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的“群文阅读”方式进行了叙述与分析，并就古人读书、作文的说法做了归类与释解，我们认为，今天所提倡的来自西方的诸多读书作文的新方法新理论，中国古人都不同程度地有过尝试与实践，并且成果显著。
【关键词】 读书方法 群文阅读 作文之道
“群文阅读”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方式，近两年颇为流行。这种方式一般是指，把一组文章以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指导学生阅读，并在阅读中发展出自己的观点，进而提升阅读能力和思考能力。
其实，要说群文阅读是新兴时髦的阅读方式，并不太正确。事实上，群文群书并读、相互参稽、相得益彰的读书方式，也是自古有之。恕我孤陋，对西方的阅读方式了解不多，今天在此就中国古贤的读书、作文的方式做些介绍。
一、古人的群文群书对读法
1.博观诸家，吸取众长
古人常将各家文章采择而并读，既有篇与篇的异同，又有各家间的异同，多读之后自然有所得。
宋人吕祖谦（东莱）《古文关键》一书，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张耒（这与后世标举的“唐宋八大家”已经非常接近了）文六十余篇，施以评点，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
宋人谢枋得（叠山）又有以四段读四家文之法，以为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家文读之，即可得行文写作之法。
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讲究“遍历诸家”之法：“平时不论何人何文，只将他好处沉酣，遍历诸家，博采诸篇，刻意体认。及临文时不可著一古人、一名文在胸，则触手与古法会，而自无某人某篇之迹。摹拟者如人好香，遍身便佩香囊。沉酣而不摹拟者，如人日夕住在香肆中，衣带间无一毫香物，却通身香气迎人。”（《日录论文》）
明末诗论家徐增则以衲子（僧人）化缘为例来讲多方学习、融会贯通的道理：“诗须到家，所谓‘到家’者，于古人诗中，路路都有。若止得一路、两路，则非到家。试看衲子沿门持钵募粮，不知历过多少人家，方满得者个钵子。到得煮熟时候，气味件件相和。至此田地，才为到家也。”（《而庵诗话》）
清人张秉直论读八家文曰：“韩取其奇崛，柳取其削，欧阳取其纡曲，东坡取其汪洋，若曾，若王，若老泉、颍滨，各有专长，贵兼收而博观，视吾性之所近，而特取之。”（《文谈序》）
清人王昶曾萃韩柳欧曾之文三百篇为《困学编》，其《春融堂集》卷四十四《困学编题词》曰：
于韩取其雄，于柳取其峭，于苏取其大，于欧、曾取其醇懿而往复。又取《尚书》《仪礼》为学韩本，取《檀弓》《公羊》为学柳本。铭、颂取诸《易》与《诗》矣，《太玄》及《易林》辅之；赋取诸屈原、宋玉、贾谊、扬雄之徒。纪事莫工于《史记》《五代史》，其继别者，旁推交通，兼综条贯，如是而吾学为文者始全。凡学要于博观而约取，不约则不专，不专则不精。专乃能熟，熟乃能养。是文者将徘徊蕴蓄于胸膈间，与神明相附丽。得之心者融，宣之手者顺。纤微曲折，意态顺逆之间，将不期合而自合，不期工而自工。
世上的文章，无论名家还是俗子，都不可能句句优美，篇篇成功，择其优而识辨之，体味之，咀嚼之，涵泳既久，自然能得其法。
2.比较异同，明晰源流
今天的群文群书阅读讲究异同比较，其实这也是古人一直运用的旧法。
宋人孙奕（履斋）有“祖述文意”之法，即取两家之文渊源相接者比较，而观其祖述之迹。例如读韩愈与欧阳修的文章：
欧阳文忠公初得昌黎文，尝曰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于素志。居无几何，公以文章独步当世，而于昌黎不无所得。观其词语丰润，意绪婉曲，俯仰揖逊，步骤驰骋，皆得韩子之体。故《本论》似《原道》，《上范司谏书》似《谏臣论》，《书梅圣俞诗稿》似《送孟东野序》，《纵囚论》《怪竹辩》断句皆似《原人》。盖其横翔捷出，不减韩作，而平淡详赡过之。若夫《罗池碑》曰：“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则退之又自深得《离骚·东皇太一》“歌吉日兮辰良”之句法。《寄崔立之》诗曰：“欢华不满眼，咎责塞两仪。”则又深造乎班固“宾戏福不盈，眦祸溢于世”（魏人章疏亦云：“福不盈眦，祸将溢世。”）之遗意。其前辈各相祖述，类如此。（《示儿编》卷七）
孙奕认为欧阳修的文章，就是祖述模仿韩愈而来，而韩愈又可以追溯到屈原和班固，只要将前辈一家的文章读熟读透，就能深造而自得。
