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10:10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在这里等你
我被调离家乡的前前后后
作者:任殿伦
01
1966年夏秋之交,阶级斗争由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转向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声讨吴晗、邓拓、廖沫沙,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这时”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早已雷厉风行,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还只是隐隐约约的听说,学校的教学秩序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正常运行,两派的对立情绪也开始显露出来,就在这时,我被联校领导(当时叫指导员)调离了我的家乡。
和我同时调走的还有其他四位同志,我和一位女同志都还算是一般调动,离家也不过二十里地。其他三位可就完全是发配式的调动了,一位调到110里外与灵石接界的山区,另两位调到80里以外与汾阳接界的山区,其中一位患神经衰弱症,另一位患脑瘤,都因晚上睡不好觉精神萎靡苦不堪言,他们的爱人一个患心脏病,另一个患肺结核多年,这么一调,他们的困难可想而知。还应该提一下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这两层,谁不是娘生父母养的?他们有赡养二老双亲的义务。
那么为什么要调出?上级调令上写的都是因“工作需要”,这是一句咋说咋有理的理由,这要看你是站在哪个角度上说。
当下级们细细分析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后,是这样悄悄地说的,领导对部下有了成见要收拾你,还愁没有理由吗?按一般常规说,总是部下不对。局外的部下们虽然看出了领导与部下的关系不对劲了,但谁也不会没事寻事去过问青红皂白,只是私下里说,要你走,你就走,你若不走,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这两位同志是含着眼泪离开家乡的。文革中期指导员回了原籍后,这两位老师又调回家乡来,尽管各级领导对他们多方照顾,但为时已晚,两人的爱人一前一后英年早逝,命归西天。
那时我正当而立之年,正是立志做事业的时候,可是自从这位指导员调来之后,我的工作百般不顺,我是地区级教学标兵,在教学上他想依靠我,但他基本是个外行瞎指挥,不听他的,他就说你瞧不起他,偏偏自己不识时务还敢给领导提些建议,这就给自己的倒霉创造了条件,细想领导要收拾你活该!
这位领导和我参加工作以来接触过的领导都不一样,他跟本容不得这些。他蹲在我校,弄的我们学校的老校长、教导主任都失了权。
没事干,我算老几?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为什么要明知故犯,自讨苦吃?我只好埋头工作,不去乱说乱动,而对他,我有了戒心,躲着他,避着他,远远看到他就借故绕道而行不见他。但他是个人前人后口是心非的人,让你防不胜防。
我校有两个五年级班,我代一个班的语文教研组组长。有一回他要在这个年级搞一个语文公开教学,指定由另一个班的语文教师讲公开课,课题定为“草船借箭”的分析课。公开教学后集中评议,各位语文教师都谈了自己的感受和见解。作家创作小说在处理“文”与“道”的关系上,一般遵循“文中载道,道在文中”的原则,这是我校语文教师已有的共识。据此,我做了一个归纳性发言,其要点是:通过讲解语言和语言形式,突出孔明的性格特点,使学生既学到了语文知识,又受到了思想教育,同时还通过借箭成功的外因条件,在认识孔明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性格特点的同时,使学生受一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
他对大家的发言不加肯定与否定,做总结发言说:“刘备是汉刘邦的后代,三国鼎立刘备是正统,孔明是刘备的军师也是个正统人物,他对刘备很忠,是历史上的好人。”一席故弄玄虚的讲话弄的语文老师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紧接着他又要听我讲“草船借箭”,听完后对我这样说:“你讲得很好,我听过很多课没有像你讲得这样好,这是真的。”
