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士奎 | 我的回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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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士奎

前 言

我于1937年秋（太原失陷后）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几十年来我始终追求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为党和人民工作，尽管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身处逆境，尤其是五七年受到扩大化的错误处理后，22年的劳动改造，更磨练了我的意志，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我忧国忧民，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赤胆忠诚。十年浩劫，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我和家人也遭受了严重冲击。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进行了复查，于1979年5月给我改正了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使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组织上根据我身体状况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我现年老体弱，患有严重眼病，左目失明。

我作为长期在党教育下的老同志高兴地看到，党正在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中青年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使共产主义事业后继有人。

回顾自己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总结经验教训，也许对我们的后代了解历史，少走弯路有所帮助。本文是我的追忆，难免在时间上有出入及文字上有差错。

01

家教严格，学习勤奋

1916年（民国五年）4月24日，我出生在山西孝义县花寨村一个小户贫穷人家，父亲郭生发，母亲任氏。出生后第三天，因兄弟多，家境困难，便出养于三里外的傅家社，据说还收得一石多谷子。养父郭殿金，母李氏都是勤劳简朴的农民，给我取名培良。从此我就在这个从古桑园村逃荒来的小户人家长大。也许由于我是全家的独生养子，尤其受到父母的偏爱，但从小对我进行严格的说服教育，父母均没有上过学而不识字，还算是开通人。记得我5岁时出去玩，路过看见别人家的草洞里有个鸡蛋，看周围无人，便拿起蹦蹦跳跳回到家，一进门就叫祖母给煮着吃，父亲听到了走过来怒声吼道：“偷别人的鸡蛋，不送回去我就拿绳子勒死你。”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动这样大的火气，便“哇”一声大哭起来。祖母在旁边劝道：“别吓坏了小孩子，快把鸡蛋送回原地方就是啦。”我立即送回原处，回来告诉父亲说：“送回去啦，谁也没看见。”父亲严肃认真对我说：“往后不能再干这种事了。”这件事在我一生中一直引以为戒。

1922年9月间，我已六岁多，进入本村傅家社初级小学开始念书。家中祖辈没人上过学，我是第一个能上学的孩子，对普通农家来说，这真是件大喜事。父母在家省吃俭用，父亲有时打短工、跑腿，母亲挤时间纺花换布、做针工，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帮有钱人家奶小孩子，集中零碎收入，给我缴学费及书籍文具之费用。我学习很用功，自那时就有虽然家穷，但要在学习上超过别人的想法，在学校听先生的教育，在家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不容易沾染上不良习气，或者一旦发现有不正确的思想或行为立即受到严肃批评。记得在九岁间和比自己大三岁的松(音)栓学赌钱，赢了23个钱(十个钱一分)他都不要。我回家如实告诉了父亲，立即遭到狠狠的批评。又有一次学抽烟，抽后牙紧，便告诉父亲并问是为什么，受到语重心长的批评，说“小小年纪学起抽烟，鸡蛋壳子还没掉呢，我像你这么大时过生日只能吃上谷面呵……”父亲的一席话，使我以后再也没有学吸烟了。

从小学四年级至1929年7月小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突出，办事公道，故一直被选为班长或副班长。有位老先生当着他人的面说：“我教了30年书，像你这样的学生还是头一个。”这可能是先生的过分夸奖。1929年9月我考进了本区郭家掌两级小学上高小，我学习更加勤奋，语文学习成绩尤为突出，几乎每次作文贴堂，历史地理常识也能比较准确地回答提问，不爱打球等活动，体质较差。这三年中一直被同学们选为班长或副班长(多为班长)，在班上具有较高威信。1932年夏，我高小毕业了，自己打算到太原报考初中，因本县当时无一所中学。但家境困难，不能支持我继续升学，也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只好留在家中一边劳动生产，一边复习准备考教员。当时刚由父母包办婚事，妻子郭玉贞(贫穷农民的女儿)已过门到我家，为了专心致志学习，我把她送回了娘家。1933年冬在孝义县城参加了考试，那时我只带了点零用钱及干粮，全身庄稼人打扮。在考语文时，一个督考先生看我写了一下，便问：“请问贵士曾在何处就业？”我答：“种庄稼。”公榜后知我获丁等小学教员，时年17岁，规定考中一次任期3年。有几个曾教过我的先生落选，别人说我是花钱买上的，我很不服气，第二年又去考，考中丙等二级，还高一点。我先后分配到开府、古桑园、前岭、黄文村国民小学任教，一至四年级都教，学生人数一般为30多40，开设语文、算术、常识(包括史地)，负担重，课前备课，严格要求学生，按当时的规矩有时也用戒尺打一些学习差的学生手掌。我经验不多，但尽力想方设法把学生教好，学生和家长感到满意。