清人储在文曾对自己的门人说过：“陆士衡《五等诸侯论》，苏廷硕《东封朝觐坛颂》，独孤至之《梦远游赋》，韩退之《进学解》《毛颖传》，孙可之《大明宫纪梦》，欧阳永叔《王镕传》《王淑妃传》《伶官传》，苏子瞻《十八罗汉赞》《战国养士论》，陈同甫《上孝宗书》，皆得太史公之神，当与《项羽本纪》同读。初学必须解得此意，方可作文字。”（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群文阅读”了，一篇《项羽本纪》，可以与各代各家如此之多的文章对读，只因这些文章“皆得太史公之神”。
清人黄本骥读《史记》也采取了比较的方法：
《项羽本纪》是史公极得意文字，班掾采入《汉书》，节去二千六百八十三字。《史记》多字处有多字之妙，《汉书》少字处有少字之妙。多者逸，少者遒。凡读古书，皆须两本对看。如《史记》采《国语》《左传》《国策》，《汉书》采《史记》，其增减易置，要非漫然下笔，即此可以增长见识。（《读文笔得》）
近代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八论读韩愈墓志、碑传之文曰：
韩文志传中有两篇相对偶者，如曹成王、韩宏两篇为偶，柳子厚、郑群两篇为偶，张署、张彻两篇为偶。推此而全篇可以为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而称量而配合之耳。
其具体所指，如韩愈《曹成王碑》《平淮西碑》两篇可为偶，《柳子厚墓志铭》《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两篇可为偶，《河南令张君墓志铭》《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两篇可为偶，相对而读，以见各自同异，从中感悟读书写作之方。近人钱基博则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曹成王、韩宏两篇为偶，以写将略。柳子厚、郑君两篇为偶，以叙交友。张彻当与孔戡为偶，同一佐藩不屈，而昌黎笔意亦相类。张署当与薛公达为偶，同一负气自高，而昌黎铭辞尤相同。樊宗师与孟郊为偶，以钩章棘句。李虚中与李于为偶，以服食长生。推之《乌氏庙碑铭》与《沂国公先庙碑铭》为偶，一健一雅。《卢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铭》与《乳母墓铭》为偶，一安一遒。”（《韩愈志·韩文籀讨集第六》）每一组对读、比较，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在内，绝非为对读而对读，为比较而比较。
3.先专一家，循序渐进
古人虽讲究群文群书并读博观，但也并非平均用力，而是讲究先全力精专一家或数家以为根底，再循序渐进，旁及其余。如清人浦起龙《古文眉诠序》即云：“古者编摩之士，穷该万卷，专久一书，一书论定，举世莫易。”这就是强调精专一书的意义。
唐代读书人即崇尚《文选》，杜甫诗有“熟精《文选》理”之句（《宗武生日》）。宋初亦有此风，故当时有谚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崇尚苏轼，蜀中尤甚，语云：“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
宋人唐庚（子西）认为作文作诗应当常读司马迁和杜甫：“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读杜子美。马迁文、子美诗，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何可一日无此君也。”（《唐子西文录》）
元代程端礼则以一家为根本，以三家为展开之读法：先读韩文（真德秀《文章正宗》所选），知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体，再读全集，然后选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家。（《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
清代张秉直则认为：“学文者读《左》以立其规，读《史》以大其气，读《汉书》以凝定其神，三者熟而文之根柢立矣。”（《文谈序》）
古人读书亦讲求按照不同阶段，循序渐进。清人沈德潜有所谓四段之学法：先从事韩、柳，上窥贾（谊）、董（仲舒）、匡（衡）、刘（向）、马（司马迁）、班（固），复约以宋五子（二程、周敦颐、邵雍、张载），更有取于唐宋名家者也。清朱仕琇（梅崖）有所谓三段之学法：上薄周秦，下引唐宋，晚求之元明。彭绍升（尺木）有所谓四段之学法：先辨体，次摹仿一家，次读宋明诸先儒书以志于道，次以净土为归也。（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七）
