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讨论、数据说话，关注明析历史，探究古代的经济真相】
强汉盛唐，代表中国古代两大强势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族多元。唐朝结束了隋末的乱世后，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文治武功均达到鼎盛。本文从人口的角度，看看唐朝如何一步步地走向盛世。
【理性讨论、数据说话，关注明析历史，探究古代的经济真相】 强汉盛唐，代表中国古代两大强势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族多元。唐朝结束了隋末的乱世后，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文治武功均达到鼎盛。本文从人口的角度，看看唐朝如何一步步地走向盛世。
隋朝鼎盛人口超过4600万。杨坚代周立隋、统一天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清查地主豪强的隐藏人口，重新检查、编定户籍，国家控制的人口迅速上升。隋朝刚建立时，全国户籍总数为462万，到开皇9年达到650万户。隋炀帝即位后，“户口益多、府库盈溢”，可见当时的繁荣盛景，到了大业5年（609年），全国户籍数为907万，人口4602万。
唐初人口遗失严重，能统计到的人口只有200万户。隋末天下大乱，战争频繁，经过等到唐朝统一天下，人口遗失严重。史料《通典》记载：“大业所有八百余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当年200万户并不是当时的实际人口数量，只是战乱初平，许多百姓户籍无法统计到位，遗失严重，只能统计到200万户。
为了尽快摆脱人口稀少的局面，唐初制定了一系列的户籍制度和鼓励生育的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
重新编定人口户籍。公元621年，唐高祖李渊下令重新核查户口，并于624年颁布“均田制”和“租庸调”等两大制度。唐初鼓励农民从狭乡迁往宽乡，分配土地给流民，有条件地将奴隶、部曲升格为农民或佃农。这些措施促进了社会生产，百姓重新与土地结合，国家控制的户籍人数大幅增加。
制定新的户籍制度。为了适应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唐朝规定：“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每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同时制定了老弱病残的免税政策，对违背户籍法令的百姓处以重罚，大大加强了国家对户口的控制力度。
制定最低结婚年龄，鼓励生育。唐太宗于627年下诏：“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官媒，命其好合。”实际就是强制20岁男子和15岁女子赶紧结婚，而且鼓励寡居男女找对象，官府还派媒婆专门负责搓合。在地方官员的考核中，“婚姻及时、鳏寡减少、户口增多”都是重要依据。
唐朝的“租庸调”本质是人头税，因此重视人口统计。比较全面的人口数据有两条，分别为《旧唐书》中贞观13年（639年）和天宝元年（742年）的人口数据，涵盖唐朝各道的人口和户籍，算是比较全面的人口普查。从下表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到，从贞观13年到天宝14年的116年时间里，人口增长了329%，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12.6‰。
以公元639年的1235万人口为基数。往前的人口都存在统计不到位的情况，直到贞观2年平定割据朔方的梁师都，唐朝才算正式统一。由于施行均田制，百姓肯定积极申报户籍，有人就能获得土地，就有生产资料，所以隐瞒人口的动力较小，人口普查比较准确。从户均人口也能看出端倪，户均只有4.06人，受隋末战乱影响，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大部分家庭都有人口损失，难以达到“五口之家”的标准。
