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宁宗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由于政府官吏对海商贪得无厌,肆意敲榨勒索,使广州和泉州的对外贸易都遭到极大的破坏,曾出现了“此年蕃船颇疏”的景象(见《宋会要辑稿》)。但是,此时南宋统治者已认识到泉州对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性,对泉州的对外贸易加倍重视,并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特别是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真德秀任泉州要职后,改变了一些对外商苛求的作法,使海舶“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宋史》卷四二七《真德秀传》)。从此泉州又繁荣起来了,到宋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与泉州进行丝绸贸易的国家已达50多个(见《诸蕃志》),此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到泉州贸易的三十几个国家(见《云麓漫钞》)还乡出20多个。而广州对外贸易则没有像泉州那样被统治者所重视,再没有出现以往的繁荣景象。可以说,南宋中期以后,泉州、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地位并列的局面已经改变,泉州已开始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据统治地位,而广州则退居第二位了。
到元朝初年,广州因在宋元交替之际屡遭战火,广州经济遭到很大破坏,许多“舶舟”被用于战争,或毁于兵火,广州对外贸易更是无法正常开展,比南宋末年更为萧条。
不过,元朝统一中国之后,政府对于海外贸易亦颇为重视,所以元代对外贸易与宋代相比并不逊色。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元政府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浙江海盐县澉浦镇)均设置市舶司,在至元二十三年,广州亦复设市舶司,从此广州对外贸易又繁荣起来,广州又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海人兽山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府内,畜玩于上林”。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入广州的外国货物“视昔有加焉”(《南海志》,见《永乐大典》卷一一九○七《广字·广州府三》),“海外真腊、占城、流求诸国蕃舶岁至,象、犀、珠玑、金、贝、名香、宝布,谱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咸萃于是”(杨翮:《送王庭训赴惠州照磨序》,《佩玉斋类稿》卷四)。
广州市舶的收入,在元代也颇为可观,称广州“岁时蕃舶金、珠、犀象、香药、杂产之富,充溢耳目,抽赋帑藏,盖不下巨万计”(吴莱:《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记》,《渊颖集》卷一)。同时,从广州出口的中国丝绸也日益增多,传布之地也有增加,据《南海志》和《岛夷志略)两书记载,中国丝绸由广州向外传布的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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