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爵位，人们脑海中一般都会浮现出'公、侯、伯、子、男'这五个等级的爵位次序。但是实际上，这五者既不是一开始就固定下来的，也不是单纯的'等差数列'的关系。
'公'和'侯'二者的地位明显要高于'伯'、'子'和'男'三者。不仅如此，'公'也并不是一定高于'侯'的，因为这两种爵位的来源就不一样。
'公'、'伯'和'子'都来自于辈分。在以周天子为核心的亲族关系中，如果与周天子的关系比较近，而且辈分又比周天子高，在分封时就会得到'公'的称号，比如周公自己就是周成王的亲叔叔、周武王的亲弟弟；类似地，'伯'是与周天子同辈的人分封时得到的爵位；辈分再低的，就是'子'。
而'侯'和'男'两个爵位，原本是周初实行的外服制度中的'侯服'和'男服'两个等级。周朝实行的'九服'（也有文献说'五服'的）制度，是根据距离王畿的远近，来确定所在地的首领应当向周天子行使何种礼仪的规定。'侯'服处在距离周天子的王畿最近的地区，担任守护王畿的重任；'男服'则比'侯服'低两个等级，地理上距离王畿要远一些， 重要性上也要低一些。
西周'九服'示意图
也就是说，我们所熟悉的这五种爵位中，只有'侯'和'男'是在最初分封时给予诸侯的称号；而'公'、'伯'、'子'都是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的贵族的称号。西周初年分封了那么多诸侯国，这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便体现在它们的国君所被封赐的爵位上。一旦两个国家之间产生了纠纷，首先要做的不是去周天子面前评理，而是就近找到一个比双方地位都高的人来进行'仲裁'，仲裁的依据，便是宗法制所规定的不同辈分关系之间的不同行为准则。
周平王东迁之后，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和号召力早已不如三百多年前王朝初建的时候了。王室衰微，'天子不下堂'的成规被一再打破，周天子甚至还要看诸侯的脸色行事；诸侯的势力大为膨胀，周天子却根本无力辖制，更别说阻拦他们之间此起彼伏的兼并和扩张了。
在这种背景下，原本散布于不同地方的一个一个诸侯国代表，频繁在会盟、战争、谈判等场合相见，其中既有因辈分被称为'公'、'伯'、'子'的姬姓族亲，也曾经有因军功而被封爵的'侯'、'男'等诸侯的代表。于是，在越来越多的见面过程中，竟逐渐产生了《春秋》所记载的'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序列。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和今天的人们而言，这一爵位次序无疑掩盖了周朝原有的政治制度和诸侯体系，也为后来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中，根据军功来授予爵位唱响了先声。
诸侯会盟
果然，商鞅变法就以打击旧贵族，富国强兵为目的对爵位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西周原有的五爵制扩充为二十爵制，并且打破了原有的'世卿世禄'的世袭制，改为完全根据军功授爵，即使是宗室子弟也不例外。这一举措，为原本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普通人，尤其是普通士兵提供了'逆袭'的通道，因此在执行中有着相当强大的'群众基础'，不但在秦国顺利实施，也为列国所效仿。
二十级爵位示意图，其中“少上造”也称“少良造”，“大上造”也称“大良造”
需要注意的是，商鞅所建立的军功爵制，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励士兵们的战斗积极性，因此对较低级爵位所享有权利的重视程度要高于'侯'这样的高级爵位，而且在二十级爵位之间，也并没有设置不可逾越的界限，只要立了功，满足了授爵的要求，就会被授予相应的爵位。
商鞅变法创制的'二十爵制'发展到汉代，成了更加完善和严密的层级系统，原来线性的二十个爵位级别，被分别包含在从低到高的士、大夫、卿、君四个层级之中。
汉代爵位示意图
这一分层，不但使各层级之间的差别一下子变得难以跨越，而且也不再像战国时期那样，权利主要向低级爵位倾斜了。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到这个时候，曾经物以稀为贵的爵位，已经成了朝廷用来控制民众的一种工具。虽然每个成年男子甚至女子身上都会背上一个爵位，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最高也只能触摸到二十个爵位之中的第八级，即使功劳达到了，也不可能超越'民爵'的范围，而且他们所能享有的权利早已被大打折扣，甚至连'爵位'也退化成'荣誉称号'了。同样，不同爵位的人立了同样的功劳，爵位高的人所能获得的奖励，也要远高于爵位低的那个。
综上所述，'爵位'从西周到秦汉时期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从宗法制的贵族称号与外服制相结合的五爵制、商鞅变法时期线性军功爵制二十爵制，到汉代四个等级的二十爵制的演变。爵位所起到的作用，也从区分贵族身份和奖励军功卓著者，变成了帮助朝廷和官府'一竿子捅到底'式地管控民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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