另外也能看到，原本人口稠密的北方受战乱影响，人口从大业5年的3269万减少到570万，损失率83%；南方受战乱影响较小，人口从1333万下降到665万，损失率50%，可见战争的残酷。
人口在天宝年间重新达到巅峰。以天宝元年（742年）为例，户籍达到897万，人口总数5098万。其中北方人口从639年的570万恢复到3042万，平均自然增率达16.4‰；南方人口从665万恢复到2055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这也符合唐朝前期经济“北重南轻”的客观情况。
虽然官方人口超过5000万，但放到88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却显得稀薄。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是京畿道，人口315万，其次则是河南道和江南东道（主要在浙江）。面积第二大的陇右道，人口54万，主要集中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4镇；岭南道的人口116万，其中安南都护府的人口只有10万。
虽然官方的最高人口记录是5292万，然而均田制在武则天时代便出现崩坏的苗头，土地与人口捆绑放松，人口存在统计不全的情况，主要原因有两点：
1、官府授田不足，官僚地主兼并成风，百姓变卖永业田，成为逃户或佃户，躲过官府的人口普查。根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的记录，唐朝立国80多年后，便出现授田不足的情况，敦煌百姓基本只能满足永业田的授予，口分田存在较大缺口。
2、逃避兵役，故意隐瞒人口。唐玄宗在位的44年间，不断开疆拓土，在西域与土蕃、阿拉伯发生数次大战。所以有杜甫“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诗句。唐朝的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成年男子都有为国戍边的义务，可是授田本就不足，还要免费为国家戍边打仗，百姓一算账，发现亏大了，岂能忍受？所以许多百姓开始隐瞒人口，皇帝也变不出更多的土地（唐朝最好的土地就中原和关中，南方开发还不够，百姓又安土重迁），所以玄宗时期的募兵制走上舞台。
人口逃籍和隐瞒的现象在玄宗时期尤为严重，导致实际人口的低估，因此唐朝的实际人口远高于5300万，那么实际人口数量是多少呢？
官方统计的5292万人口是属地户籍，也就是能够与土地对号入座的人口，相当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唐朝的“租庸调”制度下，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如果不逃籍，那就相当于给自己戴上沉重的赋役枷锁。官府可不管你变卖土地的原因，田租、庸调仍然要交，所以百姓往往会躲起来，成为地主的佃户，从而逃避赋役。
唐朝百姓失去土地后，便成为给地主打工的佃户，没有自己的田产，古代一般称为客户。唐朝前期对客户的重视不足，没有专门的统计。宋朝不抑制土地兼并，大量百姓失去土地，沦为客户，但宋朝极重视客户的统计，其客户占比超过30%。
唐朝客户有多少呢？有两个数据可以参考：1）唐德宗贞元年间的宰相杜佑，谈及天元盛世时，说道：“唐百三十余年中，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若比量汉时，实合有加，约计天下户，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他估计天宝年间的户籍有1300-1400万。杜佑做过户部侍郎、判度支，也在地方担任过刺史、节度使，他的话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开元9年（721年），唐玄宗曾让宇文融检查各地的户口逃亡情况，最后查出80万客户，占当时户籍数的12%。
客户人口估算1058万。由于唐玄宗的好大喜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因此逃户和客户的数量必定越来越多，假定按20%估算，客户人口1058万。