群书群文阅读，不免要博观泛览，但有些重要的书仍然需要专一用力。如《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论“读韩文”曰：
自熟读一篇或两篇，亦须百遍成诵，缘一生靠此为作文骨子故也。既读之后，须反复详看。每篇先者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抑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阖、关键、首腹、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于树，通看则由根至表，干生枝，枝生华叶，大小次第相生而为树。又折一干一枝看，则又皆各自有枝干华叶，犹一树然，未尝毫发杂乱，此可以识文法矣。若能如此读书，则是学天下第一等学，作天下第一等文，为天下第一等人。
又如明末清初胡承诺《续书说·行习》曰：
读书义理宜精，然用功次第，亦不可不知。盖圣贤之功，绝有次第，积渐以往，层累而至，若金银铜铁搅作一器，非良工也。其始也专精一书，一书之指既为吾有，所得虽少，皆有实际，以此更历诸书，亦皆实际矣。
又如清人王筠《菉友蛾术编》卷下曰：
今人所作书，未尝酝酿全书于胸中，只是零星凑泊，则我之读之也，亦到处可住耳。若读后汉以前之书，必须穷数十夜之力，一气读之，先得其命意若何，立格若何，再读第二遍，则须一二年功夫，逐篇细审其字句，庶或得其书一半。若枝枝节节读，先与他作书时不相似，仍是他底书，不是我底书。
又如清人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四曰：
要练记性，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不论大书小书，惟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说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足，便可以触悟他书。
以上诸例，都谈到熟读精读的重要性，这也正是今人所最缺乏的。今天网络发达，我们远比古人要知道得多，但读书碎片化、粗俗化，在读书的精度与仔细程度方面，却是远不如古人，这点是应该向古人学习的。
二、古人论作文之道
1.立意
今日高考作文，非常强调审题与立意，其实古人何尝不是如此。如魏禧曾说：“作文贵先立意。不必求异，但须有独到处，便足异人。”（《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七《寄诸子世效世俨》）又清人黄与坚《论学三说》曰：
凡行文，有一题必有一吃紧处，注目须在此。往者吴梅村先生谓余曰：“古人作文，多离题者何？余曰：‘此擒题，非离题也。凡遇一题，头脑必多，不能处处周匝，得其要处，纵横发挥，总不离此。甚有将题面撇开，题之要妙，恰已说尽。如用兵者必据一要害以争奇，所谓擒贼擒王，乃见机用，若营垒行列，岂暇一顾哉？’”
审题，须抓住“吃紧处”，即题目中的关键点；而立意，方向也许很多，无法也不必面面俱到，只须抓住其中一个要点，便能出奇制胜。这样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写作的审题立意同样是适用的。
2.记叙与议论
文章体裁，大要不过记叙、议论二体，就如同史书体裁大要不过纪传、编年二体一样，其他各式体裁，不过是叙事与议论的变化而已。如清人李元度（次青）说：“文之用有二：曰议论,曰叙事。议论以理胜，经与子之流也；叙事以情胜，史之流也。”（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十三）又清人沈祥龙《乐志簃笔记》曰：
文有述、作二体。《左传》之纪事，述也；《孟子》之言理，作也。就一文论，叙处为述，议处为作。传、志等文，述多作少；论辨等文，述少作多。亦有序、议并行者，述、作相并也。述，贵合事情，以简当为主；作，贵达义理，以真切为主。
今日高考作文多倾向议论文，而清人汪中《朱先生学政记》说，朱筠平日之教，“学文必自叙事始”。又清人姚莹《识小录》卷五曰：
文章最忌好发议论，亦自宋人为甚。汉唐人不然，平平说来，断制处只一笔两笔，是非得失之旨自了。而感慨咏叹，旨味无穷。此盖文章深老之境，非精于议论者不能，东坡所谓绚烂之极也。先生（指姚鼐）不轻发议论，意思自然深远，实有此意，读者言外求之。
真正精于议论之人，决不轻发议论、空发议论，而是当叙则叙，当议则议，将叙与议结合起来。今天我们写作文也是如此，应该先把叙事的功夫做好，能够清晰明白地把一件事情说好了，在此基础上再介入评论，有的放矢，不空发议论，然后再求变化，才能逐渐进步。
