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伦敦、纽约、东京三大世界城市由快速增长阶段，到世界城市这一特定阶段上的空间形态演进历程，对我国城市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结合北京实际，本文认为要通过更加包容性的城市政策，建设一个具有内生性、可持续性和良性运转的世界城市，其内涵是：在传承特色，发挥自身优势基础上，注重区域合作，加强产业引导，通过众多发展目标的优化，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全球控制力的世界城市。
[关键词] 世界城市 空间演进 北京 启示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0）04
[作者简介]赵娇（1979－），女，河南郑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经济
随着全球化及跨国经济分工与合作日益推进，世界上开始出现并培育出具有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第一流大城市，被称之为世界城市。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1986）认为，城市发生的所有空间结构，将决定于城市与世界经济相融合的形式与程度，以及新的空间劳动分工分配给城市的职能。
作为大国首都，北京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正处于大规模调整城市结构和城市运行轨迹的关键历史机遇期。2009年，北京市政府提出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即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以更高的标准加快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作为被公认的世界城市，伦敦、纽约、东京由快速增长阶段到走向世界城市这一特定阶段上的空间形态演进历程，无疑会给当前北京的城市发展实践以及迈向世界城市的目标以深刻启示。
一、世界城市空间形态演进历程
1．伦敦：从不理想的“控制－疏散”空间战略到世界城市
伦敦为解决19世纪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住宅、交通、环境及区域不平衡、城乡矛盾等突出问题，用行政手段控制市区新建工业、围绕市区建绿带、外圈扩建城市，形成围绕中心城区的“环状路网+绿带+卫星城”典型模式。东京、莫斯科、北京等都曾采取了与之类似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
历史地看，这一方案因没有预见到人口的高速增长和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等因素影响之大，中心城区功能集聚并未得到有效缓解，新城建设也未能满足充分就业和多样性发展的需要。
然而，自1980年代起，伦敦作为全球主要的金融、物流、资讯中心和欧盟最大资本市场地位逐步确立和巩固。这既与其现代资本主义发祥地、商业中心和历史古都的地位一脉相承，也得益于伦敦以生产性服务业的高速发展保持了城市持续发展的活力。
1987年，伦敦生产性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确立了新的城市发展功能。大伦敦区除主要发展高端服务业之外，还留存了一些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并吸引国际机构进入。其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明显等级体系和功能定位，空间分布呈现“多极化、等级化、功能化”特征：城市中心主要承担高级商业服务,国际化、信息化程度较高；内城区和郊外的新兴商务区则主要面向国内或当地制造业,同时接受来自城市中心区的高等级产业辐射,如后台数据处理中心等,彼此之间密切协作 。
尽管如此，伦敦的发展未能彻底扭转其当初实施的不适合城市高速成长阶段的“单中心－同心圆”空间战略，虽然伦敦加大公共交通建设、推行交通拥堵收费制等显著缓解了市区交通拥堵问题， “城市病”依然缠身。
2.纽约：大都市区的管制、规划与分工合作孕育出世界城市
美国东北部“波士华”和日本东海道大都市带是当前世界上发育比较完善的两个典型大都市区。“波士华”大都市区有着高度发达的分工与协作，在金融、贸易、运输和科技等方面的作用突出，其中纽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20 世纪90 年代初，中心集聚为主的城市化使中心城市与郊区政府矛盾十分普遍，而走向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诸多功能性的城市网络去支配其空间经济运行和增长，美国首先产生了基于区域利益协调的大都市区管制模式。这一模式是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权利平衡,通过多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动员资源的统治方式,以补充市场经济和政府调控的不足。
为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并走向可持续发展，从1921年到1996年纽约大都市区经历了以“再中心化”、“铺开的城市”、“3E（经济Economy、公平Equity、环境Environment）先行”为主题的三次大都市区规划。从疏散中心城区办公就业，到把纽约改造成为多中心的大城市，再到提高地区的生活质量，使大都市区逐步具有了着眼全球以及经济、社会与环境并重的发展理念 。
纽约从港口商业城市转变为工商并举城市，进一步发展成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世界金融中心，与该大都市区成熟的分工合作有机整体的孕育密切关联。“波士华”大都市带中的每个主要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能,都有占优势的产业部门，在发展中,彼此间又紧密联系，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群中流动，促使人口和经济活动更大规模地集聚,形成大都市带巨大的整体效应。
3.东京: 政府作用下立足本土企业成长的国际化战略和多核多圈层空间形态
在空间受限、资源紧缺的条件下，东京经过50多年发展成为人口上千万、城市功能高度密集的世界金融中心、国际化大都市，其空间形态经历了由“一极集中”走向“多核多圈层”结构，成功实现了中心区集中容纳国际控制功能,副中心扩散次级功能，进而控制城市规模过度扩张，建设国际城市的设想。
这与战后从对城市规模的关注转为对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关注、实施“多中心、分层次”的空间发展战略以及政府与市场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密不可分。战后东京经历了一个由“一极集中”走向大都市圈的城市发展历程。目前,大东京都市区正在形成“中心—副中心—郊区卫星城—邻县中心”构成的多核多圈层空间形态，各级中心多为综合性的，但又各具特色，互为补充。
