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继位后，雍正皇帝试图控制外朝，目的是为了赢得对外朝的优势地位，雍正皇帝尝试使用各种各样的内廷机构：总理事务王大臣、大学士、管理部务大臣、会考府，并且以此来抵消外朝运作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此外，他尝试一些外朝通信体系的改革。但显然这些方法的效果令他失望，他的外朝改革终告失败。取而代之的是他求助于绕过外朝，发展他的内廷。
总理事物处的前身是军机处
总理事务王大臣，清朝官名。雍正十三年（1735）高宗继位之初，暂罢军机处，改称总理事务处，命庄亲王允禄等为总理事务王大臣，负责处理原军机处所办之一切政务，以赞襄皇帝。乾隆二年（1737）罢撤。
总理事务王大臣是雍正皇帝最早的内廷班子，在康熙皇帝去世后第二天就设立了。但从根本上讲，它不属于创设内廷机构以与外朝相联络政策的一部分。实际上它的建立是效仿之前的清朝辅政班子的模式，主要是赞襄新皇帝处理服丧期事务。
雍正帝
但是，该班子得到皇帝授权，职责广泛，有些便于内廷干预外朝。总理事务王大臣被授权负责除皇帝'藩邸事件'外的'所有启奏诸事'；'凡有谕旨'，必经他们。因此，它有权管理并负责外朝的一些活动。
雍正皇帝亲自任命四位声名显赫的官员作为总理事务王大臣，他们都是满人，包括两位亲王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还有大学士马齐和尚书隆科多，后者长期执掌步军统领一职。
此外，该班子的职责也要求设有中层司员和低层吏役等。起初，雍正皇帝向它交办许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负责康熙皇帝的葬礼、大量新官员的任命和军事问题。但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对该机构就不再信任了。
清朝机密机构：军机处
总理事务王大臣拥有设立时被赋予的广泛权力，但并没有成为地位牢固、握有实权的机构；事实证明它非但没有垄断'所有启奏诸事'，甚至连自己的专属职责也没有掌控。总理事务王大臣设立不久，雍正皇帝开始通过亲自任命其他的人来削弱它——这些人包括议政王大臣、各部院堂官以及大学士，来处理以前分配给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事务。
大学士为皇帝撰拟一些谕旨，这一职责似乎从来就不是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任务，并且大学士被授权覆核皇帝对于奏折的朱批，甚至被要求当皇帝有错时要向皇帝指出并'陈奏'。
奏折上的朱批
另外，雍正元年底，雍正皇帝宣称对于题本他'内借大学士'处理。大学士，而不是总理事务王大臣，被指派荐举《国史列传》的编纂人员，这一任务触及全国有声望地位之人的神经并关系到大臣的家庭。可以说，总理事务王大臣绝非负责除皇帝私事外的'所有'事情。如果雍正皇帝要想通过建立中间环节来影响外朝的话，那么，由满洲王公贵族所组成的班子是无法胜任的。
时移世易，雍正皇帝也不再信任某些总理事务王大臣，他凌辱兄弟允禩，并向人们暗示隆科多不再得宠。总理事务王大臣依然忙碌，但雍正三年二月十四日（1725年3月27日）它被撤销，这表明了它在雍正政府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它既没被别的机构取代，也没有谕旨将它的职责重新分配。这说明雍正皇帝早就绕开了它。
允禩
两位心腹令皇帝失望，受此牵累，先前所赋予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许多职权后来都被雍正皇帝剥夺了。它不再是雍正皇帝实验重建内廷以求进一步发展的备选对象。与后来乾隆元年至二年（1736年—1737年）的辅政班子相比，雍正朝总理事务王大臣的失败显示了雍正初年的特殊形势。
雍正皇帝希望建立内廷机构来辅佐他治理国家，但同时担心赋予这些机构大权会使其变成自己的对手。出于这一考虑，他最终采用的是由低层、中层官员个人与非正式的集团所组成的分立的内廷。由于被赋予过多的权力和成员不可靠，雍正皇帝难以驾驭总理事务王大臣。
各朝代中央集权制度
雍正朝的大学士所处的位置也不同寻常，横跨外朝和内廷。他们属下人员的组织——内阁，显然是外朝机构，坐落在远离皇帝的紫禁城东南角。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率领这一机构的大学士是外朝和内廷两个世界的高官显贵，这种情况从他们的历史中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