除了客户，不在户部统计的人口还包括奴婢、宫乐户、宫人、部曲、道士、和尚等，这些人口难以统计，估计约100万。
边镇和中央军队：232万。天宝年间，府兵制崩坏，国家军队改用募兵制，士兵不再纳入官府的户口统计。唐玄宗在唐朝边境地区任命十大节度使，掌握当地军政大权，天下十节度的兵力分布如下图所示，总兵力约48.4万，另外唐朝在都城长安还有约9.5万禁军，因此唐朝总兵力57.9万。唐朝边军和禁军都带着家属居住在军营，士兵部分单身，户均人口按4人计算，人口约232万。
笔者重新梳理了唐朝的人口，得出天宝年间的人口顶峰为6682万，其中主户5292万、客户1058万、军队及家属232万、其它100万。以贞观13年（639年）人口为基数，从唐初到盛世的116年，人口增长了441%，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14.7‰。
历代王朝和平期最快的人口增长速度。将历代王朝和平期的人口增长进行对比，唐朝116年的人口增长是最快的，只有同样人口基数的西汉能够与之媲美，但唐朝持续的时间更长，所以“盛世之名”当之无愧。
【理性讨论、数据说话，关注明析历史，探究古代的经济真相】 唐朝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和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之一，疆域面积远达中亚，是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或许是年代久远，或者文献的遗失，唐朝的耕地数据基本是一片空白，只有无法验证的零星线索。例如《通典·食货志》提到天宝年间的应授田为1430万顷（1顷=100唐亩，14.3亿唐亩），这只是史官推算的授田需求，不是官方记载的耕地数据，实际当时唐朝已经出现授田严重不足的情况，因此唐朝的耕地面积仍是未知数。 上一篇文章《唐朝经济研究之一：真实的人口数据》中，笔者梳理了唐朝的实际人口数量，本文将结合中国的地形和唐朝的均田制，考究唐朝真实的耕地面积。
先明确一点：土地总量是有限的，并不是唐朝领土面积大，耕地就比宋、明等朝代多。从古至今，人们主要耕作区域都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后人也会在先辈的基础上开垦土地，随着人口增长，耕地面积会不断增加，往后的朝代自然有着更多的耕地。
打开中国的地形图，我们能清楚的看到，中国的耕地集中在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和南方丘陵。唐朝对南方的开发不如宋朝，东北平原的开发是明清两朝的事情，所以唐朝的耕地集中在华北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而疆域面积更大的安西、北庭等两大都护府并没有多少耕地。
唐朝耕地的天花板。越往后的朝代，耕地的开垦越充分，宋朝虽然疆域面积不大，但是占有了中国从古至今最精华的土地，因此耕地面积不比唐朝少，毕竟天山南北、蒙古高原在古代种不出粮食。云南、贵州、蒙古、东北、新疆都是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羁縻地区，耕地和人口极少，因此唐朝的耕地集中在华北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对比这些地方从两宋至新中国的耕地变化，总面积随着人口增长不断变大，从北宋的6.42亿（宋亩）到明朝的7.58亿（明亩），再到民国的10亿亩和新中国的12.6亿亩。
注：宋朝和明朝的耕地面积估算可以查看笔者的文章：《宋朝领土最少，耕地面积却不亚于汉唐》和《明朝未解之谜2：洪武年间土地被高估，真实的耕地数据在这里》。
粗算唐朝耕地不高于8.9亿亩。唐朝前期虽然控制的领土比宋朝、明朝大，但对南方的开发远远落后这两个朝代，人口也低于宋朝的1亿和明朝的1.6亿，因此耕地或许比宋朝多，但肯定低于明朝。用统一的度量衡匡算宋朝至今的耕地面积，可以估算唐朝的耕地面积应该少于7.0亿（市亩）。唐朝1亩=522平方米=0.78市亩，因此唐朝耕地应该少于8.9亿亩。
唐朝实行均田制，男子18岁成年后，授田100亩，其中80亩口分田（死后政府收回）和20亩永业田（私有田地，可以继承）。如果耕地充足，唐朝的人口与耕地成正比，只要知道户籍数据，便能推算耕地面积；但是耕地不会无限增加，因此耕地不足的时候，需要结合授田的执行情况，推算耕地面积。
