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
1943年9月，129师撤销，党政合并成立了太行军区，我爸爸担任太行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也就在此时，妈妈在极度缺乏营养的状况下生了瘦小、骨软的弟弟，由于老百姓生活也非常困难，一直给他找不到奶娘。可能因为妈妈吃黑豆野菜稀饭的缘故，这时反而有奶了，于是就把他留在了身边，由本村一家老乡帮助照看。弟弟虽然皮肤黑些但还是很招人爱的，叔叔阿姨都争着逗他，给他起名叫“黑胖”（学名“黄山”）。在这样严重的困难时期，部队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组织起来，生产自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官兵同甘共苦，吃一样的饭，承担一样的上交野菜和生产任务的指标，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1944年夏天我两岁多了。我又得了赤痢，拉脓拉血，十多天不见好转，己经奄奄一息。在当时极其缺医少药的条件下，爸妈着急万分，但是束手无策。这时军法处的同志带来一个被我们关押的医生，让他看看能不能给我把病治好。一来他大概有些医术，二来也想通过治好我的病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行。他特别精心地诊治，几个小时用一次药，日夜监护着我，终于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与此相差不多的时间，弟弟黑胖又得了百日咳，咳脓吐血，接着是害肠胃病，吃什么拉什么，只能靠喝米汤度日，瘦得屁股上只有一层皮了，真是骨瘦如柴，直到两岁多才能开始学走路。
我和弟弟的大病，对爸妈的刺激太大了，他们真怕我俩熬不过这困难时期。这一年的秋天，他们接到蔡树藩伯伯（原129师政治部主任）从延安发来的信，说那里的生活比较安定，可以让我入托儿所，爸爸立即决定把我送到后方去，心里想的是：能活一个是一个。妈妈给我做了一件大棉袄带上，让奶娘送我去，同我一起去的是比我大一岁多的“大胖”，他是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儿子，由马夫一路护送，通过多道封锁线，走了大约一个来月的时间才到延安。
当爸爸妈妈收到带回来的两张像片，一张是我穿着大棉袄同“大胖”手拉着手照的，另一张是穿着托儿所的衣服带着白围嘴儿照的，他们看到我长胖的小脸，真是放心了。这个托儿所是中央机关1940年在延安兰家坪创办的中央托儿所，1942年得到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资助，按他们的意愿易名为“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当时主要是收养中央领导、抗日将士和烈士的子女并保障他们健康成长。我入托时太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在当时很困难的条件下中央想尽办法保证给托儿所的供给，那确实是我过的一段很安定、很幸福的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一片欢腾，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我们党又面临着新的任务。蔡树藩伯伯要离开延安去张家口工作，此后就无法再照顾我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发生了刘伯承的女儿华北在托儿所被害，而一直没有查出凶手，为预防敌人对129师首长的孩子下毒手的缘故，他发信让我爸爸把我接回去。我爸爸是让赵连坤叔叔去延安接我的。赵叔叔是1940年仅14岁就参加革命的“老兵”，到部队后曾在一个饭馆里为党做过地下情报工作，1943年调到爸爸身边做警卫员工作。经过几年的锻炼和学习，有了一些文化知识、工作能力，所以爸爸让他去延安觉得放心。
那时虽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但国民党还控制着不少交通要道和封锁线，一路上十分艰难和危险，再加上我又生病了还发烧，带着一个不满4岁的病孩子行路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赵叔叔看着我发烧通红的小脸和昏昏沉睡的样子，他焦急万分而又没有办法，只能在晚上睡觉前给我用热水洗洗脚，期盼我早一天病好。经过艰难跋涉，我终于回到了太行山涉县。虽然我才离开一年多时间，但我走时是大病初愈，瘦得不成样子，而回来时虽然路上生病了，却还是胖呼呼的，爸妈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一辈子都忘不了洛杉矶托儿所员工和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们。在我们长大后他们经常提到蔡伯伯、丑院长、赵叔叔等人的情谊，感念他们的帮助。蔡伯伯只有一支胳膊（曾受重伤截肢），我去延安住在他家时，晚上他用一支胳膊给我把尿，对我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从延安回来时妈妈已经有了第三个孩子，也就是1945年5月出生的妹妹。她也被送到了老乡家喂养，她奶娘家在上温村，是离我奶娘家下温村沿漳河向上游一里来地的一个小村子。她奶娘年纪轻，奶水又好，把我妹妹喂养得又胖又壮，奶娘因此给她起名叫“米囤”，意思就像农家存米的，用苇席围起来的圆囤子。这个名字一直到她上小学十来岁后，才由老师给改为“黄浩”。
