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平生 | 纪念我的父亲郭士奎（上）——忠心耿耿献身革命，历经磨难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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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平生（郭士奎四子）

花落花开春又归。当2022年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是33个年头了。每当想起父亲，那许多虽已远去但不能忘却割舍的温馨往事、那些珍存在心底永不磨灭的记忆便涌上我的心头。父亲一生曲折，尽管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身处逆境，尤其是五七年受到扩大化的错误处理后，仍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对党和人民赤胆忠诚，毫无怨言。在我们眼里，父亲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虽平凡一生，却是那样伟大。我们永远崇拜他坚强的性格，我们无限敬佩他执着的追求。

父亲郭士奎

父亲于1916年4月24日出生在山西孝义县（现属交口县）花寨村一个小户贫穷人家。出生后第三天，因兄弟多，家境困难，便出养于三里外的傅家社。他的养父母是从古桑园村逃荒来的，也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因为生养的都是女孩，所以收养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常说，他的养父母视他如亲生，对他的疼爱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让他将来有个好的前途，他的养父母节衣缩食，于1922年9月，把他送进本村小学读书。每念及此，父亲总是充满感激。他忘不了为了供他读书，我祖父母省吃俭用，祖父有时打短工下煤窑挖碳，给人家赶牲口跑脚、烧砖瓦碳等，祖母为他人做针线活、纺线、织布、养鸡、拾麦穗、打山果等，还到有钱人家当奶妈，积来很少的一点零碎钱都不舍得花，全都给他交学费和买书纸笔墨等。父亲从小就显得正直明事理，不仅勤奋而且尊重长辈、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学习很用功，自那时就有虽然家穷，但一定要在学习上超过别人的想法。1929年9月他考进了本区郭家掌两级小学的高小，学习更加勤奋。他的语文学习成绩尤为突出，几乎每次作文都贴堂，历史地理常识成绩也比较好。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办事公道，从小学四年级至高小毕业，一直被选为班长或副班长（多为班长）。1932年夏高小毕业后，因家境愈发困难，不能支持他继续升学，他只好留在家中一边劳动生产，一边复习备考教员。那时父亲在祖父母的包办下刚与我母亲郭玉贞（贫穷农民的女儿）成婚。为了专心致志学习，父亲把我母亲送回了娘家。1933年冬，父亲在孝义县城通过考试，成为丁等国民小学教员，时年十七岁。那时老师是收入相对较高且受人尊敬的职业，而当时的规定是通过师资考试便可任期三年。此事在当时引起轰动，因为高小毕业就能考上国民小学教员的人很少，更何况有几个曾教过他的先生还落选了。听到有人说他是花钱买上的，他很不服气。第二年又去参考，张榜后是“丙等二级”的成绩又上了一个档次，让那些说闲话的人终于无话可说。他先后分配到开府、古桑园、前岭、黄文村等国民小学任教，一干就是五年。

父亲在如火如荼的青年时代，艰苦奋斗，把壮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十一月太原沦陷，孝义已是兵荒马乱，学校被迫停课。父亲回到家乡傅家社村，参加了本村抗日自卫队。1938年3月，随着武装斗争的逐步开展，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村里组织农会，父亲当选为农会秘书（没有主席），由他一人负责农救会全部工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挑上布鞋、鸡蛋、豆角、黄瓜等前去慰劳前线将士，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不久又被选为行政村农会宣传委员，参加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八路军陈林支队游击二团团长何以祥、政委马佩勋在大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号召全体民众团结起来，坚决抗日。父亲被选为全区自卫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后区农会成立，他又被选为执行委员，分工武装。在此期间看到了一些革命书籍，如《解放》、《英勇奋斗十五年》、《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等，这些书籍点燃了他的抗日激情，使他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当时区农会同时受县农会和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而牺盟会表面上属阎锡山管，实际上是共产党掌握，牛阴冠等是发起人和领导人。