唐初：耕地面积3.04亿亩。以贞观13年的户籍数量为基准，户数304万、人口1,235万，天下10道都是地广人稀的状态，完全可以满足户均100亩的授田，因此简单推算唐初的耕地面积约为3.04亿亩。
耕地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满足人口的无限增长。在文章《唐朝经济研究之一：真实的人口数据》中，笔者估算唐朝天宝年间的户籍达到1,127万，人口6,682万。如果按照户均授田100亩，全国要有11.3亿亩耕地，实际完全达不到。
案例1：根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的记录，唐朝立国80多年后，便出现授田不足的情况，敦煌百姓基本只能满足20亩永业田的授予，口分田存在较大缺口，平均授田率只有1/3。
案例2：唐朝天宝年间，河南道（相当于后世的山东省）有民户160万，授田需求为1.6亿亩。可是山东在明朝的耕地只有1.1亿亩，折唐制1.3亿亩，显然无法满足需求。
案例3：江南东道（相当于后世的浙江和福建）有民户110万，授田需求1.1亿亩，可是浙江和福建在明朝只有8000万（明亩）耕地，折唐制9400万亩，同样不能满足需求。
同理，京畿道、都畿道、河北道都是极难满足授田需求的地区，便不一一例证。
首先推算民户的耕地数量。将天宝元年（742年）的户籍与唐朝行政区对应，结合后世的耕地情况，分别估算各行政区的耕地面积。唐朝的户籍统计，主户才与土地紧密结合，客户是脱离土地的百姓，为地主耕作，并不占有土地，所以主户的耕地数量便代表民户的耕地。
1、授田充足的7道，耕地面积2.08亿亩。岭南道（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江南西道（江西、湖南、湖北南部）、黔中道（贵州）、淮南道（江苏和安徽北部）、陇右道（甘肃和新疆）、关内道（宁夏、陕西）、山南西道（重庆、四川东部和陕西以南）等7大行政区，地广人稀，基本可以满足授田需求，总共208万户，授田2.08亿亩。
2、估算京畿道耕地3800万亩。陕西的耕地主要在关中平原，史书没有关中耕地面积的数据，只能根据的陕西历代的耕地情况进行推算。明初陕西的耕地为2731万市亩，略低于民国的3350万市亩。关中是唐朝的根本所在，土地开垦充分，唐朝关中的耕地面积大概率高于明朝，由于关中在1996年耕地为3,325市亩，唐朝应该低于这个数，估算约3000万市亩，折合唐制为3800万亩，而人口却有55万户，只能满足69%的授田。
3、70%的授田率可以推广到其它人口稠密的行政区吗？可以！据《通典·食货志》记载，德宗贞元年间的宰相杜佑，谈及天元盛世时，曾说道：“。。。汉每户所垦田不过七十亩，今亦准此约计数。。。”显然唐朝官员已经注意到百姓授田不足的情况，平均每户70亩，恰好70%的授田率。
4、授田不足的8道，耕地面积4.17亿亩。虽然不同地区的情况略有差别，结合京畿道只能满足69%的授田，我们可以假定河南、江南东、京畿、都畿、河东、剑南等8道只能满足70%的授田，按总共689万户、户均70亩计算，耕地面积为4.82亿亩。
综上，天宝年间的民户耕地面积为6.9亿亩，其中授田充足的7道2.08亿亩，授田不足的8道4.82亿亩。
然后估算军屯耕地数量。天宝年间，府兵制崩坏，国家军队改用募兵制，在全国边境地区任命了10大节度使，将士48.4万、战马8.86万匹。为了节省军费开支，边境重镇都会屯田养兵，保障粮食的供应。
根据《大唐六典》的记载，唐朝天宝年间共有929屯，每屯20至50顷（每顷100亩），取平均每屯35顷计算，军屯耕地达325万亩。显然军屯对总耕地面积影响有限。
综合民户和军屯的耕地，唐朝开元盛世的耕地总面积为6.93亿亩。这个数据比较符合历史进步的事实，同样占据着中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往后的朝代必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开垦土地，垦地面积越来越多才对。
