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之后2000年,周公制礼作乐,服饰制度及礼乐制度先后确立,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华夏民族文明时代的灯火被点燃了,汉服也开始了“奔流到海”的文化之旅。
舜帝像
“盖取诸乾坤”一语,说明华夏服饰超出了遮羞御寒的作用,“衣裳”衍生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
商周贵族衣制:上衣下裳
如“上衣下裳”之制,正用以暗喻对世界秩序的理解:
君臣、领袖、官吏(谐音冠履)等,都属于衣裳;一君二臣(一个裤腰,两只裤筒);一领二袖;一官(冠)二吏(履),以衣裳产生的先后顺序,以及各部位的名称,设置职务治理天下。
由以上的意义,“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引申出意即,只要合乎宇宙世界的秩序,并在人世复制这种秩序,天人合一,就可以放下双手,无为而治了。
深衣制式
上衣下裳之制,到周代发展出深衣,就是上下连属制的整长衣,且经过上古儒家的整理和意义赋予,其具体形制的每一部分都有了深意。
“深意”的谐音为深衣,出于对天人秩序的表达,也出于“完且弗费”(以麻布制成,白色不染,质朴便宜)的现实考量,深衣得以发展为超越阶层、职业、性别的大众常服,影响深远,成为历代汉服中最久远的脉络。
理清汉服的来历及背后的意义,再来说说汉服经历的两次大危机。
在夏商代,华夏族生产的主要方式是农耕,华夏族的族群明显不同于以狩猎为主的民族群体。
服饰因其直观性,也成为中国古代区分民族特色的主要标准。
那些服装、礼仪、语言、生产方式先进的族群逐渐认同,慢慢有了中原“诸夏”的概念,原来生存于“诸夏”中而有外于诸夏的族群,即成为四夷。
西周末至于春秋早期,其中燕、卫、郑、齐等国面临着北狄威胁,西部的西戎在关中地区泛滥;东夷则在齐、鲁周围肆虐,在南方;自称为“蛮夷”的楚国吞并了长江中游大片地区,开始对中原产生威胁。
《春秋公羊传》里僖公四年针对当时的冲突说道: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弱线。”
这种现实刺激诸夏的民族情绪高涨,以血缘、地缘、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的“夷夏之辩”兴起,危难之下,“攘夷”成为了他们的一大政治诉求。
要不说时势造英雄呢。公元前685年,管仲入齐国为相,辅佐齐桓公,提出 “尊王攘夷”策略,并放言:
“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
于是乎,齐国厘清了周边东夷之患后,公元前663年,西戎侵犯燕国时,齐国救燕消灭了来犯的山戎势力。
公元前661年,北狄攻打邢国,齐桓公出兵救援;前658年,狄人攻破卫国,被齐桓公派兵击败。
召陵会盟双方军事图
北狄威胁解除后,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和管仲率领鲁、宋、陈、卫、郑、许、曹七国诸侯南征,在打败了楚国附庸蔡国后,与楚国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会盟,楚国保证不再北上进攻中原,“蛮夷”对中原的威胁也得以暂时解除。
齐国之后,强有力的邦国都以齐为榜样,于是霸主迭起。此时的“天下共主”周王的权威虽不断低落,但整个华夏族有了各方霸主挺身而出,一度危亡的民族形势得以扭转。
各国的“攘夷”战争,不仅维护了诸夏国君的国祚传承,而且维护了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了服装以及与服装密切相关的发式。
华夏汉服的右衽
如:华夏汉服的右衽(左前襟掩向右腋系带,将右襟掩覆于内,称右衽,反之称左衽),与夷狄服装左衽相反面;夷狄被头髡发,华夏则束发椎髻。
此间的“攘夷”战争,由齐国带头,各国随之跟上,各方“春秋霸主”你方唱罢我登场,华夏文明的有了续存的政治及地缘环境,汉服也从第一次危机中挺了过来,并继续以自身的逻辑发展。
战国时期以来,尤其是汉代打败匈奴以后,汉人对四夷保持了极大的威慑力,直到西晋。
大批游牧民族进入中国内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再现。华夏的基本农业经济区,以及汉族人的生活方式,汉族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彼时,胡汉对峙局面遍于中土,社会严重分裂,中土之地随之“陆沉”。
这次的中土浩劫,便是历史上的“五胡乱华”事件,汉服的第二次危机到来了。
当时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出于整合管理社会的目的,用夏变夷或用夷变夏必居其一。
此时,挽汉服于狂澜的鲜卑君王魏孝文帝拓跋宏出现了。
拓跋宏从小受汉人典籍和礼仪的熏陶,以经学为准则,他被培养成一个身为胡人却有着“汉心”的君王。
登上帝位后,拓跋宏选择了用夏变夷之路,以求得消除北魏国家的内部差异,进而消除同南方汉人社会的差异,为最终的大一统作好准备。
公元494年,迁都洛阳之后,改制正式开始,其颁行的第一道汉化令便是:
“壬寅,革衣服之制。”
作为一系列汉化令中最早颁行的政策,“革衣服之制”是最直观也相对容易的改革,只有贯彻“革衣服之制”,更艰难的改革才获得了前提。
孝文帝为“革衣服之制”用去半年的时间,从一些细节可知其执行法令的苛刻:“尝出行,见妇女仍夹领小袖,乃责成阳王禧等。”
这样强制性的胡服禁断之后半年间,没有任何新的汉化令出现。从第二年6月开始,对于胡语、胡籍、胡姓的禁断才相继展开了。
以服装为起点,汉化令逐渐深入,发展为对统治秩序的重构。
胡姓禁断以及随后而来的定姓族,带来包括鲜卑在内的新的门阀士族之确立。鲜、汉士族之间由此取得了同质性,两族合流成为可能,新的统治序列在北魏社会形成。
就在公元496年正月,禁断胡姓之前数日,孝文帝进一步巩固了服装改革的成果:
“甲子,引见群臣于光极堂,班赐冠服。”
经改制后迁洛而来的鲜卑人,除些许体貌特征外,从本质到形式都消除了鲜卑痕迹。
他们穿汉服,说汉语,用汉人的世界观来思想,已是彻底的汉人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北魏南部疆土因此整合为一个华夏国家。
北魏风采的舞台剧
但此后,北魏社会的二元对立却更加紧张了。
留在北方的鲜卑,成为孝文迁都及改制的边缘人,最终导致反叛。孝文帝改制的成果有了动摇,但一系列战争之后的最终胜利者,是其后代尊崇古老周礼的北周。
这个鲜、汉联合政权虽不像孝文帝那样要求彻底汉化,但汉人的力量不断增长,在北周国家政治生活中上升为主力,汉服、汉语、经术,甚至于复兴的汉人武力,都成为汉文明延续不坠的支点。
北周对反汉化的北齐的胜利,本质上是汉人的胜利。孝文帝以华夏的北方统一华夏的南方的理想,终于曲折地实现了。
至此,汉服连同汉人文化精神,在之后的隋唐王朝继往开来!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