3.文从字顺，平易自然
“文从字顺”是对文章最基本或者说最低的要求，但反过来说也是最重要最高的要求。文章是写给读者看的，如果连基本的意思都表达不清楚，基本的读来通顺都达不到，哪里还谈得上其他呢？自古以来，凡是为读者所喜欢的文章，都不会生涩难读的。古人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精辟的论断。如南朝沈约（隐侯）：“古今为文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宋人杨时（龟山）：“作文字要只说目前话，令自然分明。”宋人朱熹说：“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又说：“作文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不可架空纤巧。”清人罗有高（台山）：“为文之道，昔人一言尽之，曰文从字顺而已矣。”今日高考作文何尝不是如此。并不是一味用高妙玄虚的语句或者生僻难识的词语就能博取高分的。用常见字，说常用语，自然平直，不事造作，能够说出个道理来，才是好文章。
“文从字顺”在古代也一度成为文章的官方评价标准。乾隆中，方苞《钦定四书文》奉谕以“清真雅正”四字为宗。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二：“学政校文，例以平正、明畅、典实、尔雅。”是又广四字为八字矣。又云：“论文凡六等：文理平通，文理亦通，文理略通，文理有疵，文理荒谬，文理不通。惟剿袭录旧，凡在考试磨勘出首，皆黜革。”
当然，古代也确有好用套话、奇字、僻典的不良文风，往往成为有识之士讥讽的对象。如明杨慎《升庵集》卷五十二曰：
我太祖高皇帝科举诏令，举子经义无过三百字，不得浮词异说。百八十余年遵之。近时举子之文，冗赘至千有余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凿。破题谓之“马笼头”，处处可用也；又谓“舞单枪鬼”，一跳而上也；起语百余言，谓之“寿星头”，长而虚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谓之谓之”“此之谓此之谓”“有见乎无见乎”，名曰“救命索”。不论与题合否，篇篇相袭，师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抵止也，可以为世道长太息矣。
又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八：
林釴字克相，闽人，与郑善夫同时。釴为文好用奇字，今人不识。然字非素习，第临文检古书，日稍久，或指以问釴，釴亦不识也。
又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卷八：
有某孝廉作诗，善用僻典，尤通释氏之书，故所作甚多，无一篇晓畅者。一日，示余二诗，余口噤不能读，遂谓人曰：“记得少时诵李杜诗，似乎首首明白。”闻者大笑。始悟诗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词要浅显，不可取僻书释典夹杂其中。但看古人诗文，不过将眼面前数千字搬来搬去，便成绝大文章。乃知圣贤学问，亦不过将伦常日用之事，终身行之，便为希贤希圣，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异也。
此外，如班固纂《汉书》，喜用古字与生僻字，当代人就不能完全读懂；宋代宋祁等人纂《新唐书》，机械地模仿班固，也喜用古字，被后人讽刺如人吃饭时打嗝，不能畅通。在中学生作文中，这类情况也比较多，背得所谓佳词好句，便硬要嵌到自己的作文中去，试图追求所谓“文采”，结果事与愿违，既不能说明问题，又影响到文章的通顺，嗑里嗑巴，矫揉造作，这都是要在写作中常常注意的。
以上对古人读书、作文的说法做了一些归类与释解，其实不过是九牛一毛。我们今天提倡的诸多读书作文的新方法新理论，我们的祖先都不同程度地做过尝试，甚至是他们久熟于心的。在如今西法盛行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古代作文学习之法进行分析与研究，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系作者在“第六届‘圣陶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上所做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