结合笔者对唐朝以来（清朝暂未研究）的耕地和人口的考证，可以看到先人不断开垦土地的努力，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承载的人口数量不断提高。在看到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我们也能得出亩产量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观点。
【理性讨论、数据说话，关注明析历史，探究古代的经济真相】 笔者前面用了2篇文章分别考证了唐朝的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即《唐朝经济研究之一：真实的人口数据》和《唐朝经济研究之二：真实的耕地面积》，本文继续研究唐朝的经济，探究唐朝的财政收入变迁。
安史之乱前：租庸调为主，无商税和专卖。税收得国家财政的基础，唐朝继承了北魏至隋朝的政治和税收制度并加以完善，最终在武德7年（624年）颁布“租庸调”制。租庸调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每户授田100亩（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其征收标准是：
租：按南方农作物不同区分，北方缴纳粟米，每丁2石；南方交稻谷，每丁3石，稻谷碾成米大约2石。为什么这样征收呢？粟米耐存储，可以存8-9年；大米很容易糜烂，稻谷存储的时间长，所以北方直接向百姓征粟米，南方则征稻谷。
调：按全国特产区分对待，桑蚕区输绫、绢、絁（shi）共2丈、绵3两；产麻区输布2.5丈、麻3斤。
庸：成年男丁需要每年为国服役20天，但可以用绢抵，每天3尺，所以叫做庸。
地税：类似隋朝的义仓，以救济灾荒名义征收的税种，百姓按照每亩2升的标准交税，属于资产税性质。
户税：目前史学界认为户税应该是开元年间开创的新税种，封建社会征税的原则是“量出制入”，要用多少钱就征多少税，不够就加征。唐玄宗统治后期，宫室奢靡浪费，边关征战不断，租庸调难以满足国家开支，所以对百姓加征了户税。户税也是一种资产税，根据百姓的资产情况划分9个等级，其中八等户每户交452文、九等户交222文。根据唐德宗年间的宰相杜佑的估算，全国平均每户交税250文。
隋朝和唐朝前期，是中国唯一不搞盐铁专卖和征收工商杂税的时期。国家对老弱病残、退役军人的免税政策都得到了较好的执行，既没有像汉朝那样搞盐铁专卖，也没有唐后期至两宋的盐、铁、茶、酒等各种专卖，更没有在全国广布税关以征收商税。唐朝前期真正做到了轻徭薄赋，文治武功，开创辉煌。
安史之乱后：两税法，专卖和商税齐上阵。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和民生遭到极大破坏，均田制崩溃，大量百姓和土地失去依附关系，佃农大幅增加，难以按照过去的“租庸调”征收田税。例如佃农（客户）没有土地，怎么能按照均田制征收田租呢？租庸调是按照授田100亩确立标准。耕作30亩和耕作50亩的农户难道都交2石粮吗？这肯定不合理。
均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唐朝必须确立新的农业税征收标准，所以唐德宗李适在780年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开始了两税法改革，即以土地的肥瘠确定税率，按照耕地的面积和产量征收田税。两税法以亩定产、以产定税，无论主户和客户，都需纳税，田税按春、秋两季征收。两税法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农税改革，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国前。
专卖及商税的兴起。安史之乱拉开了唐朝藩镇割据的帷幕，中央无法掌握全国的人口，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部统治到的百姓只有308万户，相比天宝14年（755年）的892万户下降了2/3。百姓减少造成税基不足，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唐朝中央开始增加了流通环节的征税，商税和专卖重新走上历史舞台。
盐、铁、茶、酒的专卖和商税是唐朝后期、两宋、乃至蒙元的重要税种，成为百姓重要的生活负担，直到明朝废除铁、茶、酒的专卖，这几种产品的价格才大幅下降。造成的后果就是“宋粉”吹嘘两宋的经济富裕，现实生活中的这群人天天批评石油、烟草和通信的垄断，却又为两宋的“盐铁酒茶香”专卖叫好，真不知道这群人的脑子里装了什么？