太行军区在离王堡不远的会里村新建了一个托儿所，收两三岁以上的孩子，我和弟弟黑胖一起被送去了。这个托儿所孩子不多，最多时20几个，但却解决了爸爸妈妈的大问题。妈妈只能偶尔去看看我们，爸爸就更难得了。在托儿所虽然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生活也有规律，但我们还是很想爸爸妈妈的。有一次爸爸从外地回来路过托儿所，他想看看我们，结果是抱起来这个那个哭，抱起来那个这个叫，他要离开时我俩一人抱他一条腿，哭着不撒手，他实在不忍心，只能让警卫员帮助，一人抱一个骑马回到王堡。妈妈一见很不高兴地说：他俩回来我还怎么工作？！爸爸只好讲述那令他“心痛”的情景。没办法，这以后只好又请赵连坤叔叔等人帮助照看我们一段时间。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顽固地坚持内战方针，妄图独霸全国人民的胜利果实。他一面与日伪军勾结，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一面打出“和谈”的幌子，以集中力量，全歼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为争取和平，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从延安飞赴重庆，进行了历时43天的谈判，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调动80多万兵力全面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在进攻中连遭挫败的情况下，只好又回到谈判桌上来，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根据协议，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和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由马歇尔担任主席。这之后由三方组成的军事协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下设若干执行小组。我爸爸奉命担任驻新乡的第十中心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少将军衔），于1946年1月中旬同小组成员前去上任，去完成监督豫北地区停战协定执行的任务。
为了粉碎国民党企图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可以说是在另一个战场上作战。谈判从冬天谈到春天，又谈到了夏天，不但一直没有好消息传来，反而不时传来双方在多处又发生战事的消息。后来妈妈发现同志们不让她看报纸，也不让她听延安的广播，这更引起她的警觉。情况虽然不很清楚，她总还是知道爸爸那边出了什么问题，这使她不由得紧张起来。在焦急地等待中她接到上级通知让她到邯郸去，她决定把我和弟弟一起带去。为把我们从太行托儿所接回来，妈妈是同本村照看弟弟那个老乡家的闺女香蛾俩人一起去的，香蛾搂着我骑一头驴，妈妈和弟弟骑一头驴，走着走着妈妈骑的那头驴发起了驴脾气，一尥蹶子把妈妈甩到了地上，她屁股摔得生痛却紧紧抱着弟弟不放，好在没伤着，费了好大劲才回到王堡。我们马上去了邯郸在那里等待爸爸的消息。
黄镇朱霖和女儿黄文
有一天，刘伯承司令员请妈妈到家里吃饭，一进门就看见一个怀抱不满周岁孩子的妇女，妈妈认识她，知道她的丈夫牺牲不久，且留下了两个孩子。妈妈顿时明白了刘伯承让她来的用意。看到给她的一叠《中央日报》，映入眼帘的是标题《郭子棋事件》，原来是在6月17日新乡执行小组赴视察途中，不幸发生了我驻军战士因误会开枪射死国民党翻译郭子祺少校的事情。国民党以此为借口，已将黄镇和中共代表组成员软禁起来。井叫嚣要毛泽东道歉，要处死黄镇，要……。刘司令员一再安慰她，表示组织上正设法营救，代表组处境危险，要有思想准备。妈妈心乱如麻，强忍着不使眼泪流出，表达让领导放心的意思。当回到住处，她再也忍不住，泪如泉涌，大哭了一场。
8月份，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指挥部队展开了自卫反击战。在国共双方重开战事的形势下，对于身陷敌营的中共代表组来说，生命危险一天大似一天。等待的日子对妈妈来说真是难熬，有一天她终于收到了爸爸托人辗转带来的一封信。在信中写道：“……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一个共产党员在执行党所给予的任务的时候，是应当准备牺牲一切的。……在自卫战争中，我们许多亲爱的指战员及其他战线上的同志在那里流血牺牲，我们在今天不过只是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与安全受到威胁，根本算不得什么！……共产党员头可断，志不可改，使命不可辱。”
