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回顾
· 西泉原名叫西曲
作者：李建庭
1930年秋，东盘粮学校由原来的单一初级小学，发展成为初级高级俱全的完全小学。其经费是由本村农民自筹的，这在当时贫困的农村里是罕见的。这一来，就给东盘粮以及附近村庄的儿童增加了求学的机会，为农村青少年架起了一座向文化科学进军和以后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桥梁。
这所学校，是在开明人士马鸿勋及富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工作者杨礼周先生倡导下创建的。在这里，杨礼周和其他教师以爱国主义思想培育了一批批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东盘粮村成为日本侵略军的统治区。但是，东盘粮学校在中共孝义一区区委书记（对外是区牺盟秘书）要生同志（即要平、姚守忠，建国后曾任青海省军区后勤部长、政委及青海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现已离休）等抗日干部的领导下，抵制了日伪的奴化教育，积极进行了抗日爱国教育，成为党的公开群众组织——牺盟会在孝义城东一带开展抗日救国群众活动的中心，实际也是中共孝义一区区委开展群众工作的依托点。就这样，在当时日伪军“强化治安”的白色恐怖下，东盘粮学校发挥这种难能可贵的作用，在我县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抗日的一页。
东盘粮学校增设高级班的第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为适应当时国难当头形势的需要，东盘粮学校对学生加强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杨礼周老师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编写了一部《国耻史》读本，其内容充满了血泪仇、民族恨。这个读本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写起，说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直到“九一八”事变。这个读本还说到，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与帝国主义先后签订南京条约、爱辉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以至袁世凯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等，使中国人民被无数不平等条约紧紧束缚；同时祖国领土香港、台湾、琉球、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等地，受到英、俄、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割霸占，接着使祖国的银行、铁路、矿山、港口都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失去了自主权。通过讲授这些奇耻大辱，使每个学生心灵中从小深深打下了仇视帝国主义的烙印。
记得在“九一八”日军铁蹄踏入我东北之后，学校曾邀东北流亡同胞来校给学生讲话，住校数日，控诉了日寇在东北奸淫烧杀，人民横遭蹂躏的罪行，许多同学义愤填膺，不禁泪下。
学校除讲授一般文化知识外，特别重视开展各项课外活动。记得举行过一次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题的讲演会，在校以班讲演，并组织街头宣传。还进行过一次图画展览，王世浩（即离休老干部任务）同学画了一幅中国地图，表示一块肥肉，四周画了五条疯狗，龇牙咧嘴，垂涎盯肉；李树煌（即李建庭）也画了一幅东亚地图，一只饿虎从东方岛国跨入我东北；也有的同学画着世界帝国主义正在瓜分中国；也有的画一片秋海棠叶四周正在被蚕食；还有的画祖国同胞被若干条绳索捆绑。这些画的艺术性虽然不强，其意义却象征着祖国已处在生死存亡紧急关头，同学们无一不目睹心惊。
