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海卷高考作文题与前几年相比确实有所变化：前几年的作文题，无论是思考“评价他人生活”的现象，还是分析“预测”，或是探究“被需要”心态普遍存在的原因，所包含的论题都直指生活中的某种“群体现象”，与论题密切相关的关键词直接出现在材料里，无须考生再提炼概括。2019年的题目则不同，材料聚焦“个体经验”，由个人对音乐的“中国味”的认识过程出发，引出对“如何去认识事物”的思考，且关键词也隐性化了。
众所周知，上海高考作文的命题和评价有坚持多年的原则，大致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以语文的方式体现“立德树人”的方针；二是注重思维品质的考查；三是提供对话的平台，鼓励学生在与材料对话的基础上抒自得之见。如何认识这些“不变”与2019年作文题之“变”？我们不妨从梳理作文题的具体内容与要求入手，寻求答案。
2019年上海卷高考作文题：
倾听了不同国家的音乐，接触了不同风格的异域音调，我由此对音乐的“中国味”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从而更有意识地去寻找“中国味”。
这段话可以启发人们如何去认识事物。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上述材料的思考和感悟。
这个题目在表述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材料，第二部分是写作要求。
材料部分具体呈现了“我”认识音乐的“中国味”的过程：“倾听不同国家的音乐”“接触不同风格的异域音调”是认识的第一步，“对音乐的‘中国味’有更深刻的感受”是由此产生的认识变化，“更有意识地去寻找‘中国味’”是从认识的变化而引发的结果。
在写作要求部分，命题者在材料基础上提出论题——如何认识事物。“如何”二字，指向认识事物的过程与方法。由此反观，材料中的“个体经验”正是具象地提供了一种观照世界、认识自我的过程和方法。根据写作要求，考生应以材料为依托，从对“音乐的‘中国味’的感受、认识”出发，对认识“一切事物”的过程、方法有所思考，从个别到一般，获得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2019年作文题举出了“个体经验”，但目的并不仅仅在“经验”本身，是要考生由个体的经验获得借鉴，进一步去思考如何认识更广泛的事物。这其中当然包括认识“音乐的中国味”乃至其他各种事物的“中国味”，但又不局限于此。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2019年的作文题仍在引导学生跳出“小我”关注“大我”，聚焦的仍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考查的仍是学生对事物、现象的体察与理解。就这一点而言，命题与评价的方向并未发生变化。
那么，上海卷高考作文一贯倡导的理性思辨和开放多元又如何体现？如果我们从考生与作文题展开对话的角度，就考生的思维路径再做一些推究，也不难得出结论。
这则材料所提供的认识音乐的“中国味”的过程、方法是学生与作文题对话的起点、对话的重点落在对“人如何认识事物”的探讨上。
首先，就“对话起点”角度，这个题目中有一个必须解读的关键词“中国味”。就这则具有“个体经验”属性的材料而言，“中国味”特指“音乐的‘中国味’”，即使材料中有“更有意识地去寻找‘中国味’”这样的表述，也不过是一个承前省略，并非要强调出一个普遍适用的“中国味”概念。这一点，只要具备基本阅读能力的考生都不难把握。再结合“如何去认识事物”这个论题来推敲。如前所述，试题引述材料是意在说明认识“音乐的‘中国味’”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从没有较深刻的感受，也不会有意识去关注、寻找，到“有了更深刻的感受”“更有意识地去寻找”的转变，以及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这就使“音乐的‘中国味’”具有了特殊的内涵，它指向“我”在了解、比较了异域音乐之后，基于对“中国味”的更深刻感受而形成的新认知，指向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具中国特色的音乐风格。
由此可以说，材料中的“音乐的‘中国味’”是一个必须在比照中理解的关键词，它是相对于“异域音调”的“中国音乐”，也是区别于“他人风格”的“自我特征”。这份“中国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却又不是同一个概念。这些都需要考生在解读试题的过程中有所认识和界定。
其次，从“对话重点”的角度看。当考生细究命题者对论题的提示，“启发”这个词尤其值得关注。
“启发”不同于“启示”。“启示”的重心在“示”，指直接揭示事物中的道理，让人有所认识；“启发”的重点在“发”，指由事例出发，产生联想而有所领悟。写作要求中用“启发”一词，明确了试题的开放性，说明考生的相关阐释是可以通过自我思考延宕开去的。认识到这一点的考生，在行文中也必然会包含这样一些意思：
第一，就认识的对象而言，材料给出的是“我”对“音乐的‘中国味’”的认识过程，由此出发，考生既可以写自己认识“音乐的‘中国味’”的过程，也可以写自己对其他领域的“中国味”的认识过程，更可以延展开去，论述如何借鉴这一方法认识其他事物。
第二，就认识的过程而言，材料给出的是认识事物的“一种”过程、“一种”方法，考生也可以从对这一种过程、方法的分析出发，拓开去谈。例如，对“如何认识自我”，材料给出的认识方法（从了解比较，到反观自省）是不是唯一的路径？是不是最好的路径？等等。
由此可见，无论是试题材料所涉及的“认识对象”还是“认识过程”，对于考生都是起“引发”的作用。尤其是后者，更能给思维品质较高的考生以发挥的余地。
事实上，材料中用“由此”来衔接“我”对音乐的“中国味”的认识路径与认识变化，在逻辑上只有承接的意味而没有强调的作用。也就是说，这样的“倾听”“接触”并非导致认识深化的“必要条件”，仅这一点就已经为考生深入的分析和质疑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当我们对外界有所观照、了解之后，有没有可能产生自我否定与反思，进而在舍己之短、鉴人之长的基础上使自己日臻完美，造就全新的自我呢？当然也是有可能的。材料并没有说“我”在接触、比较了其他音乐之后，发现还是“中国味”的音乐最好，而是说自己对音乐的“中国味”有了感受和认识上的推进，进而“有意识地寻找”。这“寻找”恰恰说明“我”所谓音乐的“中国味”并不简单等同于“中国的”，未必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也可能不同于其他人认识中的音乐的“中国味”，是需要去探索、发现，甚至重新定义的。因此，材料中“我”对音乐的“中国味”的重新认识就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在开放心态下对自我的审视、定位、塑造，没有对他者的“接触”“倾听”与比较则无法做到。
这样看来，材料中所包含的条件与结果都不具有必然性，也不具备唯一性，这个题目给考生预留的思辨空间也就显见了。
当然，分析至此也有必要重申：给定材料与要求的作文总会有限制性。在与2019年的作文题展开对话的过程中，无论考生论及的认识对象是什么，都必须基于认识的过程、方法来谈，仅仅讨论认识对象本身，显然不符合题目的要求。也就是说，隐含在2019年作文题材料中的核心信息不是“音乐的‘中国味’”，而是认识它的方式方法，一旦脱离这一基本认识，考生的发挥就偏离题意了。反之，把握住这个核心展开分析论证，才是真正扣合了试题的意图与导向。
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确认，2019年上海高考的作文命题依然坚守了“海派风格”——在限制中尽可能地提供理性思辨的空间。考生绝非只有阐述材料观点、证明材料正确这一条路可走，更能体现出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的写法，是针对材料所提出的问题，结合材料所提供的论述点，肯定其隐含倾向的价值，反思其言与理的未尽之处，提出自己的补充意见。
只要我们对这些不变的因素有清醒的认识，应对试题面貌的变化就不是一件难事。
——《语文学习》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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