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在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用“马铃薯”形象比喻法国的农业经济特征：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能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为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的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内的广大群众，便是用一些因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卡尔·马克思
其实，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也如马克思当时描绘法国小农经济社会一样，也是由一个个马铃薯袋构成的“马铃薯社会”。在“马铃薯社会”中，小农们以家庭为单位，祖辈都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小农们的渺小与专制皇权的强大，形成一种两极反差。专制皇权通常把渺小的小农们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内，仅能让小农们维持最低的生存需要。小农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是无能为力，对强大皇权赋予自己沉重的徭役、繁重的赋税和兵役都是超常去忍受。由于对皇权施予自己伦理纲常礼教的认同，使小农们永远都是一个个渺小的“马铃薯”。再加上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也是牢固结合，仅能凭借有限手工业品在市场上交换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
“马铃薯社会”—小农经济的象征
由于小农经济结构“马铃薯”的特征，也有着很强的分散性、独立性和坚韧性，没有强有力外力的冲击，很难打破这强有力稳定结构。我们就从“马铃薯社会”的分散性、独立性和牢固性这三个特征，分析我国古代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王朝的关系。
小农经济，封建专制制度之温床
我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在形成之前存在于西周时候的土地公有“井田制”中，类似于农村公社的自治体。可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小农经济就从类似于“井田制”的农村公社中脱离出来。从本质来说，小农经济，也叫做自耕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耕种土地的农业经济形态。如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是“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1]在这里，马克思就指出“马铃薯”小农经济社会的特征，如原子一样分散又各自独立性，不能做简单的相加或者是叠加，所以难以强大。
现在先谈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小农经济都是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存在的，也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2]。小农经济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需要一个“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3]来代表他们，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个高高在上维护他们利益的权威就是皇帝、君主、天子。
皇帝，赐予小农经济雨水和阳光
因此，马克思在著作中，也把中国东方的皇帝比喻做全国民众的父亲，皇帝的每一个官吏在自己管辖的区域范围内，也是父权的代表，如父亲一样管理家庭成员，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一体化”，也更是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农社会的家庭与国家是一体化的，皇帝臣民关系就如同家庭里父子关系。
皇帝与臣民，如父与子
我们可以总结，皇帝、封建君主制度、中央集权制度等政体内容，都是适应“马铃薯”小农社会分散型特征的，小农经济也是专制主义制度的温床。由于小农如同袋子里“马铃薯”，都是层层叠叠凌乱在一起的，需要建立一个以一个中心点为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把这些分散的小农经济做统一管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皇权为中心的，从里甲到州县再到中央的官僚体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皇帝是这一套中央官僚体制的中心点，层层叠叠的行政管理机构如同蜘蛛网一样，从这个中心点出发控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秦朝的金字塔式封建官僚体系
小农经济，封建专制政府的赋税来源
由此可以看到，小农经济的“马铃薯”分散性特征，使皇帝的权力至高无比。官员和大臣都由皇帝设置，一切法律和政令都是经过皇帝的口中颁布才有效，国家也是为皇帝人格化的国家。所以，黄宗羲就把国家天下之乱归结为君主，训斥至从秦朝以来，帝王都是天下的祸害所在。帝王也是大贼，也是有道理的。如果君主是有道德的贤明之主，国家就太平。如果是昏庸的君主，国家就乱。国家一切，都是取决于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身上。
“马铃薯社会”的小农经济
“马铃薯社会”的小农经济，也是专制皇权的主要赋税来源。专制皇权政府掌握经济的来源，财政状况的好坏，都是取决于自己掌握的半自耕农和自耕农的多少。所以，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专制政府，都是奉行“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政府如同南宋时候的叶适说的：“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这一句话就是说，小农经济是专制集权政府最可靠和最充足的财政来源，主要体现在政府依靠对小农的直接赋税征敛。小农的数量增多，开垦土地也就多，政府赋税也就增多，政府征兵的兵役也多，国家军队也就强大。
官僚体制与百姓
封建专制政府为了增加赋税，也用土地束缚着农民。在饥荒之年，都会出现农民为了寻找生计的人口流动现象。因此，在商鞅变化开始，封建专制政府就通过建立郡、县、乡、里等行政区域，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对农业人口做分区域的管理和有效控制。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业人口世世代代被约束在一个固定的狭小区域之内，使农民与土地结合更为紧密，为统治者增加更多的徭役和赋税。至从战国时候的商鞅变法到清末民国，中国“五口之家”种百亩田的小农经济模式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户籍制度，限制农民的流动
小农生活卑微和封建皇权的专制
封建专制政府统治者从思想上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形成了一套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要求自耕农众在心理服从封建专制统治，所谓“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就是这么来。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如马铃薯分散的自耕农家庭常年在田地劳作，能保持温饱就是最大的幸福，也是专制皇帝最大的仁政。
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
因此，如马克思说的“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4]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制度是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小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做保障。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存在和发展，也需要小农经济为基础。在封建皇权庇护下，小农经济也一直呈现低水平的发展。
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也使得它有着不稳定性的特征，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也体现了不稳定性。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由秦始皇创建的中央集权制度都不能与封建社会发展始终，朝代更替频繁。任何朝代的发展，都经历——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崩溃——再建立——奔溃的循环发展过程，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大特征。
农民起义，推翻封建君主专制政权