在东京成为国际城市以及空间形态形成过程中，政府行为成为本土企业快速成长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外部动力。一方面，实施以本国企业和资本扩张为动力的国际化策略，城市在政府和企业紧密合作的组织体系上，建立以产业部门尤其是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的综合经济功能，依赖本国跨国公司成长为世界级企业进入国际城市行列。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集中带来相关服务产业如金融保险、商业服务、教育咨询等的集聚。1980年代始，在城市面临着“空心化”威胁的情况下，政府积极转变战略方向，提出要从“贸易立国”逐步转向“技术立国”。东京发挥自身人才和科研优势，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精尖新”工业,使工业逐步向服务业延伸,实现产、学、研融合。在此阶段，诞生了一批以高科技产业为市场取向的新兴服务业,如风险投资、现代物流、信息加工等 。此外，东京“多中心、分层次”的空间发展战略有力地支撑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老中心区与多个新中心区分层次并进，适应经济结构快速转变的需求，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一个网络结构的发展空间。
但在东京城市发展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保持国际城市地位和控制功能过度集中，引起的城市规模膨胀这一两难矛盾。
二、世界城市空间演进规律对北京的重要启示
当今，处于积极成长中的特大城市北京，面临着严峻的城市问题并且城市发展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迫切需要新的发展空间，需要容纳更多新的城市功能，大城市问题日益显现；城市的规模不断增长，交通、环境问题日益激化，人口、就业压力凸显；城市的发展受到有限的土地资源及绿色空间对人口及建设规模的制约、水资源条件的制约和空间布局受生态条件限制等等。
借鉴国际典型大城市发展演变规律，符合北京实际的发展模式必然是内生性的、可持续性好的、良性运转的，其内涵是：在传承特色、发挥自身优势基础上，注重区域合作、加强产业引导，通过更加包容性民主性的城市政策以及众多发展目标的优化最终实现成为具有全球控制力的世界城市。
1.强化腹地支撑与更大范围的空间联系
城市经济区是以在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城市发展应考虑城市区域的协调发展与支撑体系的层次性与空间扩散的规律性。走向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诸多功能性的城市网络去支配其空间经济运行和增长,城市与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城市经济区形成的主要动力,这些联系包括外贸货运流、铁路客货运流、人口迁移流、空间信息流，而且空间信息联系正成为跨地域经济联系中的关键因素。同时，大城市作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周边建设发展卫星城和新区，通过产业链和产业转移带动周边城镇经济发展，持续推动着周边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北京在这一阶段应使城市与区域之间保持相互联系、互动互利、共同发展的关系，并按照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特征和等级不同，各个城市之间形成一种有序的层级关系，共同组成城市间稳定的分工合作关系，保持高度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的城市体系。
从世界城市的空间流量角度看，城市之间的联系形成全球城市体系并导致等级次序和主导作用的产生，通过居于控制和领导地位的世界城市，把地区经济、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其联系性的强弱程度决定了城市的地位和职能：联系性较弱的城市具有区域性的地位与职能，联系性较强的城市——世界城市，会形成全球性的地位与职能。
2．科学规划和引导，营造产业聚集与创新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或规章制度来引导或促进城市发展，制度或政策往往会对城市发展产生正向或反向的作用。日本东京实施的是以本国企业和资本扩张为动力的国际化策略，政府行为还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展的外部动力，为东京国际化发展起到了正向作用。国际经验表明，采取倾斜性投资政策，如降低工业土地成本、投资补贴、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和降低税收等，会使生产与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进一步加重。而人为地去控制城市规模（比如设置绿带、人口限制）的做法，反而会滋生出新的问题。
影响经济结构的最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动（迁）是城市用地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和城市发展的真正动力。阿朗索（William Alonso，1964）的城市土地竞标地租理论认为，城市中各种活动的区位决定于土地利用者所能支付地租的能力。因此，现代服务业集群主导着国际大都市中央商务区的发展，决定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及其国际竞争力的高低。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追求创新是其持续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是产业集聚带来的产业创新和技术传播有助于行业创新，另一方面是行业规则的制度性变革和新技术的应用，如金融创新、信息技术创新、规则创新以及行业标准创新。
经济发展需要构建外在形态，形成有效载体，城市政府的作用就在于规划和引导产业集聚发展，为企业主体营造良好的环境。泰勃特（Tiebout,1956）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在空间上是可以流动的，而企业家和公众会以足投票，向公共服务好的城市流动。
就北京而言，政府与其试图明确“要发展什么”，不如营造制度和环境，让投资者自己来决定产业发展，因为市场机制下，地租地价支付能力决定产业选择，提供什么样的制度和环境，就会吸引什么素质的企业家和适合什么样的产业。与此同时，还要严格的碳排放限制，以及对高耗水、耗地、耗能行业的限制。此外，政府必须加强与民间的合作，城市政府集中力量投入到民营企业不做、而为了提高城市竞争力又必须做的事情上。教育、安全、法制、环境建设等公共产品，就成为政府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和必需的手段，要成为政府的自觉行为。
3．有效利用城市土地，促进城市空间资源优化组合
城市土地利用的最终目的并非是获得地租收益最大化，而是把土地作为承载要素，在城市地理空间上汇集最优规模的城市资源，实现聚集经济的最大化和总产出的最大化。城市土地利用最有效率的评价依据，应该是城市资源在城市地理空间内的布局是否实现组合的互补性最优和规模最佳，或者说聚集经济是否达到最大。
因为城市空间中互补性与竞争性聚集同时存在，在市场机制不充分或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城市政府就有必要通过规划或者引导的手段，来调节互补性个体资源之间的比例，使之处于最佳的互补状态，也同时抑制竞争性资源之间的过分集聚；同样，城市政府也可以通过引入公共资源（如城市基础设施、医疗、教育资源等）的手段，使个体资源与公共资源共同构成一个各种资源相互作用的城市空间组合环境，形成一个互补性最优的组合比例，使城市空间资源组合能够得到不断优化，进而使城市资源可聚集的密度和城市可聚集的规模放大到最大。2009年北京南城规划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