02

开展民运，发动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从此爆发了抗日战争。9月间太原失陷，孝义已是兵荒马乱，学校被迫停学，我回到家帮助护理庄稼。11月参加了本村抗日自卫队。1938年3月，组织自然村农会，我当选为农会秘书，没有主席。由我一人负责农救会全部工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挑上布鞋、鸡蛋、豆角、黄瓜等前去慰劳前线将士，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不久又被选为行政村农会宣传委员，参加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八路军陈支队游击二团(即——五师晋南独立支队二团)团长何以祥，政委马佩勋在大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号召全体民众团结起来，坚决抗日。我被选为全区自卫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我的发言意为响应八路军统一抗日主张，保卫家乡。后区农会成立，我又被选为执行委员，分工武装，在此期间看到了一些革命书籍，如“解放”、“英勇奋斗十五年”、“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等，对我的抗日激情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区农会受县农会和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当时牺盟会表面上属阎锡山管，实际上是共产党掌握，牛荫冠等是发起人和领导人。1938年6月间，由卫良性同志介绍化名为刘咸林的人(真名赵家声，是当时地下中共孝义县委书记)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在我家住了一天，给表要我填写，意欲吸收我入党。我思想上虽然倾向进步，但有浓厚的家庭地方观念，不愿离开父母妻儿，不愿离开家乡，存在自由主义和小生产者的不良思想，因而错过了第一次参加共产党的机会。

1938年7月初，山西省第四专署派来招生委员，通过孝义县政府号召，我即请问高小时的校长张万祉并得到启示去报考，考得第二名。一行18人考入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有同村的尹兴国，同区的郭维序、郭维宁(二人是瓦密坡人)，苏瑞宁(杏泉村人)，到了岚县因民大分校不成立，8月间改考进山西岚县第四专署行政干部训练所第二期学习，我们队住在岚县县城东门外五爷庙。课程有纲领(包括抗战建国纲领，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阎锡山的民族革命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社会科学概念、救亡工作、游击战术、战时财政、战时教育，主张公道，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野外勤务，兵器概要等。学习时间约3个月，因之有些课程讲得很粗糙。我在训练所主要是埋头学习，不太参加其他政治活动，在学习上不落后，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更加好感。当时刚从日寇手下夺回岚县等七座县城，八路军一二O师师部驻岚县，我对贺龙司令员、关向应政委很崇敬，凡轮到我站门岗，遇贺、关首长经过时，必向他们敬礼，同时他们也回礼。学校无此规定，是发自我内心的敬佩。1938年10月由本队同学吕作霖(山西兴县人)介绍，填写了一张加入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志愿书，未开过任何会议及做过任何工作，仅记得有一次全队同学集体站队时，队长邢静修在队前说了三五分钟的话，意是现在我们全体队员都是同志会的会员了，同志会是阎锡山的核心组织，以后要起推动牺盟会的作用等。四专署专员张隽轩(五台人，北大学生时加入共产党)和我谈过话，训导科长闫景纯(地下党员，晋南人，兼四专署政卫团政治主任，1947年9月在绥蒙区丰镇县任县长时牺牲)，队长邢静修(地下党员)、指导员姓梁(名字忘了，地下党员)，又指导员韩林云(地下党员)。10月下旬学习结束，由所训导科介绍到四专署民运科分配到第四前线工作团任工作员，据说专署前后派出5个民运工作团，第四工作团在前线，故名前线工作团。第四工作团约早在1938年5-6月间就派往孝义，全团共10人包括正副团长各一人。我和另一人被派去补上缺额，每月生活费晋钞15元，工作团的任务是协助行政，组织训练民众，到孝义后与县动委会、牺盟会配合工作，分头下乡，分配我到五区弓阳镇、三区教场等地做组织自卫队站岗放哨,减租减息，改写契约，发动妇女做军鞋等工作，主要领导是党所掌握的牺盟会。在五区时我把一个有汉奸可疑证据的人交给区公所，区里一个姓田的助理员未加任何审查了解，转由郭家掌编村开给正式路条放走，据说此人与他是老乡，因之我很气愤，质问姓任的区长，为什么办公事有私情，不负责任，以后这个区长当了汉奸。我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

