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前来广州的僧人也大大增多，在此以前，由印度取海道而来中国的僧人，有史料可查的只有康僧会1个，但是到了西晋时，印度僧人却络绎不绝，第一个乘坐商船前来广州的有耆域，接着是迦摩罗（西晋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并建造了三归寺、王仁寺。到了东晋，罽宾僧人昙摩耶舍也抵达广州，又建造了王园寺（即光孝寺）。南北朝时期，到达广州的僧人更多了，在公元424年、435年、502年、526年、546年先后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智药三藏、菩提达摩、拘那罗陀等抵达广州。中国幽州黄龙僧人昙无竭等人则从广州乘船往印度求经，他于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招集同仁25人，远到天竺，后于南天竺随舶入海抵达广州（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东晋著名的佛教僧人法显和尚在公元399年自长安出发，沿陆路前往印度取经，回来时取道海路，并把广州作为返航的终站，准备在广州登陆，后因遇暴风雨才被迫在胶州湾的牢山湾上岸。法显是从锡兰航海到那婆提（印尼爪哇）的，在那里乘搭“商人大舶”返回中国。他提到广州至爪哇之间有定期船舶往来，商船可容纳200多人，“赍五十日粮”，在顺利的情况下，航行50天使可到达广州。从这则资料可知，当时东南亚地区与广州之间已有海上往来，而且相当频繁，也可以说明广州已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3．隋唐至北宋。隋文帝率领隋兵攻下陈都建康，结束了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动乱局面，中国重新进入了大统一时期。此后，隋朝政府对海上贸易是积极经营的，对南海诸国的友好关系也有所发展，因而广州对外贸易进入兴旺阶段。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遣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进行访问。根据《隋书·赤土传》载：“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这是我国最早派出专使携带大量丝织品，从广州出访马来亚或印尼的。这次出访，受到了赤土国王的隆重欢迎，并派其王子随同常骏一起来中国，作为回拜。此外，当时南洋诸国中来广州贸易的国家，据《隋书》记载的就有10多个。如真腊（今柬埔寨）、婆利（今印尼巴厘岛）、盘盘（今马来半岛北部）、丹丹（今马来半岛中部）等。
唐朝是在隋朝统一我国南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当强盛的封建王朝。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仍是以蚕桑、农业为主，它不仅是人民衣食之源，也是国家税收之本。因此，唐朝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便积极鼓励农民发展农业和蚕桑业。当时四川、江南一带的丝织品，工艺精美，轻薄如雾。这些产品大都是运来广州出口的。同时广州本身的丝绸质量也有所提高，在《元和郡县志》所列举的广州诸多贡品中，也有丝布一项，这在以前是没有的。陶瓷在唐代也有较大的发展，陶瓷釉下彩的发明，“唐三彩”的问世，在我国陶瓷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此外，广州的“白瓷”也颇负盛名。这样，陶瓷又成为我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它推动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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