大唱救亡歌曲，是学校教育学生、唤醒民众的一个特点。这种活动除课堂教唱外，各班举行歌咏比赛登台表演，也组织学生到街头宣传。这方面的宣传，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如各列强虎视鹰瞵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唱“打倒列强”、“洗雪国耻歌”；当日货倾销我国，实行经济侵略时，我们唱“抵制仇货歌”；当日寇侵华占领东北后，我们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以及“救亡进行曲”，响亮地喊出：“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间课堂……要把鬼子杀光。”
所有这些活动，哺育了一代青年，激发了学生爱国、救国、振兴中华的坚强意志，给当时青年们参加革命，献身救亡，尊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学校在积极开展爱国救亡活动的同时，也不放松文化课的讲授与辅导。在1933年全县十数处高小毕业会考中，甲等生20名，东盘粮学校列入4名获得奖品，学校名次也在前茅。学生平时学农，种试验田、采集标本；学商，开设贩卖部，管理经济；在重大集日表演话剧，又歌又舞；还组织参观游览，如下栅的卧龙松、大孝堡的临黄塔、介休的火车站等，给同学们开阔视野。用第二课堂的形式，使学生受到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教育。在体育设备上，有篮球、足球、单杆，小同学还有滑梯轩轾板；教学设备上，有油印机、风琴、成绩展览室。像这样一个农村自办的学校，能朝气勃勃，德智体全面发展，可与当时所有公立学校相媲美。它既培育了当代青年，又造福于子孙后代，更哺育了大批的抗日骨干，众口皆碑。群众赞颂东盘粮学校，认为在我县教育史上应有它光荣的一页。
到1938年2月16日，日军占领孝义及介休两个县城。东盘粮地处孝义介休之间，距两城各仅15华里。日伪军经常出没扫荡、奸淫虏掠，民生涂炭，学校也随之被摧残而停办。当此群众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我抗日县政权及牺盟会工作的王钟灵、任炳春等同志常来村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为群众撑腰鼓气，从此东盘粮学校恢复了。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当时发表的《论持久战》，澄清了“亡国论”和“速战论”的看法。这样消除了“恐日病”，稳定了人心，群众情绪逐渐活跃，学校的抗日活动也又开展起来。
当时孝义一区抗日区公所及牺盟会的工作人员没有固定地点办公，都是采取流动游击的活动方式，在孝义东乡一带开展民运工作、武装斗争和敌工活动。我以教书身份，史锡祯同志（不识字）以工友身份做掩护，隐蔽在东盘粮学校做抗日工作。1939年党组织吸收我俩为中共党员，此后学校就有了党的成员，由任务同志领导组成支部，这样学校就成为党在孝义一区的抗日活动的据点。先后在学校领导活动的同志有王钟灵、任务（王世诰）、要生（要平）、筱一（赵得华），当时参加活动的同志还有马登高、马登科、李宜春等。那时学校开展抗日活动有个特点，即通过教师和学生，可以联系到家家户户传播抗日道理，又可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记得在1939年春，有从孝义民大毕业的两位青年，一位是张治安，一位是杜保林，都是下栅人，曾在学校秘密地住过一段时间。他俩很活跃，对学生讲抗战形势和八路军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青年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给学生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当时号召广大青年参军参战以及唤起民众组织一致抗日起了一定作用。直到现在，有些群众还能唱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大豆高粱……”“是谁杀死我们的父母兄弟，还有我们的妻子儿女……”。
抗日救亡的号角越吹越响，人民群众的觉悟日益提高。学校历年哺育成长的青年学生和全国青年一样，热血在沸腾，怒火在燃烧，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学生参军（包括已毕业的在乡青年），不几日纷纷响应，报名者二三十人，一部分直接入伍，如马赐庆、王清仁等，一部分送后方学校学习抗日理论，如张馨、李启煌、马泉等。这些学生，当时是青年，现时都已年登花甲，成为建国功勋。