唐朝属于纯粹的小农经济，史书也没有唐朝前期财政收入的明确记载。不过结合人口和耕地情况，利用“租庸调”制，我们可以推算出唐朝财政的大致轮廓。唐德宗年间的宰相杜佑对天宝年间的财政收入就有大致的匡算，具体见《通典》卷6《食货志·赋税下》记载。可以看到，唐朝财政主要是实物，物资非常丰富，粟米约2500万石，绢740万匹，布1605万端。注：绢1匹为4丈、布1端为5丈、绵1屯为6两。
天宝年间财政收入约1053万贯。将天宝年间财政状况重新整理，结合当时的物价，唐朝前期的财政收入约1053万贯，其中铜钱200万贯，占比20%；由于唐朝前期物价低廉，粮、绢、布等实物虽然数量巨大，但折合成铜钱为853万贯，占比80%。
前面提到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在均田制崩坏、藩镇割据的背景下，唐朝开始两税制改革，并开始征收商税，并搞起盐、铁、酒、茶的专卖。唐代宗年间，著名理财官刘晏走上历史舞台，陆续推出了榷盐、漕运、常平仓等改革措施，扭转了唐朝安史之乱后财政崩溃的势头。
经过中唐名臣刘晏、杨炎、第五琦等人的财政改革，唐德宗年间的财政状况好转，财政收入超过1900万贯，其中两税约1200万贯、盐课600万贯。
元和中兴，财政继续好转。唐宪宗李纯继位后，励精图治，重用杜黄裳等宰相，陆续平定剑南、淮西等藩镇，国家呈现中兴局面，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财政收入超过2800万贯。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安史之乱，只看财政数字的话，或许会认为唐朝中期的财政状况远好于开元期间，毕竟开元盛世的财政收入折价1053万贯，而元和年间接近3000万贯。这其实告诉我们，分析古代的财政收入，不能被表面数字迷惑，一定要结合当时的物价辨证分析。网络上的“宋吹”就喜欢移花接木，因此闹出“宋代财政收入1亿两（实际是1亿贯石匹束两）”的笑话。
通过对比安史之乱前后的主要物价，可以看到粮食、布帛、食盐等重要物资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涨，食盐重新被官府垄断专卖后，价格更是原先的10倍。天宝年间的1053万贯财政收入可以买到7020万石粮食，而元和年间的2813万贯收入只能买到5626万石粮食，显然开元盛世的政府财政远好于唐朝中后期。
为了使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财政收入具有可比性，我们需要了解安史之乱前后的物价变动情况，类似于后世的CPI指数。古代百姓的生活物资单一，最大的开支是粮食、衣服等温饱需求，其余是盐、铁、住房、节庆等开支。我们根据不同物资在百姓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赋予不同的权重，即粮食60%、绢绸10%、麻布20%、食盐10%。
假定公元750年的CPI指数为1，则800年的CPI为4.9。因此天宝年间的1053万贯财政收入相当于元和年间的5160万贯，是元和间财政的1.83倍，可见安史之乱后的通货膨胀有多严重！
同理，宋朝的财政收入（6000多万贯）看上去是唐朝（1000多万贯）和明朝（1000多万两）的5-6倍，但宋朝的物价远高于另两个朝代，实际购买力差别却很小，将来笔者会写专门的文章揭示这一点。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唐朝前期的财政非常宽裕，财政收入看上去只有1053万贯，可是购买力却大的惊人，是中后期的五六倍。
安史之乱后，唐朝一度非常虚弱，但经过从代宗至宪宗等几代君臣的努力，国家财政得以逐步恢复，元和年间的财政收入超过2800万贯，从购买力平价看，达到开元盛世55%。
通过对唐朝不同时期财政收入的梳理，大家对古代财政收入的判断不能拘泥于数字，更应该结合当时的物价，判断实际的物质占有情况。显然，开元盛世体现着物质的富裕，而非表面数字。
