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时间:2015-04-15 10:23来源:环球科学（huanqiukexue.com）

我们经常想通过种种宣传手段去改变大众的偏见，但是事实却证明我们往往只能加剧他们的偏见。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改变现状呢？

　　

图片来源：Zach Weiner/Saturday Morning Breakfast Cereal

 

本周的《科学有约》专栏我们请来了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教堂山分校的一位哲学教授Laurie Paul，她同时也是2014年古根海姆博物馆的一名研究员以及一本名为《转变之旅》（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的新书的作者。我们讨论了所谓的转型经验、同情、认同与自我的流动特性，还讨论了夫妻双方关于要孩子的决定是否理性。你可以在Blog Talk的广播里收听到本次谈话的全部内容，但在这儿我想要强调本次讨论的其中一点，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对科学教育和宣传感兴趣的人群极为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最好地应对那些强硬的反对派。

 

Maria Konnikova 于2014年5月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近期在我的社交圈内流行开来。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政治学家Brendan Nyhan 在2014年里做的一项研究，主要探索什么能让那些在特定热点问题上持有坚定看法的人改变自己的看法（在本研究中，是对疫苗的态度）。有近2000名家长随机参与了四种疫苗宣传活动当中的任意一个，每个活动都采取了一项不同的宣传策略（比如事实，科学，情感或者故事）以及一个对照组，来看看哪个最能改变人们的想法。而结论是：哪个都不行。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人们的想法，事实上，这些策略经常激起人们的反感。“这实在是太令人沮丧了，” Nyhan 对 Konnikova说道，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我们真的好郁闷。”

 

这只是众多证据中的一员，证明那些拒绝接受已经成熟的科学理论的人对于传统宣传策略“事实就是这样，女士”的免疫性有多强。几十年来，理性主义者们一直认为那些否定者们仅仅是自己比较无知，如果我们能够对他们进行教育并指出他们思考当中的错误，他们就能迅速改变自己的想法，拥抱真理。甚至他们最终会感谢我们。（真敢想啊，反正做做梦也不要钱）。

 

现在我们知道这会适得其反：向那些坚定的反对者们呈现事实只能让他们更为坚定原先的看法。正如Konnikova 所总结的，“每个人对事实和证据的看法都不同，它们根本没那么有效，不管是多么精心处理和解释的。”

 

但是人们确实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这取决于他们将一个特定的观点或是信念与个人身份的联系的紧密程度，不过它并不总是与一个人的政治身份有关。“当人们没有感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受到紧迫的威胁时，便可以改变自己的看法，” Konnikova 写道，“而当我们觉得某种观念与我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信奉的观念相矛盾时，就会产生问题。”当她观察2012年的一个针对气候变化的调查结果时，发现，“如果信息与某人原先的信念不相符，当信念比较弱时，他就会抛弃信念，反之则会抛弃信息。”

所以，一个科学作家/传播者该怎么办？在对不能改变大众看法的绝望中放弃吗？恰恰相反！我认为的的确确是存在一种可能去施加影响的。我只是不确定，在大多数心理学研究中的短期时间框架里，这一影响的结果能否被量化。这个想法的关键就在于这些信念是如何与个人身份认同相联系的，正如Paul 和我之前讨论的，自我认同是流动的：随着个人经历的增加（按照Paul的说法就是转型），它也会慢慢不断演变。

 

这也就意味着“你是谁？”这个问题在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里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我承认尽管我的核心特质并没有改变，但现在的我与15岁、25岁、或35岁的我完全不同，而我的人生在这期间也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起起落落，所有这一切都塑造了我这个人——我想是越变越好了吧。没有人在遇到15岁的我时会预测到未来我会成为一个科普作家，一个无神论者，或是一位妻子，快乐地生活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州。甚至15岁时的我自己都不会相信这么一个预测。但我也想象不出一个更好的生活了。

我曾提出以下这个假设与Paul 讨论：改变一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那样也许你会更容易改变他们的看法。也许有这么一段时间，一个人没法想象他结婚生子的样子，或是接受气候变化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直这么想。一次变革性的经历，或者是一系列这样的经历，都会带来巨大的变化。

 

我喜欢将这一过程看作是一个相变的过程（老读者们应该会知道我是有多么喜欢这一无处不在的概念）。正如我在2011年写到的：

 

“所有物质都有一个特定的时刻，在那时压力或者温度恰好使其从一个状态转变为另一个。水就是最常见的例子：不断降温它会最终变成冰；而不断加热直至沸点它又会蒸发变成水蒸汽。这就是相变。而这一转变过程发生的精确时刻则被称作临界点，此时该物质正介于两种状态之间。即使对同一种物质而言，临界点也可能变化。在海平面上，水在212华氏度（100摄氏度）沸腾而在32华氏度（0摄氏度）结冰。但在丹佛（又名一里高城），稍微低一点的温度也能让水沸腾（大约95摄氏度）。

 

当你清清楚楚地把这一切列到图表上时，你会注意到，随着物质状态的改变，它并不会呈现为一条斜率恒定的连续曲线。相反，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台阶之类的形状：温度下降（或上升）一点之后，会出现一条长长的直线，似乎在这一过程中什么都没有发生。事情似乎将就此保持下去，并且看起来这个物质会一直保持在这一状态下。（这水到底会不会结冰？！）但接下来曲线突然又下降了，因为温度降到了临界点，而水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相态。