隔了两三天,公社在王马开了一次批判大会后,集中各部门领导回公社汇报单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的指导员是这样汇报的:“任殿伦在讲草船借箭时宣扬古人,讲课没有无产阶级感情,说明他不满现实。”
第二天我村的大队长特意去公社见党委书记,了解书记对联校指导员汇报任殿伦的看法。书记说,我在城关工作过,了解任殿伦,人家是有名的好老师,在下栅这么长时间了知道他兄弟两个是有教养的青年,要说宣扬古人那是编排教材的问题,说人家讲课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满现实,尽是生拉硬扯,我不朝理他。
事后大队长把事情的前后说给我,要我操点心,大胆干并且要做我的后盾。我队的政治队长也给我弟弟说:“那个小鬼(指导员身材矮小)欺负你哥嘞,给你哥说说要防备住些。”
这位领导在唯我独尊的思想支配下,忘了党,忘了群众,认不得自己,忘乎所以。他和前任领导相比差距很大,他官气十足,和教师们的关系很紧张,惯用高压手段,命令主义,但教师们压而不服,平日里阴奉阳违,遇事给他下不了台,有人匿名写信把他举报到文教部,教育局,可是他很自信,多次在大会上讲要超过前任领导,特别是中考成绩一定要翻一番。
结果这一年的中考成绩,不仅没有翻一番,连以前的水平也没达到,他第一次感到了事实的无情,懂得需面对现实了。于是约我谈话,要我谈谈成绩上不去的原因。我怎么说呢?吃亏教伶俐,我只好有节制的从多方面和他交换意见,但绝不说违心的话。最后说了句“我们的业务研究少,坐下来搞教学的人不多”。他听后表示赞同。不料暑期集训会上搞思想革命化时,企图把我作为重点批判对象,说我的这句话是诽谤人民教师,说:“难道我们的人民教师是白吃国家小米子吗?”这回我真有点按捺不住了,但我没有急躁,为了让大家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便听取大家对我的意见,我心平气和地把他作为联校领导不深入基层,教学上玩忽职守,长期蹲在下栅一手遮天给我们造成的不利事实述说了一遍,结果博得了广大老师的赞扬。
这是一次面对面的交锋,成了我被调离家乡的直接原因。
20天后的9月9日下午,全体教师大会结束后,有人告知我被调,我立即找到校长要调令。起先他很平静的说没有这回事,后来按捺不住我的纠缠突然气愤起来说,我要到教育局去找他们,为什么不通过我调我的人!殿伦你不能走!
我说,校长,我知道你留我是好意,我认为让我走也是好意,让我走吧,这是我的内心话,咱们后会有期。
我拿到调令后,不露声色,集合起我班学生开班会给学生们做了长远的嘱咐,短期的安排,要他们珍惜时间,树立远大思想,团结友爱,尊敬老师。
第二天,9月1日上午10时,大约是工友老史告我班学生说你们任老师调走时,我已来到苏家庄小学把行李铺到床上了,这时在场的有校长那凌章,教师霍朝奎,李林娥,周福梅,梁秀兰,王巧英,工友侯德瑞,这就是这个学校的全体教职工,他们像对待亲人一样热情接待我。我感到了这两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
02
后排中为任殿伦老师
苏家庄的革命运动同样也是轰轰烈烈,但这里有造反派,没有保皇派,有当权派,没有反对派,没有两派斗争,自然就没有武斗,大字报也是贴满大街,我看过,尽是些转抄来的“打到**”,谁反对**就打到谁”等新闻口号,他们还组织起“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革命样板戏。这村里促生产是很过硬的,支部书记穿着没面子的老羊皮袄,领着专业队凿大锅锥井,直到地皮封冻。
学校受所在村和联校文革小组的双重领导,抓革命搞一些和村里相应的活动,还参加联校学习,批斗会,外出参观,元旦前后我们学区组织了一次骑自行车到太原的串联,开阔了眼界见了见世面。促生产我们保证教学,即使到联校开会也要保证上一清早课。人们说我们苏家庄学区是和平的绿洲。
那时我曾想,如果还在下栅能不参加派别斗争?什么”造反有理”,就我所知在我们那里造反派有气,讲的是礼尚往来,你以大压小仗着当权没理占三分欺负的我们好惨,你也有今天?我们不会给你好果子吃。我能不诉我的委屈,痛痛快快地骂一顿给我带来灾难的当权派?何苦呢,如此恶性循环何日是个头。权当这次的调动是为我消灾免难,我因祸得福吧。
03
在苏家庄闹红火的日子里
在苏家庄教学的四年中,每年的寒假我和朝奎都是在那里度过,因为我俩年年参加他们的春节文艺活动,春节是家庭成员团聚的日子,但春节也要在那里度过,不是离开我们不能干,而是他们把我们俩当成亲人对待,有我们在欢乐情绪就会更浓。在那红红火火的日子里苏家庄人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见了他们总觉得格外亲。
初到任时,人地生疏,除了教学无事可做,不知怎的朝奎知道了我会拉胡胡,把他的胡胡唢呐等乐器一起收拾到学校来,业余时间我俩加上周福梅三个人就玩起乐器来。
