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历史，央地博弈是决定政治变动的核心动力。过去的时候是军事藩镇，就是中央放权给地方自主行使军事职能，抵御北方外族入侵。但放权放得太多了，时间久了地方就拥兵自重开始造反。这也是一放就乱的更大的层面的体现。当然中央这个放权是有对价的，是让地方去承担一些职能。
现代中国的央地关系博弈的结果，不再是军事藩镇，而是另一种形式，是由于财税放权导致的“债务藩镇”。分税制后，中央将税权上收，但是次贷危机后，为了让地方行使稳增长的职责，慢慢将地方债这只老虎放出来，对地方进行债务放权，五年左右形成了一个一个巨大的“债务藩镇”，威胁着国家的财政和金融稳定。所以十九大四中全会提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实际上债务治理也关系到国家治理。
2016年左右开始的防风险攻坚战和去杠杆运动，发了二十几个文件（典型的有2014年43号文，2017年50号文等），本质上就是“债务削藩”。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可以各种方式继续成立企业式的开发公司和投资公司，加上投行按照企业的模板做财务报表，所以可以城投债、非标的形式继续融资。可以说，这几年债务削藩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
我上面说了债务藩镇形成的内在机理，一个是风险大锅饭，一个是财政分权和货币集权下的欧债模式。所以本质上这两个体制性因素不消除，分税制下地方税收份额偏少，但事权一点也不少，财权事权不平衡，加上地方政府政绩锦标赛制度，债务难免继续膨胀。而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泡沫问题，只是央地财税制度和债务藩镇的一个后果。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化，对制造业的挤压已经非常严重。房地产是个抵押品，信用来源和广义货币发行的锚，这个行业比较特殊，大国资产负债表的核心和压舱石，没有人敢乱用。但现在的情况不同，有点透支。
财税怎么改革？我们看到去年中央有了很多动作，一些税种的比例开始让渡给地方。但就一个词，与债务和土地财政比起来，税是杯水车薪。把中国当作一个企业，税收，一般预算收入，才算主营收入。土地转让金那算是营业外收入。所以现在的地方政府靠营业外收入和筹资性收入来维持现金流量表，怎么可能持久？
财税改革的方向，单就债务的发行和偿还约束的视角，可以做一个矩阵：
自发自还
代发代还
代发自还
自发代还
最有约束力的是应该是“自发自还”，最差的是“自发代还”。我们的地方债模式，这几年各种政策，各种终身追责制，形式上要求的是“自发自还”，但实际上还是最差的“自发代还”，虽然没有真正的代还，但是现在来看出了事的地方平台，很多还是上一级政府兜底。如果一个省都出来了问题，大家预期的还是中央兜底。实际上刚性兑付，导致了最差的模式，即自己大力发行债务，出了事准备让上一级或下一任兜。这个博弈的结果形成的均衡就是现在的结果。
所以，财税改革的方向，自发自还的理想模式现在很难实现，比较现实的是上手财政权力，退而求其次，找个次优选择，先“代发代还”，即就像大的集团公司，把资金权力上收到总部，形成一个司库统一调配和管理，既能降低风险，又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现在企业是这个趋势，国家也可以借鉴。但是中国太大，不能收的太厉害，可以以地区为单位进行集中管理。
而从长期来看，现代税制的方向，还是要敢于对资本和财产征税，建立起累进制的税收制度来调节分配收入。现在是对劳动力征的太多，对资本资产征的太少，导致税收不足和两极分化。但是对资本资产征税从来是一个技术难度很高的工种，但是这考验一个国家的财税能力，也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所以，能不能在一个资产泡沫上征收房地产税，用税收的主营业务收入取代土地转让金和不断膨胀的债务，是考验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财政现代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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