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仁 | 回忆我的父亲（一）

往期回顾 

·  北辛安的刘家人

·  绿皮火车，时光深处的记忆

作者：石景仁

父亲石体泽，字济众，小名拴则。祖籍交城县西汾阳村，手工业者。生于辛亥年六月初八（公历一九一一年七月三日），癸亥年十一月二十二（公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辞世。

我儿时不谙人事，十五岁即离家求学、工作。三十五岁调回家乡时，父亲虽已告老赋闲，而我却“人到中年”，忙得晕头转向。有点时间赶紧去为老人干点手头活儿，从来没有坐下来和父亲细细品味过他的人生，而他也很少谈及自己。但是，从一些生活片段和零星记忆里，还是可以勾画出他的旅途梗概，窥视到他的精神世界。

父母亲合影（摄于1962年）

出身贫贱  发奋自强

我的家世，是小时候从父亲口里知道一点。自我略微懂事起，全家聚在一起吃年饭，父亲总是在我们最高兴的时候，看着我们幸福的笑脸，突然伤感起来，使喜庆的气氛骤然凝固。他开始给我们讲述家史，而且常常讲着讲着，哽咽起来。妈妈多少有些埋怨：“你这是怎么啦，大过年的，全家人正高兴，你不能不要扫孩子们的兴？不说啦！不说啦！快吃饭！快吃饭！”每逢过年，这几乎成为家里春节年饭席上的保留节目。为此，妈妈在吃年饭时，总是时刻留意父亲的情绪，不让他多喝酒，生怕勾起他的心事，但这传统的一幕还是不可避免。待我长大后，才理解了父亲的心，他是让我们知道家族繁衍生息的艰难，我们能有今日，来之不易，要珍惜今天的幸福，负起家族的责任。

在我家的世系神图上，我的高祖父石温泉（高祖母李氏）为始迁祖。若按祖籍的家族世系算，高祖父应为第十五世祖。祖上家境如何，已无从考证。只是听父亲讲过，到曾祖父石增（曾祖母辛氏）时，一大家人，仅有十几亩盐碱地，粮食收成不多，每年刮一层碱土，熬一些土盐，补贴家用，日子尚可过得去。但是，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随着祖父兄弟四人逐步长大，生活就越来越难以维持。历史上，羊皮制革是交城的传统产业。早在十八世纪，这里的滩羊皮货，已经闻名遐迩，交城的皮匠也遍布省内外。靠老乡关系，祖父兄弟三人先后到外地的皮店学手艺、打工。大祖父石春荣、二祖父石春华流落到平遥、介休一带，不知所终。祖父石春贵，年龄最小，落脚孝义。三祖父石春富仍然留在老家，守着那几亩薄田和几间房子。三祖母孟氏有残疾，不曾生养。只有祖父为这一支血脉留下了根儿，未断石氏香火。祖父膝下有二子，伯父石体润，父亲是次子。按照旧礼教，作为小儿子，父亲被过继给三房顶门户。在他十四岁时，曾回祖籍侍奉他重病的三伯母，直至送终后，难以自立，又回到孝义生父身旁。我们家里的一支平柜和一支炕柜，母亲说是父亲的三伯父留给他的遗产，虽然很粗笨、破旧，里面被老鼠啃出很多窟窿，成了鼠辈的乐园，但仍然十分结实，父亲始终舍不得丢弃。二老去世后，在我们迁入新居时，才请那两尊与现代生活太不协调的“古董”退位。

我的祖母马氏，出身佃农，自幼丧母。姊妹二人，随父亲在长工棚中长大，没缠过脚，是方圆十里八乡闻名的“大脚女”。这在封建时代，体面家庭是绝不会接纳的。所以祖母才嫁给祖父这个年龄大自己十来岁的外乡人。祖父虽说穷点，毕竟有薄艺在身，且忠厚勤劳，生活有个指望。祖母的姐姐，即我的老姨母，则嫁给一个县衙的捕役。在封建时代，“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见《大清会典》），隶卒属于社会的最底层。贱民等级虽然到晚清已被废除，但是人们在观念上对隶卒职业的歧视远未消除。好在在衙门行走，捕役的实际地位甚至高于一般平民，委身于他还比较实惠。两姊妹都算是有个好的归宿了。