4. 注重文化提聚潜能，发挥首都软资源优势
城市发展具有路径依赖，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制度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全球化对城市的影响，会随着城市的基础而变化。所以，每个世界城市必然有其个性。如，伦敦和纽约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遥遥领先，所不同的是，古都伦敦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宗教传统与独特的社会风貌丝毫不与其现代化和国际化相悖，还被公认为最适合居住的大城市。
文化具有展示功能、经济功能和提升凝聚功能。文化对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独特文化氛围对人才的吸引，同时，文化产业也日益彰显文化的经济潜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内在诱导因素。当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文化、文明的滞后，经济增长和社会文明失衡是值得关注的新问题。就北京而言，还存在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发扬的问题。
从世界城市发展来看，在环境、资源、区域经济等的约束下，保证城市可持续增长，需要在快速发展阶段就积极寻求一条人口、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发展道路。这一快速阶段往往是产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机。欧美国家大体走了一个低密度、粗放的扩张型发展模式，而受限于空间资源的国家（如日本）则走了一个高密度、精明增长的路子。
经验研究表明：当产业结构处于高端水平，即产业结构相对“软化”时，其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更多地依赖 “软资源”，主要指社会性资源和人文资源。从北京产业结构变动规律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三产业成为今后北京发展的主导产业，消费和投资也集中在第三产业。这就意味着，北京城市发展正逐步完成由硬资源向软资源转变,未来北京可持续发展和产业高级化进程，对经济、社会、环境的进步起到长期性、主导性作用的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内生性软资源。
因此，首都特质资源、文化资源、科技资源、人才资源、信息资源、教育资源、金融资源共同构成首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软资源成为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还将取决于未来城市定位、体制改革、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和生态环境政策。
5. 制定更加包容、民主的政策，关注居民生活幸福，促进城市持续繁荣
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1995） 将人口迁移目的地作为世界城市的指标之一。从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对移民的接纳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不同时期的移民、不同国籍的移民，为纽约城市发展提供了不同层次的劳动力资源，推动纽约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纽约的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内部的巨大变化；伦敦对外国移民的接纳政策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来源，并且促进了不同思想、文化间的相互碰撞，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和目的是使人们生活更美好，在城市发展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因而最优化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关怀人、陶冶人。日本在对居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市民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在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人口老龄化等社会发展趋势影响下，东京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活型城市”的政策目标，其核心是就业与居住功能的平衡。
大城市的发展不断地积累着更大的通勤成本、更高的房价、不断加剧的噪音与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这些在北京城市发展中已经露出端倪，值得关注。我们应该在快速发展中及早解决这个正在来临的问题，改善仅以GDP衡量城市发展的传统指标，关注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数。这是个机遇，如果这个时候不去解决，可能就失去了调整的机会了。
ZHAO Jiao
(Institute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RUC,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Firstly, the paper analysis the spatial evolvement processes from rapid growth phase to World-city of London, New York and Tokyo, On the basis of these, combining the reality of Beijing, puts forward to building an endogenous, good sustainability and function normally World-city, I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contents: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characteristic developing own advantage, from optimization amount of development targets,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dustry guidance and finally coming to a having global effect power World-city.
[Keywords] world-city, spatial evolvement, Beijing,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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