【理性讨论、数据说话，关注明析历史，探究古代的经济真相】 经历安史之乱，唐朝中后期统治衰弱，直到灭亡并迎来五代十国的乱世。由于这段时期太过混乱，大量的史料缺失，以至于大量的经济数据都是一片空白，最基本的人口数据都残缺不全。 笔者之前三篇系列文章，陆续研究了唐朝前期的人口和耕地，以及不同时期的财政收入，本文将在前面研究基础上，探究唐朝中后期至五代十国的真实人口数据。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唐朝对全国的统治力大幅衰弱，此后再没有全面的户口统计，从史料记载的统计数据看，忽高忽低、波动太大，难以反映全国人口的真实情况。
失真的人口统计。平定安史之乱后，唐代宗广德2年（764年）的户口数据：户籍293万，人口1692万，表面上比天宝15年的5292万减少了2/3，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安史之乱虽然重创了唐王朝，造成了大量百姓死亡，但还不至于造成2/3的人口损失，真实原因是大量州县不申报户口以及户籍隐漏。
户口统计不全是唐朝中后期的常态。以元和15年（820年）的户籍资料为例，全国301个州府，只有169个州府有户籍数据，而未上报户口数据的132个州府在开元时期总户数为161万户，连中央直接控制的淮南道都没有相应的户籍数据。
实际上，有户口数据的州府也不一定是全面的，底下县乡也会存在漏报、少报的情况，毕竟古代不便，官府深入基层核实百姓户籍是非常困难的，当中央政权力量不够强大时，统计数据的缺失更会放大。例如同样没有遭到"安史之乱"波及的江西和浙江，江西在开元时期有35万户，到元和年间增长10%，至38.5万户，而浙江户籍则从83.9万户减少到34.3万，降幅达到60%。显然没有经历战火的江南地区，存在严重的逃户、漏报和隐瞒户籍的情况。
元和中兴后，上报户籍的藩镇、州、府增加，中央控制的户籍才重新增长。唐宪宗元和15年（820年）的户数只有237万，到了823年就增加到335万，仅3年时间就增长了41.4%，显然不符合人口的自然增长规律。是什么原因造成公元820年后人口异常增长呢？因为唐宪宗李纯采取了对藩镇用兵的策略，817至818年陆续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819年宣武节度使韩弘归顺朝廷。此后，中央的直接控制区大幅增加，大量方镇和州县开始向朝廷申报户口。
前面这些主要是阐明一个道理：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权威丧失，藩镇、府、州、县都存在不报、少报、漏报、隐瞒户籍的情况，史书记载"安史之乱后，唐朝只有1600余万人口"的说法是片面和错误的。
先看安史之乱的波及范围。安史之乱是唐朝的分水岭，国家经济从兴盛走向衰弱，政权从统一走向分裂，对唐朝乃至中国古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只看对人口影响的话，安史之乱主要的波及范围是河东道、两都、河北道、河南道等北方地区，南方和四川地区并未受到战火的波及，自然不会存在人口伤亡的情况。否则北方打仗损失了60%的人口，南方百姓正常生活也死了大量百姓，这不符合常理。
再看战乱波及地区的人口变化。北方是战乱波及地区，双方直接交战地区的死亡率极高，从河南道、关内道上报户籍的州府情况看，河南道从87万降为16万，损失82%（仍有漏报的情况），关内道从68.6万减到28.4万，损失59%。再看全国重要府、州的人口比较，北方交战的京兆府（长安）、河南府（洛阳、叛军都城）、河中府、汴州都存在人口大量减少的现象，洛阳损失85%、汴州90%、长安33%。
如何估算安史之乱后的人口？北方、南方分别估算：1）北方整体都受到战乱波及，直接交战区甚至损失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陇右道因为"撤兵勤王"而彻底丢失。当然损失80%-90%的人口太过夸张，否则也不能组织三十多万的大军，因此假定北方人口损失率为50%；2）虽未受战火波及，南方也不是完全不受影响，唐朝中央需要江南、淮南地区的赋税用于平叛，因此百姓的负担会加重，逃户、客户必然增加。赋税加重，百姓过得不好，人口可能不增长甚至减少，假定南方人口保持不变。
安史之乱后，唐朝人口约3576万。以天宝元年（742年）的户籍统计为基础，户籍人口5098万，比天宝15年少200万，4%的差异暂不考虑，其中：
1）北方，1521万。原有492万户，人口3042万，按50%折损率估算。安史之乱后，北方有户籍246万，人口1521万。