1938年7月初，父亲在通过考试后以第二名的成绩成为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学员。后民大分校因故未成立，又改考进山西岚县第四专署行政干部训练所第二期学习，住在岚县县城东门外五龙庙，时间约3个月。当时刚从日寇手下夺回岚县等七座县城，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部驻岚县在同一个村子里。父亲耳闻目睹八路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能打胜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有了好感。他对贺龙司令员、关向应政委尤其崇敬，凡轮到他站门岗，遇贺、关首长经过时，必向他们敬礼。当时学校无此规定，是他发自内心的敬佩。而令他多少有点意外的是，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全然没有架子，不仅对他还礼还报以微笑，使他倍感亲切。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以缴获的武器或简陋的武器打胜战，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在训练所里，他还接触了不少共产党人，其中有四专署专员张隽轩（五台人，北大学生时加入共产党，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训导科长闫景纯（地下党员，晋南人，兼四专署政卫团政治主任，1947年9月在绥蒙区丰镇县任县长时牺牲），队长邢静修（地下党员），指导员韩林云(地下党员）是他当时的领导。这些共产党人使他弄懂了共产党全民抗战的主张，懂得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对共产党很是钦佩。

10月下旬学习结束，父亲分配到第四工作团。当时专署前后派出5个民运工作团，第四工作团因处在最前线，故名前线工作团。这个工作团在1938年5-6月间就派往孝义，全团共10人包括正副团长各一人，他和张焕（孝义下堡人，曾任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被派去补上缺额。工作团的任务是协助行政公署，组织训练民众抗日。到孝义后，父亲与县动委会、牺盟会配合工作，分头下乡，他到五区弓阳镇、三区教场等地做组织自卫队站岗放哨，减租减息，改写契约，发动妇女做军鞋等工作。1939年1月，五县办事处主任对孝义的民运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孝义的民运工作已搞得不错，中阳的工作较弱，需加强那里的工作”，因此我父亲所在的前线工作团又开到了中阳，在县长张国权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整个团集体行动，分别往三交、坪上、苇园汉、留誉等编村做改编自卫队的工作。1939年3月接五县办事处指示，前线工作团往石楼与第三工作团对调，他们分散成单个人前往各编村，父亲到小蒜编村担任军政教官，与在当地工作的牺盟会领导成员郝守质同志（中共地下石楼县委书记）关系密切，常向他借阅些宣传小册子和报纸（新华日报、纪念红五月宣传提纲等）。五月间专员张隽轩，由秋林开会回来路过石楼见到工作团时，始知专署尚有工作团存在，便传达秋林会议决定：民运工作今后统一由牺盟会中心区领导。过了几天接五县办事处指示大意是“奉专员面示，工作团结束，工作人员回署另行分配工作”，从此工作团民运工作宣告结束。虽然仅一年多时间，但工作团却为进行全民族抗日做了许多武装组织和发动工作，为晋西北的游击队、自卫队、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各种群众组织迅速成长起来做出了应有贡献。

1939年8月初，父亲和李琪同志（共产党员，山西猗氏县人，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被分配到汾阳县政府，两人同路相随到汾阳，父亲任教育科科员，李琪任区长。“九一八”纪念前夕，父亲写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告全县民众书》等抗日宣传品，李琪同志到县政府办事，曾给他修改过这些宣传品。我父亲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与他共事的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教育科长吕赛（地下党县委书记，东北人）、县长王子承、财政科长王迦逊，区长李琪、聶雄、王彩彰，收发郭英，流动教育团主任（县督学）郝跃、李子荣均是中共党员，工作上关系都好，对他有启发教育和影响。同时他也看了些革命和进步的报纸、书籍、杂志，如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解放》、《中国工人》《中国青年》，晋西北出版的《战地烽火》，一二〇师出版的《战斗》，八路军总政出版的《军政杂志》和《新华日报》，尤其好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他对这些书恋恋不舍，打游击时带上到野外山林中反复地看，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加上他出身贫寒，亲身体会共产党的英明正确，所以他主动靠近党，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因此这段工作虽在晋西事变之前，实际上是在地下党领导下，为开展抗日救国，巩固和发展晋绥革命根据地而做有益的工作，以至于当时有一些人还误认为他是共产党员。