青年社员李如斌是位戏曲爱好者,当时因生产队的公务临时借宿在校。他把他的小唢呐也拿上来,每日下午学生放学后,他按时上岗,我们在一起玩乐器,拉家常,听他讲村里的掌故,很合得来,他是我在那里交上的第一个朋友。
后来村里人发现我还有点文艺才能,人也没架子,就要我和朝奎帮助他们搞文艺宣传活动,这时恰遇王继尧师傅从石楼剧团退职回来,大队干部就让他当导演组织起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王师傅就是本村人,他的舞台艺术全面,演唱相当熟练,我们配合得很好。我主要搞音乐,他口授我笔录,我还根据晋剧和碗碗腔音乐编了些曲牌。朝奎除拉二胡外主要做发动工作,他善于发动,这村人的特点真的是一呼百应,两三天时间就把三道幕布做成。
苏家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后排拉小提琴者为任殿伦
这年的腊月二十开始排《巧送钱》和《红灯记》的前四场,王师傅演主角。二十八日预演了一次,立即全村轰动,给已经有了的年味,又添了一味。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演得那么好,很后悔没有给他们提出服装道具的要求,很担心正式演出时扫了观众的兴。不料除夕晚上正式演出时情况大变,我和朝奎来到后台,看到演员们正在紧张地化妆,服装道具一应齐全,布景来不及制作,门窗等活动景硬是把实物抬来代替。前台民间老艺人们正在打击一种叫“威铙”的传统击乐,气愤十分热烈,台下观众熙熙攘攘,兴高采烈,几个倔老头占的位置是前台下边,火车头帽子脱下来,搁在台口,边抽旱烟边眯着眼听唱,每回都是这样,没人敢跟他们争地位。戏场设在原食堂化时的大饭厅里,够个小戏院的规模,戏场大门外紧挨着十字街东门,在那里七百斤块碳垒成的大火炉已经点燃,照的满街通亮,小孩们在周围燃放鞭炮,噼噼啪啪此起彼伏。开戏前武术师傅王随先领着徒弟们表演了一场武术,然后开戏。演完戏又清唱了几个戏曲小段和革命歌曲,前后约三个多小时,满够味的。
这下村民们的兴致更高了,这两个戏根本不过瘾,于是在党支部大力支持下,边演出边排练,抓紧时间充实舞台设置。书记左维占亲自打鼓子,又排出《红灯记》《沙家浜》全场和《白毛女》的前两场,寒假回村的中学生靳朝伟还排了几个表演唱。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出表演唱,那舞姿,造型,位置变换和音乐创新发挥的不洋不土,雅俗共赏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的许多联想。
过了初五主要是对外演出,按老规矩,三种村子必须去。一是友谊村,为了增进友谊;二是有红火的村子,为了给本村引来红火;三是特邀的村子,不论去了哪里都受到热烈欢迎,演员们越演越起劲。我在舞台上的工作是拉胡胡吹唢呐,就连我这技艺不高的人,还觉得有点得意洋洋呢。
我和朝奎曾探讨过苏家庄的红火为什么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的原因,认为除过他们的“山西梆子”演唱功底扎实外,还有三个原因:一是戏曲文学变为舞台艺术时,它的音乐,舞蹈,美术,灯光等综合艺术,以农村水平而论,他们的业余剧团是出类拔萃的;二是戏曲作为中国独有的戏剧形式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色彩,他们演出了乡音乡韵,演出了山西梆子的特色;三是他们当然不会去研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他们的演出符合讲话精神,演出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节目。细微之处你在操点心,这种现象或多或少,反映出苏家庄人的朴实无华,刚柔兼备的性格。
苏家庄人热情好客,特别是对学校的支持,对教师的关爱真是无微不至,让人感到他们总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可是若要惹得他们发起怒来,也是相当了得的。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有一年,一些只懂得“起早摸黑,晌午不歇,晚上突击”的瞎指挥们想阻止苏家庄闹春节文娱,被他们听到了,马上翻脸不认人,叫喊到“到是尻”!新正上月有啥活,也不过就是刮道土积肥罢了,误得了!司马公社的党委书记还在台上亲自打鼓子与民同乐呢。”他们是说出来就能做出来,浑身是胆。
如今我已年届古稀,离开苏家庄有四十年了,想来当年那些青年也该当上爷爷奶奶了,不知他们的许多优秀传统是否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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