以是诲其子辂。”【8】朱载上与苏轼的对话中，可以看到苏轼刻苦攻读之至，抄写汉书三遍，提纲挈领背诵古籍，朱载上对其子“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可不勤读书耶”的教诲，亦可见苏轼的文化自觉对于士大夫群体的影响。苏轼《又答王庠书》记载了苏轼独特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在当时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热爱与勤奋是苏轼成为文学天纵之才的前提条件，也是苏轼文学批评真知灼见的文化源泉。
纵观宋代文坛，苏轼以其璀璨的诗文成就和超凡的真知识见，担负起指导当世文学发展的神圣使命。苏轼常给人以“万斛泉涌，随地涌出”天纵之才的印象，其实苏轼文学创作始终伴随着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理性思考。而从宋代笔记中所见时人对苏轼为文之法的生动记载，更能真切地体察苏轼的文学思想原生态。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载：“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9】
吕本中将苏轼与黄庭坚奉为“永以为法”的典范。苏轼每一次的创作均伴随着深入的构思：“东坡每属词，研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议者或以其喜浓墨、行笔迟为同异，盖不知谛思乃在器件也。”【10】“研磨几如糊”常被误解为苏轼喜欢浓墨，其实是苏轼创作构思的过程。“握笔近下”、“而行之迟”传神地写出苏轼创作构思中的举止神态，“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正是在深思熟虑之后的思如泉涌、酣畅淋漓。
这种“永以为法”也是苏轼在创作实践活动中的深入推敲、精雕细琢的结果。何薳《春渚纪闻》载：“尝于文忠公诸孙望之处，得东坡先生数诗稿，其《和欧叔弼诗》云“渊明为小邑”，继圈去“为”字，改作“求”字，又连涂“小邑”二字，作“县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若如初语，未免后人疵议。又知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于屡改也。【11】
苏轼认为文学创作最重要的素养是立意。费充《梁溪漫志》载:“葛延之在檐耳从东坡游，甚熟，坡尝教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诸物无种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摄得，曰钱而己。莫易得者是物，莫难得者是钱。今文章词藻、事实乃市肆诸物也;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翁然并起，皆赴吾用。汝若晓得此，便会做文字也。”【12】对于不远万里来澹地探望的葛延之，苏轼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为文最重要的是立意。以商品和金钱的关系比喻文词和立意，文学的巧思背后蕴藏着深厚的内涵。
费充《梁溪漫志》载:“东坡教人读《檀弓》，山谷谨守其言，传之后学。《檀弓》诚文章之模范，凡为文记事常患意晦而辞不达，语虽蔓衍而终不能发明，惟《檀弓》或数句书一事，或三句书一事，至有两句而书一事者，语极简而味长，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经纬错综成自然之文，此所以为可法也。”【13】苏轼批驳“意晦而辞不达”、追求“语极简而味长”的文学导向被苏门弟子视为可“传之后学”的宝贵经验。苏轼曾批评过秦观“言多意少”，俞文豹《吹剑三录》载:“东坡问秦少游:‘别后有何作?’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毅雕鞍骤’。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人骑马楼前过。”，对此清人沈祥龙在其《论词随笔》中将苏轼《永遇乐》(明月如霜)中的“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与秦观词句加以对比，从而突出强调苏轼所言“意”之主旨:“词当意余于辞，不可辞余于意。东坡谓少游”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毅雕鞍骤”二句，只说得车马楼下过耳，以其辞余于意也。若意余于辞，如东坡‘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用张建封事。白石‘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用寿阳事，皆为玉田所称。盖辞简而余意悠然不尽也。”【14】
文学批评的责任是文坛的培育者和引领者，理应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担当精神，导引创作者思想、价值导向，导引读者的阅读与鉴赏，营造积极健康的批评风尚。苏轼在学术批评与文学批评中，尽扫功利思想，直面现实，不畏权势，不谄媚言，扶持新人，奖掖后进，真正表现了文学评论者的文化人格与高迈气节。
北宋朝廷设立经义局，王安石主持修订“三经新义”作为科举经义的标准答案。苏轼追求学术真实，反对思想钳制。《邵氏闻见后录》载：“东坡倅钱塘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鵶，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穴至此。”【15】罗大经《鹤林玉露》载：“世传东坡问荆公：‘何以谓之波?’曰：‘波者,水之皮。’坡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也?’”【16】苏轼将王安石的拆字会意之法用到别的字上，从而使《字解》相形见绌。实际上苏轼是以学者与批评家的责任与担当发出引领学术自由、主张独立思考的导向。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了当世儒生的盲目追从与见风使舵：“荆国王文公，以多闻博学为世宗师，当世学者得出其门下者，自以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多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不专治新经，禁援引《字解》。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有著书以低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故芸叟为挽词云：‘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传士林。及后诏公配享神庙，赠官开溢，俾学者更治新经，用《字解》。昔从学者，稍稍复称公门人，有无名子改芸叟词云：‘人人却道是门生。’”【17】王辟之将此条列入“谈谑”一门，间接折射了其批评态度。
苏轼从不吝于向好学者传授为文之道。赵令畤《侯鲭录》载：“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18】苏轼在给二郎侄的信中讲述学习诗文和书法的方法，初学诗文重在气象。渐老渐熟归于平淡，这正是“绚烂之极也”。苏轼即使谪居海南，也时有读书人像葛延之一样，追慕苏轼文才，往见求教：“自江阴担簦万里，绝海往见”【19】
朱弁《曲洧旧闻》载晁补之事：“伯宇字载之，少作《闵吾庐赋》，鲁直以示东坡曰：‘此晁家作，年未二十也。’东坡答云：‘此赋信奇丽，信晁家多异材耶。凡文至足之余，自溢为奇怪。今晁伤奇太早，可作鲁直意微谕之，而勿伤其迈往之气。’伯宇自是文章大进，东坡之语委曲如此，可谓善成就人物者也。”【20】晁补之受教于苏轼，文章大进。