1939年12月，发生了晋西事变，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维护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宣布党的政策有可左可右者皆争取之，他当然地站在了共产党这边。1940年1月1日，汾阳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党组织重用了我父亲并宣布他担任建设科长（县长还是王子承）。他们开办了民生饭店、民生商店，到敌占区买酒回来给农民种莜麦用，采购盐油发给路过的八路军部队。由于敌人对我解放区封锁很严，致使物资匮乏。他们就想方设法，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从老百姓家借来长衣衫，化装成商人到敌占区采购东西，运回来解决困难。八月县政府缩编，只留一、二两科，建设科并入财政科，县政府推荐他到晋绥行署抗战学院学习，经过晋绥八分区专署时，受到专员康世恩（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接见并受邀在一起吃了饭。之后他被行署教育处留下，处长杜心源（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编审科长刘正力分别找他谈话，要求由他负责组建一个专为晋绥解放区印课本的印刷厂。他分别到汾阳、交城、河曲、保德、临县找回一批印刷器材，技术工人多是从敌人那边过来的，共有二十多人，上级把厂名定为西北教育印刷厂。他们从无到有办起了印刷厂，设备虽是陈旧的石印机，却为党在晋西北发展教育事业解决了部分困难。就在这一年，他向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洪涛印刷厂旧址

1941年5月，晋绥行署开始精兵简政，决定将教育印刷厂并入原来专印西北农民银行使用钞币的洪涛印刷厂，全厂近200人，由一二〇师派来的一个警卫排负责保卫。厂长那文英（之前任县长），指导员黄乾元（长征干部，共有六位同志经过长征），父亲被行署任命为厂总务科长。这个时期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日军时常进行大扫荡。他常带一些同志到游击区运粮保证供给，还冒着生命危险涉水骑马渡过黄河支流去组织收粮。1941年开冬，得知敌人要突袭，部队为了保存实力，不正面死拼，要求部队机关同时撤过黄河。为了保证工厂粮食供应，同时不让敌人得到一粒粮食，他立即前往河防第一防区司令部请示要船运粮过河，司令员王保山亲自批示“照发放行”，有了船他们就星夜运粮食从罗峪口过黄河，黎明前按时把粮食抢运完，并把小船拉到小沟里隐藏起来。敌人占领对岸后，有的单位因撤退突然粮食未来得及抢运，还向他们借粮。

1942年10月，由于战争的需要，继续进行精简。洪印厂采买与总务两科合并，父亲被调回西北农民银行总行、晋绥贸易总局秘书室任总务负责人。1943年7月调他到行署后方留守处负责存有银洋等贵重财物的货站管理。四二年延安开始整风后，晋绥行署机关也陆续分单位进行整风学习。由于康生提出的“抢救失足者”造成这次整风运动扩大化，使晋绥的70%干部被搞成特务，父亲也落了个“特务嫌疑”。1943年10月父亲进入晋绥中央分局党校四部学习，1945年7月组织给他作了甄别结论：“郭士奎工作一向积极负责，此次调查中不少人还以为他是共产党员。历史上虽参加过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但未做任何工作，是一般历史问题。”1945年8月父亲从党校回到原单位。牛阴冠同志（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兼西北农民银行总行行长、解放后曾任全国合作总社主任）在作整风总结报告时提到将郭士奎同志定为特嫌是搞错的。此后父亲坚持要求调到基层工作，牛阴冠、王磊（晋绥贸易总局副局长，解放后曾任商业部长）两位领导听说后均找他谈话，希望他留下来工作。但父亲性子倔，在他的坚持下，组织上调他到刚刚解放的绥蒙区工作，并任命他为绥远省丰镇县丰镇市第一区区长。1946年6月林冬（区委书记）、叶频（县委宣传部长）、葛向明（县兼市公安局长）这三位同志查阅了他全部历史及工作表现，认为这样的同志早应入党，因此担任了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一刻，我父亲百感交集。自从他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以来，他就一直以共产党人自居，努力为党工作，但因为家乡不断有人诬告，使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事隔三十多年当他谈起这段往事却没有丝毫抱怨，他说党为了纯洁队伍做认真细致的调查很有必要，我能经受住组织的考验也说明我是真心向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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