 

如果你所做的仅仅是测量温度的话，就会看不到这一转换的发生。因为在组成物质的原子内部，正在发生着高一层次的相互作用。但这些变化发生在原子层面，远在你所能看到的表面之下。

 

物理上这样突然的转变就好比扫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某一刻，坦白说，如此明确的变化时刻是很少见的。但有相变的形态有好几种。我在上文中所描述的仅仅是一个一级变化，它的发生十分突然，比如水的沸腾或者结冰。二级变化会进行的更加平滑与连续，比如铁、镍和钴等金属的铁磁性忽然变成顺磁性，又或者一个物质会忽然变成超导体。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类比来形容人们的想法是如何改变的。

 

上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一篇来自Gal Adam Spinrad 的文章，详细描述了在12年里，她是如何从害怕让她的小女儿接种疫苗到坚持让全家人都去接种所有最新疫苗，甚至包括流感疫苗的经过。其实并没有哪一个所谓的她忽然就完全改变了想法的瞬间，而是这么些年里的许多小事情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她的想法。最初，作为一个在旧金山生活的年轻母亲，她与当地出生的其他家庭观点一致，认为疫苗可能会对新生儿造成伤害，会导致她女儿的初次免疫延迟到1周岁。

 

之后在国外时，Spinrad患了带状疱疹，这是儿时得过水痘导致的，那时她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她开始意识到保护措施的重要性。她的第二个女儿，由于出生时带有严重的先天性缺陷，只活了58天，心碎的Spinrad 意识到她不能再把孩子们的健康（以及她保护他们的能力）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于是她搬到中西部，找了一个倡导疫苗的医生，最终给孩子完成了疫苗。到了2013年，她终于理解了群体疫苗的意义以及为何它不仅仅保护了她的孩子，也在保护着社会上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易感人群的健康。

 

这些仅仅是Spinrad 在事后写在文章中的回忆。事实上有无数个细小的事情，在这些年里叠加，产生了看似潜移默化的影响，直到最终达到临界阈值。Spinrad 对于疫苗的看法就是逐渐进行的一个相变过程——并且更像是一个二级相变，而不是冰融化变成水这么一个突然的过程。

 

当然，就如Paul所指出的，你不能精确控制时间流逝的过程中人们的反应和变化。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你的输入仅仅是塑造这个系统的众多变量中的一个。你所能做的只是种下种子并希望有些种子能够找到合适的土壤。并且由于大多数人无法看透他人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们也无从得知何处存在着合适的土壤。这些思想的种子也许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都不会生长发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许你都不会看到任何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努力没有用。仅仅是记着我曾做过的努力，我就已经很欣慰了。

 

2015/2/15日更新：读者Brendan Nyhan 很热心地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里面附上了一篇2010年发表在《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上支持我的相变比喻的有趣文章的链接：“情感引爆点：那些动机性推理者们真的能够‘点燃它’吗？”（“The Affective Tipping Point: Do Motivated Reasoners Ever “Get It”?” ）（引爆点在相变中基本上相当于临界点）下面是文章摘要：

 

“为了更新对候选人的评估，选民们需要获取信息并判断新的信息是否符合他们对所支持的候选人的预期。按照一般预想，如果新信息对于所倾向的候选人是负面的话，应该会造成对现有评估的一个下行调整。但是近期研究却显示事实完全相反，在得知一个负面消息之后，选民们反而会更加支持相应的候选人。为了解释这一问题，科学家们提出了激励性推理这一理论，认为人们在心理上会被激发去维护和支持原先的看法。然而，选民们似乎不太可能一直这样下去。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有着源源不断的负面信息，选民们也依然会持续这一激励性过程。而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想知道这一过程是否能够通过不断地给予与评估相冲突的负面消息来克服。如果这一切可行的话，那么选民们就会到达一个引爆点，在那之后，他们会开始更加准确地更新他们的评估。而通过实验证据，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情感引爆点确实存在。我们还发现，到达引爆点时，愤怒也会随之增加，说明这么一个产生引爆点并导致随后更精确的评估的机制与情感智力的理论有关。引爆点的存在表明，即使这些选民最初表现为动机性推理者，他们也根本不是对那些负面消息充耳不闻。

 

我敢打赌随着一个人越来越接近所谓的引爆点，他们的“愤怒会不断增加”：此时他的认知失调必然已经十分严重了。因此那些大声宣称无视一切反面证据的人可能正是因为他已经接近了引爆点而害怕发生相变。Nyhan称，“要让人们到达那一阶段十分困难——如果原先的信念是根深蒂固或者有足够的心理意义的话，我们也许需要大量的反面证据——但这一切是可以并且会发生的。我认为强大的社会线索与精英阶级的共识在这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他们对种族以及近期大量涌现的同性恋的负面刻板印象。虽然这些看法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有不少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看到没？人们确实可以改变他们的看法，并且我们也可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做出改变。别急着放弃就行。

 

作者简介：Jennifer Ouellette 是一位喜欢寻找物理学、流行文化和整个世界之间的离奇联系的科学作家。你可以在推特上关注她@JenLucPiquant 。（翻译：柴火猫；审校：侯政坤）

 

原文链接[科学美国人博客]：

http://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cocktail-party-physics/2015/02/13/what-does-it-take-to-change-a-mind-a-phase-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