王闢之《渑水燕谈录》载邵迎事：“邵迎，高邮人，博学强记，文章清丽而尤长于诗，为人恭俭孝友，颇精法律，长于吏事，而清羸多病，然不能胜其衣。平生奇蹇不偶，登进士十余年，而官止州县。穷死无嗣，其妻苦于饥寒。苏子瞻哀君之不幸，集其文为之引，以为：‘原宪之贫，颜回之短命，扬雄之无子，冯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笃疾，彼遇其一人犹哀悼，而君兼之，非命也哉！’天道与善，予于此疑焉。”【21】对于青年才俊邵迎，苏轼对其英年早亡以及悲苦的命运哀叹不已，并为之集文作序《邵茂诚诗集叙》，显现了苏轼对于后进学人的责任意识与人文关怀。苏轼的文化人格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人格的顶峰。表现在文学批评上，苏轼虽有天纵之才，却总能以一种通达涵融的胸怀、真诚实意的态度及诙谐幽默的处事方法处之，这对于今天扭转文学批评不良习气、营造良好的文学批评氛围、重塑文学评论主体等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闢之《渑水燕谈录》载：“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辨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22】“遇人温厚”是为苏轼包容的宽广胸怀，“倾尽城府”是为苏轼真诚的豪迈性格，“论辨唱酬”是为苏轼亲和的平等观念，“间以谈谑”是为苏轼睿智可爱的文化人格。
周密《齐东野语》载：“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此虽一时戏语，然涪翁所谓“南窗读书吾伊声”，盖善读书者，其声正自可听耳。”【23】东坡对前来投诗请教的人给出十分，却又以“三分诗七分读”的幽默诙谐表达出了对此诗真正的评价。人常谓文学批评是严肃的、枯燥的、纯理性的，其实它可以以一种轻松的、生动的、感性的姿态呈现。清人方东树在《昭味詹言》中评苏轼诗：“杂以嘲戏，讽谏谐谑，庄语悟语，随事而发，此东坡之独有千古也”这样的评论亦可用于其文学批评风格。“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世真相，他的诙谐出入了至情至性，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24】这是朱光潜对于苏轼之善谑入情入理的剖白。
尤其值得当下文学批评家主体重塑中可资借鉴的，是苏轼力主文体创新，而对于不同己见的文学创作、批评思想却常以涵养与包容处之。苏轼倡导并践行“以诗为词”、“自是一家”，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居士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25】苏轼对于幕士的评价是非常欣慰的。近代学者对此论题多有研究，兹不赘述。笔者仅想以宋代笔记中苏门弟子对于乃师词体风格的评判，观测宋代文学批评的原生状态。
赵令畤《侯鲭录》载黄庭坚语：“鲁直云：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于音律小不谐。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26】
吴曾《能改斋漫录》载晁补之语：“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唱好诗。”【27】
王直方《王直方诗话》载苏轼与晁补之、张文潜语：“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陈师道《后山诗话》载：“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
苏门弟子黄庭坚、晁补之、张文潜、陈师道或委婉或尖锐地表达了对于尊师“不谐音律”、
“以诗为词”的批评。对此朱崇才先生指出：“几乎所有的门生幕吏都没有正确理解苏轼开创新词风的积极意义，他们在这一点上，都在苏轼之下，都没有超出当时的历史局限。”【28】类似以苏门弟子为代表的时人并未认识到苏轼开创新词风的积极意义，这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必然要面临的困惑。其中苏门弟子对尊师的批评、苏轼对于弟子及时人不理解的涵养，颇能感受到北宋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编号：12&ZD154）； 黑 龙 江 省 博 士 后 基 金 项 目（LBH-Z13137）】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157012），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后工作站（150025）】
【参考文献】
【1】陈寅恪 《邓广铭 〈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45 页。
【2】阮阅《诗话总龟》，周本淳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3 页。
【3】【7】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廖德明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版，第 1、320 页。
【4】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张明华点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5】袁文《瓮牖闲评》，《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6】【20】朱弁《曲洧旧闻》，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 2002 年版，155、204 页。
【8】【9】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一，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 289、305 页。
【10】李之仪《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姑溪居士全集·文集》卷十七，《丛书集成》初编本。
【11】何薳《春渚纪闻》，张明华点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102 页。
【12】【13】费兖《梁溪漫志》，金圆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35 页。
【14】沈祥龙《论词随笔》，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4053 页。
【15】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刘德权、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 160 页。
【16】罗大经《鹤林玉露》，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53 页。
【17】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吕友人点校，中华书局 1981 年版，126 页。
【18】【26】赵令畤《侯鲭录》，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203、205 页。
【19】葛立方《韵语阳秋》，《历代诗话》，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509 页。
【21】【22】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吕友人点校，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2、42 页。
【23】周密《齐东野语》，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368 页。
【24】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31 页。
【25】俞文豹 《吹剑续录》，《吹剑续录全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 38 页。
【27】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69页。
【28】朱崇才《词话史》，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56 页。
本文原载于《文艺评论》2015.12，经作者授权转发。感谢宋娟老师赐稿！
主 编｜刘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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