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回忆录 | 我的大哥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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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伟

我的大哥非常能干，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谋划爱钻研、做事有头有尾、不怕苦不怕累，最大的缺点是不善于交际。

大哥会养蜂、会木工、会烧砖等技术，当村里支部书记时把山头村建成全县十八杆红旗大队之一，受到表扬还到北京参观。

他是华灵中学第一届第一班的学生，1945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克难坡工业学校，日本投降后全校向太原搬迁，在路途中得了大病被抛弃到路边上的一个土洞里，洞口卧了几只饿狗等着要吃他（等着他死），几天后幸亏后边来了一个班的同学认识，一看是正贤，马上拉到马车上一路照顾着拉到太原，学校一看大哥病成那样决定退回老家，托老同学从火车上送回孝义大垣村二舅家，并捎话叫我母亲来，听母亲说医生看了都说（人瘦得皮包骨头，隔着肚皮能看到肠子）只能等死了。在临死前母亲问他想吃点啥？他说想吃点莜面“靠劳”（音），母亲给做了几个小“靠劳”吃了，从此大哥一天天想吃东西了，太神了！竟渐渐好起来，养了一段时间后抬回了山头慢慢的恢复了健康，但头发脱光了再也长不出来了。

1948年秋考上教师，在长安村和南阳都教过书，后来因家中没有劳动力，他有家有孩子，父亲残疾负担不了家中的水、碳和种地之力，大哥无奈只得辞去教师回家劳动照顾家庭，不是困难所迫继续当教师的话也是离休干部。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在我们村与游击队开战后，大哥捡回一包子弹壳，在灶头玩时一个未打过的子弹爆炸了，把烧水的壶炸了一个洞，幸亏没有炸到人，大哥吓坏了，跑出去藏在一个烟囱后面，三哥叫大哥到外婆家去躲一躲（怕挨父亲打），弟兄四个围在一起没有主意，过了一会儿，母亲叫回家来，回去后父亲并未生气，只叫大哥把那弹壳拿到地里埋了，虽然父亲没有责骂，但我们弟兄们再不玩弹壳了。

1952年我从西藏给家寄去四百元钱（其中二百元是机关救济我的），他们用这钱买了十二箱蜜蜂，学着养蜂，最后大哥发展到了四十多箱蜜蜂，1956年我在北京给买了摇蜜机，买了缝纫机，大哥自己学会了木工可以自己做蜂箱。大哥太能干了，在村里当了支部书记，把村里的生产搞得热火朝天，他大种核桃树，到处打水窖、打水井，村里人得益匪浅，但却招来村中坏人的嫉妒，有个坏女人把棉花塞在衣服底下肚子上造谣说是王正贤强奸了她，把她的肚子搞大了，并告到驻村工作队，开除了大哥的党籍，大哥被冤枉卧床不起，后来县上派赵孟兰（县办公室主任）来村调查，什么也调查不出来，一天天将黑的时候，赵在厕所里解手，外边来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肚子大的，说现在肚子大了按月份就要生了，怎么办呢？可能瞒不住了，另一个年龄大些的女人说：你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就说生了，小孩死了就瞒过去了。结果叫赵孟兰听得一清二楚，第二天就开全村大会，当场叫那个坏女人把肚子上的棉花掏出来，立刻给王正贤平反洗冤，但又说王正贤经不住考验，期间态度消极，不给恢复党籍。1956年我回家听说后十分气愤，我亲自替大哥写了两份申诉书，一份寄县纪委，一份寄地区纪委，地区纪委发函到孝义纪委要求立刻查办恢复王正贤的党籍，他又当了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大哥受到冲击，坏人起来造反，村里被弄得一塌糊涂，后来上边命令要他站出来继续当书记领着村里人干，大哥坚决不干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就开始建窑创家业了，一下造了十五孔窑（我分两次一共支援了一千二百元，第一次是二百元，第二次是一千元，是我当时一年的工资），也是搞得非常热闹。

后来得了直肠癌，一直拖了七、八年才去世，多亏大嫂伺候得好，感谢大嫂！

1963年春节后分了家。从1952年以后我每年大概要寄三、四百元支持家庭生活，为不让父母亲操心，我叫大哥把钱管起来，63年要分家时大哥把剩余的七百多元交出来给了父母亲，大哥、二哥、父母都想分家又担心分家后日子咋过，我主持的分家，我先表态：分家后我每月给大哥寄三十元，给父母寄二十五元，两个月寄一次，父母可另开灶或者想跟谁都可以，蜜蜂归大哥，其他东西各家用着的归各家（指大哥和二哥两家），窑洞不分，现在谁住着的谁使用，大家都没有意见，就这样分家结束了。

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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