为什么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封建专制政权会频繁更替，不能稳固长久呢？这还是在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小农经济的主体，都是以家庭为主的自耕农。自耕农生产性质的狭小，也导致很难抵御天灾人祸的袭击和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而且，农业生产容易受着气候和天气的影响，当出现自然灾害如旱灾、洪水、蝗虫灾等，就会造成农业收入和农业人口的不稳定。
小农经济，生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
土地的分散化特征，必然也允许土地的私有制和自由买卖。小农在破财的情况下，也通常出卖宝贵的土地资源，使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当没有土地的农民，也只能耕作地主的土地为生，成为地主的佃农，受着地主的盘剥。虽然地主阶级也要承担对封建国家的赋税，但是他们都能够把沉重的赋税与徭役都转移在佃农身上。而且，地主阶级还可以凭借着自己的特权和社会地位，采用各种手段逃避赋役的负担。如宋朝的“贫民产竭而税赋犹存”[4]，就是生动地例子。当土地集中严重，失地贫困农民增多，地主阶级剥削佃农负担增多和逃避赋徭的现象严重，封建专制王朝的财政收入也减少。当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化，失地农民数量增多也必然变为流民。当流民的数量增多和佃农受不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必然起来造反，这就导致了封建专制王朝的灭亡。
地主与农民的矛盾
之后，在旧朝代灭亡之后，一个新的君主专制集权王朝也建立。专制王朝也会鼓励和发展小农经济，王朝也出现一个类似于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这样局面。这样，小农经济又如汪洋大海一样存在社会大地上。经过一段时间，由于小农经济“马铃薯”的脆弱性，又出现土地集中的现象，小农经济又走上了前一个王朝的老路，如此导致朝代更替频繁，封建专制王朝的不稳定。所以，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上，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君主专制集权制的盛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着相近的一致性。
由于小农经济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互相作用，使得以“男耕女织”和“以织助耕”为主要内容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长河中一直都是牢固不破。小农经济中一家一户的独立经济体，如同汪洋大海的马铃薯一样布满整个社会，互相孤立又相互独立，构成社会单一的经济结构。
小农经济牧歌式的田园风光
小农经济理想中的生活图景，也就是男耕女织、“老死不相往来”牧歌式的田园风光。虽然对人是无害，却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体现第一在小农经济下，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
小农生产的特点，是以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取低微的农作物收获，压在农民身上的赋税是非常沉重的。土地的农作物产量，很难满足一个家庭人口的赋税和基本生存需要，破产的风险也就增强。农民只有增加劳动力投入，也就是盼望通过增加劳动量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和占有权。但是，辛苦地劳动也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农民只能从家庭内部和家庭中寻找新的生存途径，于是就采用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来获得基本的衣、食等生活资料，使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这就是最理想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方式。我国古代的“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就是这一种家庭生产方式的真实写照。
男耕女织，小农经济模式
小农经济对社会发展的阻碍，第二体现在无法使商业获得长足的发展，产生工业社会这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我国古代封建专制统治者为了增加更多的赋税，必然稳定需要农业生产秩序，使农民安心于务农，所以都采取“抑商”的政策。最早提出“抑商”政策，乃是秦国时候的商鞅。西汉时候的桑弘羊在帮助汉武帝制定平推法的时候，也大篇论述了“抑商”好处，就在于遏制商人的经商活动，使商人不能发大财和暴富，阻断了农民的弃农经商的做法来维持小农经济。商业发展被阻拦，自然也很难产生更高一级的生产方式，社会都停留在低水平的发展水平。
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
第三，从小农经济的结构来看，“男耕女织”使得家庭生产都能够自给自足。社会分工不发达，人口都集中在农业生产上，无法实现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的方向转移。在我国历史上朝代统治的后期，也出现过数量众多与土地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流民，这些流民本来就是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的最佳形式。如欧洲的英国、法国、西班牙，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阶段都出现过人口流动的现象，这些失去生产资料的人口流动到手工业行业，成为雇佣工人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在我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社会分工不发达，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无法使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方向转变。所以，在朝代末期的流民，最终结果都是要回到土地上重新为小农。
由此看来，只有农业与手工业的互相分离，才能发展社会生产的专业化，突破自然经济限制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才能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充分地条件。但是，在小农经济中“马铃薯社会”的顽固性，使得单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形成一个封闭的自然经济结构，难以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需要的统一国内市场，遏制资本主义发展。
小农经济，限制人口的流动
可以看到，小农经济具有“马铃薯袋”的顽固特征，使得社会都是停留在农业社会水平，在没有强有力外力冲击下，是不会瓦解的。虽然明末清初，我国在经济繁荣江南地区的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如同巨石压迫下的嫩弱花草，生长和蔓延都受着汪洋大海的“马铃薯”小农经济限制，经过了数百年的萌芽，工业化的曙光却都是在遥远的未来。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都是分局必合合久必分，专制王朝频繁更替，社会发展都是停滞不前，永远都停留在小农经济发展状况，社会难以发展进步。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本质上是没有历史。虽然比较片面，其实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封建专制王朝的更替循环，没有发展，一直停留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
两千多年来，我国都是停滞的小农经济
打破“马铃薯社会”顽固性的，是需要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如近代中国的工业进程，是外在冲击的，不是自发的。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用着船坚炮弹，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殖民入侵，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向中国倾向产品，在中国建立租界兴办工厂等，一步步瓦解了中国古代固有的小农经济结构。“马铃薯”小农经济社会瓦解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近代中国就在反抗外来殖民侵略和学习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由小农经济“马铃薯社会”，一步步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
英国的船坚利炮，打开了国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72页。
[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69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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