1939年1月工作团到中阳，据五县办事处主任与全体人员见面时讲“孝义的民运工作已搞得不错，中阳的工作较弱，需加强那里的工作”，随即留在中阳，工作团在县长张国权直接领导下，整个团集体行动，分配往三交、坪上、苇园汉、留誉等编村做改编自卫队的工作，每到各村配合编村干部分头下乡，召开小型群众会议，改写自卫队名册，一乡完成后，由工作团长与编村村长联名向区公所，县政府汇报后，再到另一个乡改编。

1939年3月接五县办事处指示，全团往石楼与第三工作团对调(因第三工作团和石楼县长冯明德不合)，我们分散成单个人前往各编村，我到小算编村担任军政教官，与在当地工作的辆盟会领导成员郝守质同志(中共地下石楼县委书记)关系密切，常向他借阅些宣传小册子和报纸《新华日报》、《纪念红五月宣传提纲》等。5月，专员张隽轩由秋林开会回来路过石楼见到工作团时，始知专署尚有工作团存在，且说秋林会议决定民运工作今后统一由牺盟会中心区领导。过了几天接五县办事处指示大意是“奉专员面示，工作团结束，工作人员回署另行分配工作”，从此我们工作团民运工作宣告结束，为进行全民族抗日做了一些武装组织工作。

工作团结束后，我请假回家住了40余天。1939年6月，我和张焕(原工作团团长，孝义下堡人，因病请假回家)一起回临县四专署分配工作，一道走的还有自称为教员、炊事员的两人。我们两人到了临县白文镇找到了专署，专员不在不能分派工作，等了一个月左右，由专署民政科长张弃亭谈了话，决定我去汾阳县政府工作。

1939年8月初我和李琪(共产党员，山西猗氏县人)同路相随到汾阳县政府，分配到教育科任科员，李琪任区长。纪念九一八我写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告全县民众书》等抗日宣传材料。李琪同志到县政府办事，曾给我修改过这些资料。这期间我的周围同志和领导许多是共产党员，教育科长吕赛(地下党县委书记，东北人)，县长王子承、财政科长王迦逊，区长李琪、聂雄王彩彰，收发郭英，流动教育团主任(县督学)郝跃、李子荣均是中共党员，工作上和我关系都好，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从思想上对我有启发教育。当时我也看了些革命和进步的报纸、书籍、杂志，如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解放》《中国工人》《中国青年》、晋西北出版的《战地烽火》，一二O师出版的《战斗》，八路军总政出版的《军政杂志》和《新华日报》，尤其好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对这些书恋恋不舍，打游击时带上到野外山林中反复地看，另外还看了《社会科学概论》《论政党》《大众哲学》等，我思想要求进步、革命，周围绝大数是共产党人，我自己主动靠近党，接受党的争取教育，因之这段工作虽在晋西事变之前，实际上是在地下党领导下，为抗日救国而做有益的工作。这时我由于出身清贫，亲身体会共产党的英明正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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