在抗日时期，孝义一区抗日区公所的油印机是当时抗日宣传的珍贵武器，但是由于在游击环境下不便携带，从1938年开始就一直保存在学校。为了防止意外，既不敢放在明处，也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有时放在学校的天花板上，有时在大殿的神像背后，有时在大殿的空棺材里，有时在隔壁古庙观音堂的麦糠里，有时在操场的地窑里，到印刷时随时搬出，印完即藏。就这样成年累月，天天印天天藏，白天不动，夜晚使用。史锡祯同志陪着我，他毫不推辞，毫无畏惧。直到1940年冬，阎伪军盘踞在孝义东乡一带和日军配合扫荡，我区公所奉令暂时转移到晋西北，这架油印机才由史锡祯同志转给地下党的交通员韩仁礼同志（现在北京钢锉厂）安全送到革命根据地，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学校当时成为孝义一区区政权和牺盟会的“地下印刷所”。所印材料，大量是抗日学习文献、传单、读本等，其中也有的是由要生同志起草的，腊板由我秘密刻写，当时在校学生马天民、张琨、任家柱等不少同学常常也在帮忙。印刷时间大都在晚上，地点一般不在学校，经常到隔壁观音堂古庙里。该庙只有张双马老汉一人守庙，因我们不敢走正门，于是与史锡祯相互踏肩，越墙而过，然后提马灯在破房里印刷。印妥后，属于告民众的宣传品，由史锡祯张贴各村街头；属于政权法令或下达村庄的，用鸡毛信方式交李春宜同志（地下交通员）沿村传递。就这样，不分昼夜，不避寒暑，同志们毫无惧色，按时完成。这些印刷村料，对当时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组织自卫以及反顽除奸等工作是有一定贡献的。
当时区公所无定所，抗日干部无定居，抗日文件及一区牺盟公章就保存在东盘粮学校。公章藏放在学校破房的顶棚里，文件藏放在学校隔壁观音堂破庙的供桌后暗窑里，有时还存放一些手榴弹、子弹等。日积月累暗窑放满搁不下了，取得领导同意，经过整理，在没人的破庙里焚毁文件。有一次焚毁几乎招祸，原来史同志烧文件时没注意，误夹了几颗子弹，点火后子弹爆炸，锡祯与我在旁，幸没伤人。可是子弹声响惊动了村里群众，引起一场虚惊。不过在烽火年代里，枪声不算奇怪，无人细究，事情也就不安自息了。
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东盘粮学校曾经是孝义一区牺盟会的秘密指挥所。而牺盟会仅仅是孝义一区区委开展群众工作的掩护形式，因此实际上是中共孝义一区开展群众工作的指挥所。因为当时领导抗日活动的要生同志，是中共孝义一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现在回忆起来，东盘粮学校对抗日是有一定贡献的。因为它挂牌是学校，敌人不轻易摧毁，我们易于隐蔽；它又是村边的古庙，我们易于出没迂回；它又有党组织的抗日骨干。于是在这样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一区党委仍能开展武装斗争和敌区工作，并继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群众，动员群众，建立和巩固能够一边倒的两面或三面政权。
孝义一区抗日指挥所要生同志一般不在室内办公，记得史锡祯同志曾在学校后操场打了个地窖，上边盖着柴草，堆成了假粪堆，让要生昼夜用马灯办公，写材料，指挥全区各项工作。
曾记得抗日指挥所，为了适应当时形势，抓住了全区学校这个阵地。在1940年阴历正月间，召集全区学校教师在东盘粮学校集训，训毕进行政治测验，随后由我区公所颁发委任状，这样一来学校统属抗日政权所掌握，并由筱一同志（赵得华）领导全区教育，接着给学校印发了《抗日读本》、《抗日三字经》为学生课本。并在各校组织少儿队，秘密站岗放哨，发现敌人出发便沿村转送情报。
东盘粮一带群众发动工作是比较充分的。村政权是两面三面应付，实际群众是信赖我们而一边倒的。事实上，在当时送粮、送款、送军鞋、掩护干部、拥军参军都做得很好，全村没有一个汉奸。当时的过往干部，实际上村里人也知道，但没有人破坏。有一次，在文裕河工程中，要平同志混在群众中挖河，敌人来了没发现，群众掩护的好。又有一次在1940年清明节这天，日寇出发包围了东盘粮并入户搜索，要生同志正在我的宿舍写材料，听得枪声，我俩急中生智，两人扮作农民，手提竹篮香火，找张铁锹避过敌人岗哨，找了条僻静小路伪装出村，在野外混入群众中上坟添墓，一连走了好几家坟茔。这故事至今流传：“老姚（即要平）上坟，见墓就敬（进）。”
孝义一区东乡各村位处文峪河下游，此河因多年失修，泥沙淤塞，以致每年洪水横流，农民深遭其害。我抗日区政府在1939年前后，发动附近群众修筑文峪河工程，挖深取直，使河水畅流无阻，变水害为水利。这一壮举，为群众造福，沿河农民无不感谢党的恩情。这项工程的指挥部，实际上也在东盘粮学校。
孝义城、介休城均为日军据点，其中有条公路日伪汽车往返频繁，并架有通讯电线。记得有几次夜晚，我们配合村自卫队（队长马林仁即马树信）摸到北姚与西盘粮之间，挖断公路，割断电线，把铁丝背回来。除少量供搭衣使用外，大部分铁丝埋在学校大殿背后地窖里。