2）南方，2055万。户籍405万，人口2055万。
因此，全国共有651万户，人口3576万。
主要探究"黄巢之乱"前夕的人口形势，这段时间在宪宗、武宗、宣宗的努力下，国家大体平静，虽然藩镇割据，偶有争端，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战乱，因此全国人口应该总体稳定，约3500万，下面加以验证。
从前面的表格可以看到，公元840年前后，唐朝中央已知的户籍数约500万，但各藩镇、府、州、县上报的户籍仍存在少报、漏报的情况。然后此时卢龙、成德、魏博等河朔3镇和淄青节度使重新反叛，户籍自然不向朝廷申报，4个藩镇在天宝年间的户数约195万。按人口损失50%估算，4大藩镇安史之乱后的户籍约98万。因此，唐朝后期的户数至少598万，按照唐朝户均5.7人计算，总人口3409万，与上面估算的误差约5%。
笔者在文章《唐朝经济研究之一：真实的人口数据》中，考究天宝年间的实际人口约6700万，相较官方统计的5300万，高了约30%。
我们结合官方数据，估算唐朝中后期的人口约3500万，如果考虑逃户和漏算的30%，则实际人口应该为4600万。
公元875年，王仙芝起义，拉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接着878年的黄巢起义，更是掘开了唐王朝的坟墓。与安史之乱只波及了北方不同，黄巢起义将战乱烧向了全国，除了原本藩镇割据的河南、关中、山东等地，淮南、江南、福建、广东、贵州、湖南等富裕的南方地区也都受到了起义军蝗虫般的扫荡。黄巢率领起义军攻克长安的时候，纵兵烧杀抢掠了4个多月，在流窜作战期间，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对于抵抗的州县，动辄屠城，福州、广州等城市居民被屠戮殆尽。
黄巢起义是中国古代一次影响深远的人口灭绝事件，估计人口损失约50%，因此唐朝末期的人口约2300万。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后，中国进入新的军阀大混战时期，短期的50余年，北方先后出现5个短命朝代，南方也相继诞生10个小国家。
五代十国，各国之间的战争不断，比较大型的战争就有22起，小型战争更是不计其数。各大割据势力为了扩大地盘，纷纷招兵买马，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在割据岭南（广东）的南汉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张遇贤起义，人数一度超过10万。五代十国是一段混乱期，百姓生活艰难、流离失所，因此人口应该是不增长或者减少的。
如何估算五代十国的人口？史书没有五代十国开始时的人口数据，相关史料也比较少，只能从北宋统一天下的记载中发现线索。根据《宋史》和《太平寰宇记》记载，北宋980年完成统一时，从全国各大割据势力得到的户籍为524万。古代户籍数据不是实时更新，像五代十国这种混战期，可能10年都不重新统计户籍，北宋拿到的户籍都是极早的数据。因此，五代末期（960年）的户数可以认为是524万。
验证：另外结合北宋983年的人口数据650万户，如果按9‰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反推，户数约528万，两者相差不大，估算是靠谱的。
户均人口按多么估算合理呢？自"黄巢起义"至"朱温篡唐"，再到五代十国，天下纷争80多年，百姓家庭必然残缺不全，很难达到"五口之家"的理想模式。可以参照的历史时期是唐朝初年，贞观13年（639年）的户籍为304万，人口1235万，户均4.06人。因此按户均4人计算，五代末期的人口约2100万。
安史之乱将强盛的唐帝国推向了深渊，导致国家损失了30%的人口，2100万人死亡；唐朝中后期，经过代宗、宪宗、武宗和宣宗等皇帝的努力，国家人口保持在4600万左右，但是"黄巢之乱"重新带来了灾难，导致了相对值50%、绝对值2300万的人口灭亡。等到五代初期，全国人口只有2300万，再经历50多年的纷争，北宋建立时，全国人口约2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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