不幸的是，身强力壮的奶奶生下父亲后患产后病，26岁就故去。无奈之下，祖父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襁褓中的父亲送人。后被父亲当捕役的姨夫得知，又强行夺回，由姨母抚养至八岁，才回到石家。父亲回到自家后，继母没有正眼看过他，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家务劳作：早早起来就帮着做饭、打扫、筛灰、拣煤核……虽说也上了几年学，有一天没一天的，根本不被学校看好，最终还是缀了学。从交城老家再回到孝义后，15岁起，父亲即进皮坊当了学徒。家境贫寒，加之继母歧视，虽已出去打工，仍然衣帽不整，长襟短袖，一副瘪三模样，不被人瞧得起。自我记事时，父亲常常修理他那双脚丫子。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他继母没有为他做过一双合脚的鞋，“前顶后塔拉”落下的毛病。

因年纪小，父亲扛着比自己高的扁担，走街窜乡给东家收羊皮，连屠户的恶犬都想欺负瘦小干瘪的他。屠户家的狗，是吃肉长大的，以体壮凶狠出名，他常受到恶狗攻击。但父亲很机灵，他想出个治狗的怪招：拿刚烤熟的土豆扔过去，恶狗嗅到烤香，一下噙入口中，待咬开时烫得嗷嗷直叫，又一时吐不出。以后再见到他，就夹着尾巴躲开。那时，天空常有老鹰盘旋，稍不留心，就俯冲下来，把凉晒的羊皮叼走，为此自然要受掌柜的责备。聪明的父亲想出个绝招：把绿豆绳（一种很细的麻绳）的一头穿在羊肠中，另一头固定在一个地方，诱使老鹰把羊肠连同麻绳吞进肚子时，就轻易地把它逮住。特殊的家庭环境也养成父亲勤快的作风。他是皮坊最忙的人：天不明就起床生火做饭，起笼后扫院，自己最后吃饭、刷锅。然后扛起扁担出去收生皮，回来再铺开晾晒，接着又是做晌午饭。那时的习惯是一日两餐，午饭较迟，七八个人吃饭，等洗涮完毕，就到半下午了。他又给师傅当下手，直至掌灯。所以，老板很赏识他。到三年出徒时，父亲学到一手羊皮制革的好手艺。因为勤劳、能干，为了留住他，掌柜对东家说：给他顶上个生意吧。这样，以身为干股，成了皮坊的“白领”。在父亲19岁上，东家还表示要花钱给他娶媳妇。我的外公马锦荣是位小摊贩，在皮坊附近摆设小摊，经营蔬菜和小杂货。父亲三天两头去买蔬菜和日用品，个把月结一次帐。外公看他既精明，又很诚实，就托媒成全了父母的亲事。

然而，毕竟资本是人家的。由于经济萧条，加之皮坊大掌柜经营不善，老板撤资回交城，父亲也失了业。其时，爷爷积劳体衰，伯父已经接过家计的担子。于是，父亲跟随伯父共同经营起自家的羊皮作坊。伯父性格内向，不善交往，但心地耿直，做事认真，沉稳持重。他从小就对父亲爱护有加，对于继母当仆人一样使唤弟弟愤愤不平。他兄弟俩一生只发生过一次冲突。那还是父亲刚回到石家不久。为此爷爷把他们叫在一起说：我们石家背井离乡，单门小户生存容易吗？你们兄弟都不能和睦相处，长大后又如何相依为命，立于社会？从此他们再没有吵闹过。这种手足之情，无疑是年长懂事的伯父维系的，因此父亲非常敬重兄长。人常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今，父子们能一起为兴家立业而奋斗，兄弟俩就更是珠联璧合，彪着劲干。白天，伯父忙家里的，父亲跑外面的，到晚上，再一起劳作。心齐业旺，家和事兴。虽然正逢行业不景气的年代，但我家的生意还算是不错的，日子也宽裕起来。伯父和父亲的亲密关系，在长辈中传为佳话。老人们说，那时伯父的穿戴日用都是父亲亲手购买，而父亲外出稍有晚归，伯父都不放心，要到护村堰上一直等到他回来。父亲也常常以此对我们进行家风教育，尤其是在我们出现矛盾，互不相让的时候。