东盘粮地处介孝之间，离敌军据点仅15华里，这一带自然形成了日寇的封锁线。到1939年晋西事变之后，当我干部由晋西南向西北转移时，因东盘粮居于晋西北西南接壤之处，所以它成为我方干部秘密通过封锁线的交通要道，因而当时东盘粮学校负有掩护抗日干部的重任。凡过往的同志常要到学校转送，留宿者不敢住在学校，经常送到野外塌墓里、高梁地。环境较好时，送到可靠的农户家。对这些过往同志的送水、送饭、带路，史锡祯、李春宜等同志掩护的无微不至。就在这样环境极端恶劣、任务相当艰巨的情况下，平安无恙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到1940年冬，我政权根据党中央指示暂向晋西北转移，孝义抗日一区身份已经公开的干部全部撤走，不明显的干部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这时，阎顽政权向孝义一区推进，汾孝日伪军配合在孝义一区大扫荡。1940年11月初，汾阳日军宪兵队联合孝义伪军，一个晚上同时出发，在我县下栅、南姚、东盘粮、桥头、芦南、芦北街、南船头、新庄村一次扣捕革命群众17人，其中有教员、农会、地下人员等。仅东盘粮就有8人，其中有我和张明晶。
此后要生同志到晋西北党校学习，任务同志转移到灵石解放区，抗日油印机由史锡祯同志转到根据地，东盘粮学校原来所起的抗日指挥所的作用停止了。我出狱后受筱一同志领导，与史锡祯同志仍留学校。到1941年后半年及1942年前半年，又有马明（马登选）同志隐蔽在学校，公开身份是教书，学生中恢复了高级班。这一段的隐蔽工作，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就更为秘密了，但我们仍利用一定时机，进行可能进行的活动。记得在1942年的元旦，学校以迎新年搞文娱为名，广告附近村庄群众来校观看师生“演戏”，实际内容是宣传抗日，反对妥协。如演《送子参军》、《缝军衣》、《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等。其中《抗战》活报剧，是由马明同志扮演着一个侵华日军的角色，伸长凶恶的魔爪，妄图抢霸悬挂的中国地图，使人望之切恨。剧终以一幅大红旗飘展于全舞台，旗下工农兵群众雄赳赳迎着红旗的指向，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扫尽了残暴妖魔，取得了最后胜利，当场观众掌声雷动，无不称快。到1942年后半年，因日寇驻扎桥头村，离东盘粮学校不满5里，经常炮轰枪扫，于是学校人员化整为零，马明与我同时调离，分头隐蔽。马明隐蔽在兑镇党政纵队，我隐蔽到下栅、介休学校。在学校隐蔽的有史锡祯同志，到1947年阎顽进行“三自传训”时，史锡祯同志不幸遭乱棍而牺牲。从此学校遭到又一次严重摧残。
东盘粮高级班的创建，经历了“九一八”以后的苦难岁月，也参加了抗日战争的激烈搏斗，一直战斗到解放前夕。
东盘粮学校经历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考验，涌现了一大批值得赞扬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干部。首先应该纪念的是东盘粮马鸿勋先生，他是孝义有影响的开明士绅。他在群众的拥护下，积极提倡兴学育人，造福社会，创建东盘粮高校；他教育子女侄儿在抗日期间投笔从戎，奔赴沙场，一家就有十数人，有的与敌人搏斗牺牲成为烈士，有的是抗日英雄，村人赞他具有“杨继业”精神。还有杨礼周先生，是一位品学兼优、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工作者，是东盘粮高小哺育青少年的创始人。他在抗日前夕，以强烈的爱国、救亡为内容培养学生，他一生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忠于党的教育事业，截至现在教学时间度过60个春秋。单在山西省党校给工农老干部讲课就有廿余年，现已85高龄，离休返乡，仍在孝义创办五爱学校任校长。人们常劝杨老师应该休息了，杨老师总是说：“晚景虚度意不甘，再为四化添瓦砖。”
东盘粮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成批地步入革命征途，也可称抗日干部的熔炉。分布地区北至大庆油田，南至福建海防前线，东至济南旅大，西至乌鲁木齐，北京太原为数不少，也可说是桃李满天下。
据不完全了解，如：
王世诰（即任务），芦南街人，曾任福建省教育学院副院长，已离休；
赵得华（即筱一），东盘粮人，太原工学院工会主席，已离休；
马启民，东盘粮人，在北京后勤学院任宣传部长，已故；
马树信（马林仁），东盘粮人，曾任福建省手管局处长、平潭县长，已故；
马登蕊（马俊之），女，东盘粮人，四川医学院书记、院长；
马俊之
马登兰（洪玲），女，东盘粮人，四川建设厅纪委副书记，已离休；
马赐庆，东盘粮人，在新疆乌鲁木齐随军学校，团级；
