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前来广州的僧人也大大增多,在此以前,由印度取海道而来中国的僧人,有史料可查的只有康僧会1个,但是到了西晋时,印度僧人却络绎不绝,第一个乘坐商船前来广州的有耆域,接着是迦摩罗(西晋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并建造了三归寺、王仁寺。到了东晋,罽宾僧人昙摩耶舍也抵达广州,又建造了王园寺(即光孝寺)。南北朝时期,到达广州的僧人更多了,在公元424年、435年、502年、526年、546年先后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智药三藏、菩提达摩、拘那罗陀等抵达广州。中国幽州黄龙僧人昙无竭等人则从广州乘船往印度求经,他于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招集同仁25人,远到天竺,后于南天竺随舶入海抵达广州(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东晋著名的佛教僧人法显和尚在公元399年自长安出发,沿陆路前往印度取经,回来时取道海路,并把广州作为返航的终站,准备在广州登陆,后因遇暴风雨才被迫在胶州湾的牢山湾上岸。法显是从锡兰航海到那婆提(印尼爪哇)的,在那里乘搭“商人大舶”返回中国。他提到广州至爪哇之间有定期船舶往来,商船可容纳200多人,“赍五十日粮”,在顺利的情况下,航行50天使可到达广州。从这则资料可知,当时东南亚地区与广州之间已有海上往来,而且相当频繁,也可以说明广州已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3.隋唐至北宋。隋文帝率领隋兵攻下陈都建康,结束了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动乱局面,中国重新进入了大统一时期。此后,隋朝政府对海上贸易是积极经营的,对南海诸国的友好关系也有所发展,因而广州对外贸易进入兴旺阶段。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遣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进行访问。根据《隋书·赤土传》载:“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这是我国最早派出专使携带大量丝织品,从广州出访马来亚或印尼的。这次出访,受到了赤土国王的隆重欢迎,并派其王子随同常骏一起来中国,作为回拜。此外,当时南洋诸国中来广州贸易的国家,据《隋书》记载的就有10多个。如真腊(今柬埔寨)、婆利(今印尼巴厘岛)、盘盘(今马来半岛北部)、丹丹(今马来半岛中部)等。
唐朝是在隋朝统一我国南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当强盛的封建王朝。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仍是以蚕桑、农业为主,它不仅是人民衣食之源,也是国家税收之本。因此,唐朝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便积极鼓励农民发展农业和蚕桑业。当时四川、江南一带的丝织品,工艺精美,轻薄如雾。这些产品大都是运来广州出口的。同时广州本身的丝绸质量也有所提高,在《元和郡县志》所列举的广州诸多贡品中,也有丝布一项,这在以前是没有的。陶瓷在唐代也有较大的发展,陶瓷釉下彩的发明,“唐三彩”的问世,在我国陶瓷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此外,广州的“白瓷”也颇负盛名。这样,陶瓷又成为我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它推动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