但是，好景苦短。父亲20岁那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战祸殃及百姓。驻兵骚扰，负税加重，各种名目的捐粮、捐款，经济日益衰退，皮货行情疲软。父亲们的皮坊很快也亏本举债。无奈以月利六分的高利贷维持，不长时间就欠下一千多元的阎王债。不得已，全家人连衣被都当掉，裸身回原籍西汾阳谋生。本来老家还有几间土房、十多亩地，可以苟且。但天灾无情，一场几寸厚的冰雹把即将成熟的麦子打了个精光。甭说口粮，就连耕种用了人家的人工、畜力也还不上。全家人靠回茬的黑糜子粥，半饥半饱度日。父亲和伯父天天割地草，给人家顶工，苦苦支撑。后来实在过不下去，父亲向当年的皮坊东家借两元钱做盘缠，先携母亲返回孝义，暂栖身于我外公家另图活路。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父亲一筹莫展时，偶在一屠夫朋友处，见杀羊剖出一胎羔。他知道这种肚剥羔皮很珍贵，就以仅有的五毛钱购得，经过细心处理，竟以一元出手。父亲找到赚钱的门道，以这一元本钱做起，一点一点地滚动，又在业内立住了足。不久，伯父和一家老小也返孝。父亲和伯父向朋友借得20元钱做底垫，再次经营起自己的生熟皮坊。当时，交城是西北几省有名的皮货集散地，父亲隔三岔五奔波于孝义和交城之间。他和伯父劳作一天，直至深夜，第二天寅时起床，打包好皮货，就骑车上路，到汾阳城天还不明，辰时即到交城，一百几十里地的路程，有时当天往返，而且那是一辆前后轮根本就不在一条线的破车！父亲骑自行车的技术超乎一般人，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到年老后，他仍然能带上重物，在高高的铁路路基的窄便道上骑车，火车飞速掠过，他竟若无其事，令年轻小伙子们自愧不如。由于父亲兄弟俩的皮货质量好，会经营，再加上他们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苦，在孝义、文水、交城直至晋北一带，几乎家家赔钱的情况下，他们的效益一直很好。一个月内，20元的本钱尚未用完，已获利100多元。从秋后到年底，三个月的时间，竟还清一千多元的债务，而且七元钱卖掉那辆破自行车，以七十元换了一辆八成新的好车。

鉴于羔皮买卖属地下交易，无债一身轻后，兄弟俩决定洗手不做羔皮生意。不过由于他们的信誉好，屠夫们都乐意同他们打交道，即使没有现钞，赊账也愿意向他们供货。因此，交城老乡武姓兄弟俩提出要和父亲兄弟合伙开办皮坊。而且，因为父亲兄弟没钱作底垫，人家愿意单方出资，父亲兄弟只出人，收入二一添作五，两家平分。父亲兄弟真还以“空手道”玩转了武姓兄弟。良好信誉加经营有方，让武姓兄弟对父亲另眼看待。父亲回忆说，他从外面回来，一进店门，老板马上招呼小伙计，赶快给他冲茶、热酒，十分殷勤。但父亲心知肚明，人家是冲着自己手中的市场和可观的财源。那几年，他们的“玉记皮坊”成为孝义县皮行的姣姣者。

此时，我家的景况虽说不上富裕，却也不愁吃穿，算是活得像个人家。但是，我家还处在“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状态。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房舍是基本生存条件的农耕社会，仍是随风飘零的无根之草，是很难立足于世间的。为了改变这种处境，一家人苦熬实挣，节衣缩食。母亲回忆说，她给爷爷洗衣服，常被爷爷制止，爷爷说洗多了烂得快，可见生活还十分清苦。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长黄村置下20多亩耕地，并在那里落了户，这就是我的出生地，亦即我的所谓籍贯。在那封闭、落后的社会，外来小户独木难支。父亲的姨妈家姓那，那姓在长黄村是大户，人口最多，父亲和伯父的童、幼年又是在姨妈家度过的，投亲靠友在这里立脚是父辈明智的选择。（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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