马登元（马善承），东盘粮人，在长春解放军兽医大学，政委；
王宏士（王化民），芦南街人，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已故；
李启煌，东盘粮人，在军委炮兵司令部，正师级军官，已离休；
王清仁（即王成仁），芦北街人，济南部队师参谋长，已离休；
马登选（即马明），东盘粮人，新华社山西分社党组书记，副社长，省政协委员；
马明
李树棠，芦北街人，曾任炮兵师政委，现河南省煤管局局长；
范世礼，东盘粮人，太原面粉厂书记；
张馨（张新），东盘粮人，四川省计委；
霍才元（霍平山），东盘粮人，四川广元宣传部长；
马东民，东盘粮人，邮电部工业局劳资处长；
马泉（即马川），东盘粮人，汾西矿务局两渡煤矿工会主席，已离休；
马得麟，东盘粮人，鞍山市委处长；
马仁民，东盘粮人，安微阜阳外务局副局长；
王晋候，芦北街人，铁道部第一设计院材料员，已退休；
马天民，东盘粮人，在北京中国红十字总会人事科长；
紧琨（张西生），东盘粮人，商业部供销总社指导员；
张鸿，东盘粮人，山西水利厅；
马登华，东盘粮人，太原扎井机械厂办公室主任；
马和民，东盘粮人，大庆油田工程师；
马勤世，东盘粮人，太行仪表厂工程师；
李镇中，东盘粮人，山西地方煤矿设计公司副经理，总工程师；
王如川，芦北街人，汾西矿务局教育科长；
申天禄，东盘粮人，汾阳县副县长；
任伦，东盘粮人，吕梁地区工业局副局长，工程师；
郭风鸣，芦北街人，汾阳供销社；
宋集成，东盘粮人，汾阳水利局；
李光华，东盘粮人，山西省第二监狱副科长；
李光前（李光辉），东盘粮人，历任本县公社秘书；
马生民，东盘粮人，保健站医生；
杨敬，东盘粮人，公社医院大夫；
马金民，东盘粮人，本县教研室；
李建庭（李树煌，本文作者），东盘粮人，当中小学教师50余年，曾两次出席省优秀教师会，现离休，回县五爱学校继续工作。
此外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现已离体的还有马秀英、王清让、任殿杰、马得让、张国潘、任家柱、马忠礼等同学。其余多年远离家乡参加革命，久未通讯者，无法计数。
另外学校史地教师张得仁，大孝堡人，抗日期间在平遥根据地公安局工作，被日军俘虏，残遭杀害成为烈士；
王钟灵同志，清徐人，是孝义沦陷后第一个来学校开展牺盟工作的抗日干部，油印机就是王同志安置的，后调往汾阳、晋源县当区长，年仅18岁，勇敢过人，在于日寇战役中光荣牺牲；
马登高，东盘粮人，原在孝义一区工作，经常到东盘粮学校印刷收发文件，后调往平遥六区当区长，于1940年9月在汾阳上达光荣牺牲；
张呈祥，生前是东盘粮农救会秘书，1940年11月初扣捕汾阳日寇宪兵队，死于狱中；
李宜春同志，当时表面是两方面应付的村警，实际是东盘粮学校地下印刷所的交通员，负责当时抗日文件、鸡毛信的往来传递，不幸于1948年5号在阎匪残暴的白色恐怖中，在乱棍下牺牲。
特别应该悼念的是史锡祯同志，东盘粮人，生前一直在东盘粮学校当工友，是杰出忠于党的地下党员，为建立和巩固敌区抗日政权指挥所，在东盘粮学校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牺牲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千辛万苦地做地下隐蔽工作，是党的好儿女。但不幸于1948年1月14日，在东盘粮学校的附近被阎匪用乱棍打死，英勇就义。
此外抗日期间在与敌人历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士，像任发富、马中选、王亮珠、任史恭、范世宽、任甲升、任福寿等，都是东盘粮学校的先后同学。
我们沉痛地悼念所有烈士们，为抗日的胜利、为党的事业、为祖国人民的幸福，把热血洒在了祖国的大地，我们要表示深切哀悼！同时更要抚今思昔，思念今日的胜利来之不易，今日的每一幸福都是革命先烈鲜血所换，能不珍惜，能不继承？
东盘粮学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神像、一顶棚，都在革命里程中与党的事业有着苦难与幸福荣辱与共的血肉关系，凡在这里工作过的同志以及念过书的同学，今天见到他们总会产生深厚的情感。
东盘粮学校在伟大的抗日洪流中留下了光荣的一页历史，这完全体现了党的政策的胜利，同时，与东盘粮广大人民群众的赞助、爱护、支持和哺育也是休戚相关的。我们今后还应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继承老一辈的革命遗志，为建设繁荣富强的中华，培育出更多更好四化建设的人才，使光荣历史代代流传，发杨光大，使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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