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多年过去了，他的祠前依然游人如织，香火氤氲。
磨盘石铺筑的古道，诉说着他千年不朽的业绩。山坡下绿树掩映的广场，他的塑像一如他的《史记》，令瞻仰者“阅尽人间春色”。手握书卷的他，神情淡定地目视远方，凝重而又坦然。祠里的历代碑石摹刻，或记述、或彰显，字里行间无不刻凿着后人的惊叹与仰止。
沿九十九级石阶登其巅，东望黄河滔滔，西眺梁山巍巍，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千古不朽的伟人就长眠于这山水环抱的半山坡上。历史，因他的描述而眉清目秀，熠熠生辉；而他，一个读书人的理想，也因一部著作而山高水长，气象万千。
华夏民族因为有了他，有了韩城芝川镇的那位读书人，有了汉武帝时代的那位太史令，历史的传承就如一江春水滚滚东流，万古不息。
一部52万字的民族巨著，不只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只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于国史、于国学、于民族，那都是一座高峰，一尊丰碑，自他以降，无人能绕得过去，如泰山巍峨，如苍松坚挺，任凭风摧雨毁，雷霆万钧，依然光彩照人。他，就是华夏历史的一杆秤，一地沃土，一条龙脉。华夏历史就是他笔下的一组字符，一滴清泪，一腔血脉。于是，他的笔下，一个兵败乌江的霸王，有着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气；一个无奈投江的文弱书生，留下了忠贞不渝的民族风骨；一个平生不得志的将军，铸就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历史的一草一木，民族的一经一纬，都因他而丰姿绰约，仪态万方。
古今中外，说真话太难。说真话的人常常凶多吉少，招致杀身之祸。他也不例外，他痛恨那些大臣的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他只是想申辩一个真实的李陵，坦诚地见证一个败军之将的汗马功劳和降敌耻辱。但他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遭受了人生的奇耻大辱。
宫刑，对于一个朝廷命官，不只是把堂堂男子的血肉之躯糟践得伤痕累累，不只是在他的精神世界插入一把匕首，对于一个文人，人格的肆意践踏比肉体的粗暴蹂躏更令人痛不欲生。是屈辱悲悯地了却残生，还是在人生的逆境中冲出黑暗？他陷入了深深地思索。父亲的临终嘱托，像一缕春风，吹醒了他本已冰冷的灵魂：“余死，汝必为太史令；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他从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后，游历大江南北，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深厚的家学渊源，丰富的宫廷经历，世代以史为业的家族传承，更有他深埋于心的恢宏意愿，使他眼前为之一亮，他不想在忍辱含垢中糟践人生，他要在汉朝宏阔的文化大背景里，让一部巨著落地生根，利泽社稷，昭示后人。
他在屈辱中刚强地站立了起来。惨淡的月光和冰冷的墙壁，磨灭不了他内心的躁动和理想的升腾：“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睿智而凝重的目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和不屈。
他要做比生死更重要的大事，那就是为传承华夏历史而肝脑涂地。上至黄帝，下至汉武时代，他的才情，他的悲怆，他的梦想，在如豆的油灯下一点一滴淅沥成中华民族的传世瑰宝，横空出世。一个古老民族将近三千年的升沉起伏，在他的巨笔下，汩汩流泻，如朝日喷薄，在史学的天空里，放射着万道霞光。
漫漫十六年，他再也享受不到浩荡的皇恩，却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沉思默想中，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用点点墨迹释放真情，演绎国政，记述人杰。源远流长的华夏历史因一位囚犯的执着和不屈而惊世骇俗。
站在司马迁祠的圆形墓冢前，古松掩映下的英灵早已灰飞烟灭。眼前闪过的是金戈铁马，是江山易帜，是英雄叹息，是黎民呼号。一千多年过去了，皇帝大人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恼羞成怒之下，他带给了一个文人生命的羞辱，却成全了一个民族的恒久骄傲。
这就是历史。
（选自《咸阳日报》）
内容来自《咸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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