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面用了2篇文章分别考证了唐朝的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即《唐朝经济研究之一：真实的人口数据》和《唐朝经济研究之二：真实的耕地面积》，本文继续研究唐朝的经济，探究唐朝的财政收入变迁。
安史之乱前：租庸调为主，无商税和专卖。税收得国家财政的基础，唐朝继承了北魏至隋朝的政治和税收制度并加以完善，最终在武德7年（624年）颁布“租庸调”制。租庸调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每户授田100亩（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其征收标准是：
租：按南方农作物不同区分，北方缴纳粟米，每丁2石；南方交稻谷，每丁3石，稻谷碾成米大约2石。为什么这样征收呢？粟米耐存储，可以存8-9年；大米很容易糜烂，稻谷存储的时间长，所以北方直接向百姓征粟米，南方则征稻谷。
调：按全国特产区分对待，桑蚕区输绫、绢、絁（shi）共2丈、绵3两；产麻区输布2.5丈、麻3斤。
庸：成年男丁需要每年为国服役20天，但可以用绢抵，每天3尺，所以叫做庸。
地税：类似隋朝的义仓，以救济灾荒名义征收的税种，百姓按照每亩2升的标准交税，属于资产税性质。
户税：目前史学界认为户税应该是开元年间开创的新税种，封建社会征税的原则是“量出制入”，要用多少钱就征多少税，不够就加征。唐玄宗统治后期，宫室奢靡浪费，边关征战不断，租庸调难以满足国家开支，所以对百姓加征了户税。户税也是一种资产税，根据百姓的资产情况划分9个等级，其中八等户每户交452文、九等户交222文。根据唐德宗年间的宰相杜佑的估算，全国平均每户交税250文。
隋朝和唐朝前期，是中国唯一不搞盐铁专卖和征收工商杂税的时期。国家对老弱病残、退役军人的免税政策都得到了较好的执行，既没有像汉朝那样搞盐铁专卖，也没有唐后期至两宋的盐、铁、茶、酒等各种专卖，更没有在全国广布税关以征收商税。唐朝前期真正做到了轻徭薄赋，文治武功，开创辉煌。
安史之乱后：两税法，专卖和商税齐上阵。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和民生遭到极大破坏，均田制崩溃，大量百姓和土地失去依附关系，佃农大幅增加，难以按照过去的“租庸调”征收田税。例如佃农（客户）没有土地，怎么能按照均田制征收田租呢？租庸调是按照授田100亩确立标准。耕作30亩和耕作50亩的农户难道都交2石粮吗？这肯定不合理。
均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唐朝必须确立新的农业税征收标准，所以唐德宗李适在780年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开始了两税法改革，即以土地的肥瘠确定税率，按照耕地的面积和产量征收田税。两税法以亩定产、以产定税，无论主户和客户，都需纳税，田税按春、秋两季征收。两税法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农税改革，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国前。
专卖及商税的兴起。安史之乱拉开了唐朝藩镇割据的帷幕，中央无法掌握全国的人口，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部统治到的百姓只有308万户，相比天宝14年（755年）的892万户下降了2/3。百姓减少造成税基不足，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唐朝中央开始增加了流通环节的征税，商税和专卖重新走上历史舞台。
盐、铁、茶、酒的专卖和商税是唐朝后期、两宋、乃至蒙元的重要税种，成为百姓重要的生活负担，直到明朝废除铁、茶、酒的专卖，这几种产品的价格才大幅下降。造成的后果就是“宋粉”吹嘘两宋的经济富裕，现实生活中的这群人天天批评石油、烟草和通信的垄断，却又为两宋的“盐铁酒茶香”专卖叫好，真不知道这群人的脑子里装了什么？
唐朝属于纯粹的小农经济，史书也没有唐朝前期财政收入的明确记载。不过结合人口和耕地情况，利用“租庸调”制，我们可以推算出唐朝财政的大致轮廓。唐德宗年间的宰相杜佑对天宝年间的财政收入就有大致的匡算，具体见《通典》卷6《食货志·赋税下》记载。可以看到，唐朝财政主要是实物，物资非常丰富，粟米约2500万石，绢740万匹，布1605万端。注：绢1匹为4丈、布1端为5丈、绵1屯为6两。
天宝年间财政收入约1053万贯。将天宝年间财政状况重新整理，结合当时的物价，唐朝前期的财政收入约1053万贯，其中铜钱200万贯，占比20%；由于唐朝前期物价低廉，粮、绢、布等实物虽然数量巨大，但折合成铜钱为853万贯，占比80%。
前面提到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在均田制崩坏、藩镇割据的背景下，唐朝开始两税制改革，并开始征收商税，并搞起盐、铁、酒、茶的专卖。唐代宗年间，著名理财官刘晏走上历史舞台，陆续推出了榷盐、漕运、常平仓等改革措施，扭转了唐朝安史之乱后财政崩溃的势头。
经过中唐名臣刘晏、杨炎、第五琦等人的财政改革，唐德宗年间的财政状况好转，财政收入超过1900万贯，其中两税约1200万贯、盐课600万贯。
元和中兴，财政继续好转。唐宪宗李纯继位后，励精图治，重用杜黄裳等宰相，陆续平定剑南、淮西等藩镇，国家呈现中兴局面，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财政收入超过2800万贯。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安史之乱，只看财政数字的话，或许会认为唐朝中期的财政状况远好于开元期间，毕竟开元盛世的财政收入折价1053万贯，而元和年间接近3000万贯。这其实告诉我们，分析古代的财政收入，不能被表面数字迷惑，一定要结合当时的物价辨证分析。网络上的“宋吹”就喜欢移花接木，因此闹出“宋代财政收入1亿两（实际是1亿贯石匹束两）”的笑话。
通过对比安史之乱前后的主要物价，可以看到粮食、布帛、食盐等重要物资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涨，食盐重新被官府垄断专卖后，价格更是原先的10倍。天宝年间的1053万贯财政收入可以买到7020万石粮食，而元和年间的2813万贯收入只能买到5626万石粮食，显然开元盛世的政府财政远好于唐朝中后期。
为了使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财政收入具有可比性，我们需要了解安史之乱前后的物价变动情况，类似于后世的CPI指数。古代百姓的生活物资单一，最大的开支是粮食、衣服等温饱需求，其余是盐、铁、住房、节庆等开支。我们根据不同物资在百姓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赋予不同的权重，即粮食60%、绢绸10%、麻布20%、食盐10%。
假定公元750年的CPI指数为1，则800年的CPI为4.9。因此天宝年间的1053万贯财政收入相当于元和年间的5160万贯，是元和间财政的1.83倍，可见安史之乱后的通货膨胀有多严重！
同理，宋朝的财政收入（6000多万贯）看上去是唐朝（1000多万贯）和明朝（1000多万两）的5-6倍，但宋朝的物价远高于另两个朝代，实际购买力差别却很小，将来笔者会写专门的文章揭示这一点。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唐朝前期的财政非常宽裕，财政收入看上去只有1053万贯，可是购买力却大的惊人，是中后期的五六倍。
安史之乱后，唐朝一度非常虚弱，但经过从代宗至宪宗等几代君臣的努力，国家财政得以逐步恢复，元和年间的财政收入超过2800万贯，从购买力平价看，达到开元盛世55%。
通过对唐朝不同时期财政收入的梳理，大家对古代财政收入的判断不能拘泥于数字，更应该结合当时的物价，判断实际的物质占有情况。显然，开元盛世体现着物质的富裕，而非表面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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