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当京官的，通常都很穷。不过也有一些京官，活得特别滋润，那桐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晚清历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对当时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
满旗才子
那桐乃内务府镶黄旗满洲人，姓叶赫那拉氏，咸丰六年（1856）生于北京。他的家族是内务府世家，家资丰厚。不过和大部分内务府纨绔子弟不同，他自幼肯读书，并取得了举人功名，这在满人中算得上相当难得，所以被人称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他又颇有办事才干，在满族官员当中属于一位“能员”，所以升迁之路相当顺遂。
那桐住宅位于北京的金鱼胡同，是一座豪华宅邸，横向并联的七跨大院，占地25亩之多，房屋约300多间。特别是其中的“那家花园”,“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师。
《那桐日记》起自光绪十六年。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他共有19天赴宴或者在家宴请别人，“约晚饮”、“到同兴楼小食”、“赴福寿堂之约”、“赴九九园消寒九集”、“到福全馆晚饭，谈崇文门公事”……名目繁多，经常子正才归。
除了日常锦衣玉食外，“那家爱听戏，经常一唱就是一整天，甚或连唱几天。那家花园经常举办各种演出，京戏名角大都是那家的常客。”
在晚清时代，能不能玩得起“西洋玩艺儿”是一个家庭是否有实力的重要标志。1897年有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
肥差大员
中举之前，那桐因为精明能干，经常被派一些临时性职务，比如“充户部恭办皇帝大婚典礼处派办司员”、“充恭办皇帝万寿庆典总办”。虽然都是临时充任，但这些皇家庆典，例来开支浩大，承办人员扯虎皮做大旗，可钻的空子极多。
就连修办光绪朝《大清会典》这类看起来没什么油水的工程，也有很大闪展腾挪空间。
那桐长期担任户部职务。户部的职掌均与经济财政相关，户部官员的公开收入名正言顺地高于其他部门：“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那桐长期任职户部，到底获得多少收入未见记载，不过他自光绪十一年至十九年在钱法堂当差，做到主事。十一年起在捐纳房当差，光绪十八年任总办，直至光绪二十四年。这几个地方都是极有油水的所在。此外他还在贵州司掌过印。那桐为人，并不在意清节，反而是贪名久著。
那桐还出任过一些著名的肥缺。
第一个肥缺，就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户部银库是收贮各地送到京师的赋税饷银之所。
众所周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就像时人所评：“三库蠹弊，以银库为最甚。”道光二十三年，银库发生库吏盗银案，清查时发现银库短少或被盗的库平银竟至925万两以上。显然这并非一时所为，而是历朝累积的结果。
除去“盗银案”这样赤裸裸的偷窃行为，银库之所以水深，还因为在银两出入库的过程当中，银库官员可以制造大量的受贿机会。按规定，各省送到北京的银子，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入库，但是要想顺利入库，就必须花钱行贿。至于银两发放之时，各衙门领到银两的成色，库员也可上下其手，“有无向银库行贿就成为他们是否能得到足色库平银的重要基础”。
那桐做过的另一类肥缺是“派充左翼税务委员”、“崇文门正监督”等税收官员。这也是著名的肥缺。
清代税关官员都是肥缺，崇文门税关更是肥中之肥。崇文门税关处于万方辐凑的京师，商贾往来频繁，征税总额巨大，此关的税务官员和胥吏很容易暴富。清代巨贪和珅之发家致富，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担任崇文门监督。那桐担任这些职务的具体收入不得而知，但从他一生行迹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洁身自好。
京城巨富
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的经营活动中，获利最丰的当属当铺。清代皇族和大员热衷于开典当业，这是因为开当铺税收少，获利丰厚。
那桐生活优裕奢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性格因素。与晚清大部分满族官员一样，那桐虽然是“能员”，但他的“能力”仅限于操办具体事物，对朝廷大政，国家兴衰，他从没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或思想主张。所以，虽然国难重重，但因那桐经济实力雄厚，人际关系广泛，性格开朗乐观，在晚清社会政治灰暗沉郁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却是一派阳光、热闹和快活。
《那桐日记》90万言中，最频繁的记载是家居生活、饮宴应酬、礼尚往来的繁忙和享受。不论年岁如何，每逢年节，那家肯定会举办各种频繁奢华的饮宴聚会。甚至国难临头之际，遇到红白喜事也从未草率行事，各种喜分、奠分一丝不苟。
(《老年日报》11.26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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