雍正朝之前，大学士早已长期存在。1380年废除了丞相制度后，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1398年在位）就创建了这些职位作为内廷的顾问。尽管明朝大学士的品级很低（正五品），但实际上，他们通常拥有兼职，这极大加强了他们的声望和权威。
军机处内部场景
许多大学士出自翰林院，这是一种荣誉，以彰显他们是从进士精华中特别选出的。至明朝结束时，他们的权力已极为膨胀，《明史》——忽略了晚明太监所起的重要作用——多少有些夸大地宣称，到17世纪，'政府交付内阁'。
一些关键因素促成了明朝大学士的这种巨大影响，其中包括他们对通信的管理职责，他们手下庞大的外朝人员，还有就是一些明朝皇帝通过在内廷使唤他们，既作为联系外朝通信处理的渠道，也作为绕开外朝的手段，提升了他们对于君主的有用性。可以说，向下传给清朝的这一大学士的组织势力强大。
清初，内阁的地位变化不定。有时它权势之大令人胆怯。满洲人行政早期的一些做法要削弱它，有时还用其他机构取而代之，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起初，满大学士的品级高于汉大学士，在内廷和外朝间，这两个集团起起伏伏，时进时退，这要看不同的皇帝和辅政大臣是否愿意使用他们作为皇帝亲近的助手。
清末军机大臣
年轻的康熙皇帝于康熙九年（1670年）亲掌大权，这时他又重建内阁，并令所有大学士品级划一（满与汉），同为正二品。在康熙皇帝亲自掌权期间（康熙九年至六十一年［1670年—1722年］），大学士在五至九人间变化，平均每年5.5人。但是，康熙皇帝未能将内阁中低级的满汉官员平等划一，汉不及满，他们在康熙朝进一步失衡。
雍正皇帝的做法是强化大学士的作用，但并未让他们继续在政府关键部门居主导地位。同此前有的君主一样，雍正皇帝将一些大学士移入内廷作为高级助手，这种安排使得对题本的一些掌控移入内廷。
另外，在雍正朝，任命了十一位大学士管理部务（职位要高于尚书），而时间上要长得多的康熙朝仅有六人，相比而言雍正朝增加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雍正皇帝挑选的大学士在内廷作用日著，他不得不任命额外的大学士来应付外朝并处置题本。新设的协办大学士，从尚书中选任一至二名，是为了减轻大学士一些日益繁重的工作，特别是外朝的题本压力。
清朝集权制度体系
他将早期担任这一职位的两人分别称为'署大学士'和'协理大学士'，这是雍正皇帝喜好通过耍弄大臣们的头衔让他们的位置不稳的典型做法。中央政府文牍的增加，加上雍正皇帝为内廷挑选了数位大学士，这就使大学士的平均数目升至每年7.38人，与康熙帝的每年5.5人相比显著增多。
雍正八年（1730）年中，为了表示对大学士的支持，雍正皇帝将他们擢升为正一品，位极文臣。这个时候，所有大学士都另兼殿阁衔，许多人还拥师、傅、保等荣衔。这些新的高贵官衔及其他荣誉使大学士升至中央政府行政的最高点。
但是，雍正皇帝赏赐大学士最高文职品级可能有着特殊政治目的，或许意在补偿外朝大学士权威的丧失，在当时，平准战争和日益膨胀的奏折体系导致的不是外朝权力的增加，而是内廷权力的膨胀。
紫禁城外朝布局
大学士和内阁主导着题本的处置，成员训练有素，有着长期经验及固定的业务模式，在雍正皇帝加强内廷的方针下，似乎很有希望成为起最重要作用的备选对象。但最终雍正皇帝在重组中并没有重用这些人，他对待大学士及其机构与对待从乃父那里继承的内廷机构差不多：一方面，他延续了使用而不疏远的做法；另一方面，削弱它们的实力，使它们成为不能行使重要内廷权力的集团。在内廷，大多数大学士被撇在了一旁，越来越多的重要上谕由特别挑选、位于内廷的皇帝心腹和特别班子成员撰拟——其中仅有一些人是大学士。
雍正皇帝重组内廷时，无视内阁这一有影响力、经验丰富的机构，可能有几个原因。内阁坐落在外朝，它与外朝官僚的联系，包括卷入外朝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妨碍了它适于作为皇帝的私人内廷机构。内阁的外朝运作的公开性也可能是要考虑的因素，尤其是当必须做到保密时。
紫禁城内廷布局
结语：内阁控制了与外省联系的主要渠道，可能会吸引皇帝与它合作，但雍正皇帝对于外朝占据优势地位的担心再次将内阁排除在外。内阁的外朝关系和经验，加上它一直垄断着题本，的确意味着这样一个高度成熟、由身居高位的大学士和大批属员组成的组织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威胁皇权。结果，雍正皇帝撇下内阁，令它作为一个专注处理外朝事务的机构。偶尔有大学士会被邀请赞襄内廷，但是雍正皇帝小心翼翼，高度集权，确保他掌控一切。最终他决定绕过外朝，创建内廷的专制统治。对于这种做法，外朝的内阁并不是这种政策的合适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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