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1个小圆漆盒，盛有20多克的乳香；有4个方形炉身并连一起的四体熏炉。乳香是高级消费品，又可制高级药材。上引的《史记》提到，广州是“果、布”之凑。根据中外学者考证，果布即“龙脑香”，是马来语，“果布婆律”的译音（Kapar barus），它盛产于“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韩槐准：《龙脑香考》，《南洋学报》第2卷第1辑）。熏炉在广州汉墓中普遍出现，表明那时燃熏的香料早已从海外舶来”（《广州汉墓》第8章《结语》），可惜出土的乳香，因年代已久，全部氧化未能测定。
4．在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种深蓝色的玻璃片，长约12厘米，宽约5厘米，厚3厘米，有关专家认为，这种玻璃是“当时的商队从黄支国交易得来的璧玻璃的一种”（张维用：《琉璃名实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
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此之张骞出使西域形成的陆上丝绸之路还早得多。这是从现有的事物来论证。下面就“千年通有无，万里扬中华”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闻名中外的史实再作简要的论述。
三、文明贸易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1．秦汉时期。中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相对发达的丝绸生产，为我国对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广州出口的丝绸，曾以优良的品质赢得海外诸国的称赞，使之一度与古罗马的黄金等价。今天，广州的出口商品丝绸，仍闻名遐迩，以“王牌”的产品著称，对世界各国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广州的丝绸自广州海上商道开辟以来，都络绎不绝地传布到亚、欧、非三大洲。上文所说，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非洲象牙和伊朗的银盒，以及《汉书》记载的由广东徐闻出海，经南洋至印度洋航线，所携带出口的大批丝绸等商品换回所到国的特产，都是以广州为集散地，通过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以物换物等方式进行的。东汉时期，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更进一步繁荣。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挥国（今缅甸）王雍由调遣使来汉朝贡，带来了大泰国的“幻人”（即魔术师），这些幻人自称是海西（即大秦）人，是由波斯湾或红海乘船经缅甸前来朝贡的（《后汉书·西南头传》哀牢头条）。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叶调国（今爪哇岛）又派使臣前往中国，与中国进行贸易（《后汉书·顺帝传》）。恒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天竺（今印度）屡次从日南缴外来献。值得提出的是：“桓帝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西方学者哈德生先生曾这样描述过罗马人不但是丝绸的消费者，同时也是丝绸的贩运商。“……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罗马船舶每年由红海等港开赴印度恒河一带者达120多艘。其船只大多以印度半岛西岸各个两埠为航运终点，但也有横渡孟加拉湾远航到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的入海口（今毛淡棉和卑谬港）、苏门答腊和马六甲海峡各口岸。最后航行到东京湾”。罗马的东方贸易以丝绸为最重要，尤其是向中国购运丝货最多。罗马著名学者白里内所著的《博物志》一书也说：“罗马人远赴中国，以红海生产的珍珠与中国交换丝绸，计每年由罗马流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货币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古罗马货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