看到只有爸爸才用来称呼她的原名“佩卿”和用毛笔竖写的信，妈妈倍感亲切，深受教育和鼓舞，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这封信她一直保存着，那段往事永远记忆着。
在邯郸时，我和弟弟对妈妈的忧虑一点都不懂，三岁的弟弟又非常淘气，经常给妈妈捅出些“搂子”，她只好又想办法把我们送到晋冀鲁豫大军区在邯郸的托儿所。这期间，妈妈曾带我俩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像，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第一次到“城市”，总想给我们留个影，可一看我们的衣服太不像样子，只好借托儿所其他孩子的衣服把我俩打扮起来，这才留下了在战争年代我们穿得最漂亮的一张照片。
我们在邯郸的日子也是不太平的，有时不得不到城外躲避敌机轰炸，后终因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我们随托儿所先撤离邯郸到了武乡县乡下，直到妈妈也撤出邯郸回太行军区时才把我俩接走。回来后才知道太行托儿所在我俩走后发生过赤痢传染病，十几个孩子一下病死了七八个，连太行军区卫生部部长的两个孩子也在其中，我们真是因祸得福才幸免于难呀！
经过组织的多方营救，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共产党的和平主张深得人心，军事力量强，使国民党不敢小看，加上我方执行小组从一到新乡就广交朋友，以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同国民党方面斗争，争取到美方代表和各方人士的支持，使国民党最终没有敢下毒手。我爸爸及驻新乡小组的我方其他人员终于在1946年11月在被扣留了整整5个月后由美方负责用飞机送回邯郸。我妈妈这才知道爸爸在被软禁的150余天里不能迈出驻地一步，还要随时同敌人的挑衅、恐吓、绑架、迫害作斗争，我们有的同志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争取和平真是不容易呀！全国人民通过大量的事实逐步认清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更加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
我驻新乡军事调处执行小组被送回邯郸后，那架飞机又接走国民党驻邯郸的执行小组人员。这是我方撤回的最后一批人员，此后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我爸爸回来只住了3天就又去指挥部队打仗，解放了豫北广大地区。之后，又组建了晋冀鲁豫军区第九纵队，由秦基伟任司令员，他任政委。他们带领第九纵队和陈赓、谢富治领导的第四纵队于1947年8月22日在晋南突破黄河天险，打到伏牛山，建立豫西根据地。他们还以“牵牛”战术实现将敌人的主力牵制、拖疲、拖垮的意图，策应了刘邓主力部队围歼国民党军队。
在刘邓大军从解放区打出去，逐鹿中原，消灭大量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同时，解放区军民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土改分田，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踊跃参军、积极支前。妈妈留守后方，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为此荣立了二等功，上台领奖的只有她一个女同志，而且还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当时她已有三个孩子了，但她是个很好强的人，从不因为是首长的爱人就沾光，也不因为孩子耽误工作，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工作样样都争取出色地完成。
8月24日妈妈在涉县胡峪村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第二天正好太行军区报纸头版头条登出了《“陈谢秦黄”大军胜利渡过黄河》的消息，赵连坤叔叔就给我这个弟弟起名叫“黄河”，这名字很有意义，就一直叫下来了。妈妈过去每生一个孩子都要大哭一场，怀胎十个月的艰辛、生产时的疼痛、孩子抚养的困难、给自己工作带来的影响，……这种种烦恼交织在一起，使她难以承受，只能用眼泪减轻痛苦。这次生孩子爸爸虽然又不在她身边，但经过几年锻炼的妈妈更加坚强起来了，又面对着部队胜利挺进的好消息，她这次没有哭。
弟弟黄河也被送到了老乡家抚养。有一次妈妈去看他，无意中发现奶娘正给弟弟喂南瓜，顿时明白了弟弟越养越瘦的原因，原来她没有多少奶，只好以瓜菜代。妈妈赶紧又给弟弟找了一个奶娘，他奶娘家正好在王堡村东头，和妈妈所在的政治部同在一个村，平时容易见到，这家人对弟弟很好，这才解决了妈妈的一大难题，使她能安心工作了。（未完待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