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少菊 图｜香港苏富比
2009年10月8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工艺品'专场，拍卖行程已过半，一件'清乾隆 御制紫檀木雕八宝云蝠纹'水波云龙'宝座'的亮相终于掀起了新一轮的热烈竞投。
第一口价，1300万（除特殊说明，本文价格皆指港元）。不多时，一位现场买家，便由2000万叫价至3000万，直接完成了原本拍卖行给出的这件宝座最低估价至最高估价的跳跃。而这种'跳跃'似乎还没有停下的势头，直至叫价至6000万时，还有新的投标者加入竞争。
不断流逝的时间，不断上涨的价格，持续十多分钟的紧凑竞投，终于在7600万的叫价中落槌。加上佣金，这件宝座最终以8578万元（约合7557.22万人民币）成交，创下了当时中国家具拍卖的最高纪录。
四年之后，来自北京保利2013年春拍的'清乾隆 紫檀高浮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式大四件柜'以9315万（人民币）的价格，以及又四年之后的同样来自保利2017秋拍的一对'清康熙 御制黄花梨鸾凤牡丹纹大顶箱柜'以9890万（人民币）成交，两度刷新了最高记录，这件宝座，仍稳稳占据中国坐具拍卖成交价的第一位。
'天价宝座'的标签已伴着它走过了多年时间。
这件御制宝座，高110.5厘米，长140.5厘米，宽85.5厘米，重厚硕大。以珍贵紫檀精工制作，坐围双面皆运用难度极高的高浮雕技法雕琢刻画，雕工精细严谨，气势肃穆恢宏，堪称历年拍卖市场中最上乘之御制家具。
至于它是如何出境，已流失在外多久等问题，都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唯一可见的记录还是1935年，它在日本大阪山中商会的一次展览中亮相，并被收入同场展览图录中，被命名为'紫檀云龙雕大椅子'。
山中商会是20世纪初日本人开设于中国境内的最大的文物买卖机构，在中国活动长达30多年。它在欧美市场中建有庞大的销售网络，向其供给大量的中国艺术珍品，致使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而山中商会所得最丰的一次收购来自恭王府——1912年，山中商会以34万大洋买下了恭王府除书画以外的青铜器、陶瓷、玉器、翡翠等五百余件自宋至清的珍藏文物，奠定了其最大中国古董文物交易商的坚实地位。
明清家具专家马未都曾由此推测，前述御制宝座或许正是山中商会得自恭王府的旧物。短暂亮相山中商会展览之后，它不久即为亚洲私人收藏家所得。直至2009年苏富比的这场拍卖，方再次易主，终于回到了祖国。
如今，它被妥善安放在上海龙美术馆浦东馆的三层展厅中，是该美术馆陈设与举办展览之亮点所在。
至于那位以'天价'带回宝座的买家，不用冠以任何头衔，刘益谦的名号想来对收藏圈中者总是不陌生的。这位收藏大鳄向来于艺术收藏一事上出手'阔绰'，仅就那次苏富比的现场而言，除宝座外，他还带回了是次专场中成交价位居第二的'清乾隆 青花缠枝花卉图花云龙纹双耳扁壶'（3986万），两次出手共斥资1.256亿。
而以8578万的价格买回宝座，尚在他的心理价位之内。他看中的是这一件宝座的精湛工艺与制作，更看重宝座这一家具所象征着的那些盛世王朝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其至今犹存的赫赫威仪。
宝座无疑是最高等级的坐具。其礼仪与权力象征是第一位的，至于不考虑人体工程学原理，以至于帝王坐起来并不大舒服的这一点，并不在其设计考虑范围之内。诚如马未都先生所言中国家具设计之'尊严第一，舒适第二'的原则，在宝座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宝座在早期道教、佛教的造像和绘画中是神佛的座位，后来成为帝王皇室专用的坐具。
宋代时，宝座制作工艺就已相当成熟，至明清达到顶峰，既可置于皇宫中日常使用，也可于皇家园林、各地行宫陈设。大多摆放在宫廷正殿明间的中心或显要位置，通常以宝座为中心，后面设有屏风围护，两侧陈设有宫扇、太平有象、甪端、香筒、仙鹤、蜡钎等器物，称为'宝座间'，格外尊贵、庄严。
宝座就如帝王的'化身'，充分体现着帝王的权威。即便大多宝座在多数时候都只能'空置'着，也丝毫不容僭越。雍正就曾为'新进太监，不知规矩，扫地时，挟持笤帚，竞从宝座前昂然直走'而颁下谕旨训示：'乾清宫等处首领太监等，嗣后凡有宝座之处，行走经过，必存一番恭敬之心，急趋窜步方合礼节。若仍不改，尔等即严切教训。如屡诲不悛，即将伊治罪……'
伴随着王朝更迭，战乱与动荡，珍存下来的古代宝座数量不多，且多为清代所制，藏于故宫、颐和园、避暑山庄及各大博物馆等机构，在民间市场上并不易寻。
是以，无论如何，这件散落海外的御制紫檀宝座，最终借由'天价'被带回，或仍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尽管，还有一些因种种原因散失至海外公私收藏中的宝座，还只能在原本不属于它们的地方隐隐散发着不容忽视的盛世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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