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脚步缓慢而又连绵不断，离开孝义中学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了，虽然那时单纯年少，却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1977初春，黄土高原又碰上了少有的干旱。孝河两岸，到处是抗旱春播的大军，在这千军万马中，有一支是我们这些刚刚入学的高一新生。当时的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当时全县有二十来所高中，基本上每个公社(乡)都有一所高中，初中毕业后，很少有不想上高中的人。上高中主要是靠村里推荐，入学考试只是进行简单的摸底筛选。因为种种缘由，我没有被推荐上，所以我只能到偏远的河底中学读书。开学的第一天就要求带着铁锹和水桶，去点种玉米，把低洼地区窨井窖储存的雨水挑到山上去。那时候，两个半桶水挑起来都相当吃力！等到了田里，一瓢水下去，顿时就没了踪影，一担水也就浇地几个窝。三月下旬入学，一直是劳动劳动再劳动，断断续续的上了几天课，还主要是在补习初中落下的课程。河底中学自办了砖厂，一个班级一个月，八年级两个班，九年级一个班，三个高中班轮流到砖厂劳动。夏天到了，小麦成熟了，同学们又要去割麦子和打场。当时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没有联合收割机，生产队都是手工割麦，在一眼看不到头的麦田里，不少人都被晒得掉了一层皮。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几个人相跟着去野外的河里去耍水(游泳)，顺便摘生产队的核桃、杏子吃。在生活上，我们外地学生自带米面和蔬菜，住在当地的村民家里，每个月交两块钱的搭伙费。就是在这样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环境中，度过了近半年的时光。期间，陆陆续续有一些同学，转学到了孝中，我的父母也通过托关系、走后门，最终把我转到了孝中这所我心仪已久的学校。1977年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天空灰蒙蒙的，飘着小雨，孝中的全体学生都端着凳子，到学校的大礼堂开会。从这天起，我成了孝中正式的一员，由于它的来之不易，我倍加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因为落下的功课比较多，就借别人的笔记本来抄写，大家学得也是一知半解的，水平都不高，所以慢慢就能跟上了。当时的上学成本确实很低，我上高中，也就在河底中学交过六块钱的学费。学生上学对农村家庭来说，只是多了一张嘴，少了一个劳力而已。有些作业本和笔记本都是自己裁纸，自己装订。我尽管也住校，每天的伙食还是自带，隔一两天回家一趟。那时，孝义还没有公交车和的士，家境困难的学生要步行到学校，我骑一辆比较旧的自行车上下学，车况不好时，要借同学的车骑，有时还要和别的同学相互帮着带干粮。从我们封家峪村到孝中要经过张家庄水库，在秋冬季节，特别是树叶凋落以后，大坝上的风沙很大，走到坝口子的时候，呼呼的西北风感觉要把人卷得倒退回去。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孝义中学的校办工厂和校办农场也开始停办，或者说不再由学生主办。记得全校高一和高二各有八个班，后来还有了复习班。教学区和宿舍区都是平房，说实话，当时在全县也找不到几幢像样的楼房，校园北面是空旷的操场，操场上矗立着几对篮球架，操场东北部有单杠、双杠和吊环等器械，沙坑由于长期不用，几乎辨认不出来。这些体育设施，尽快简陋，却也齐全，毕竟是全县最好的学校。这就是我们上体有课和出早操的场所，我当时最怕做广播操了，因为没学过，又不好意思重新学，就跟着别人乱做一通，敷衍了事，记不清是第几套广播操了。
1978年3月，中国科学界多年来的第一次盛会一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讲话《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也来了！文革后的校园百废待兴，随着高考的恢复，上大学不再是我们的梦想，努力就有机会，缘分总是在等待有准备的人。我刚上高中时，根本不知道还有高考这码事儿，上高中只是不想在小小的十五六岁就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时的孝中，动员了全部的师资力量，开始举办重点班，突击高考。老师的位置在学生的心目中是无法替代的，并且每个人各有各的评判标准。在我看来，如果能达到各科老师的水平，高考自然不在话下，李道生、侯志民、韩仁富、梁国威、武国屏就是当年孝中的优秀班主任和各教研室的骨干教师。当然并不是说其他教师不够好，只是接触较少，不太了解而已。我刚进孝中被分在4班，后来又分在36班，再后是在37班，开始只有36班是重点班，后来37班也成了重点班。分班考试有数学、理化和政语三科，总分80分就能进重点班。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把陈景润的故事传遍了千家万户，当年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只要有一门成绩好，你就是好学生，不像现在，如果有一门课翘脚，你就是差学生。看看当今孝中的中考入学分数，高得真叫人咋舌啊。那时我的数学能考70多分，虽然其他的功课都不及格，但进重点班还不成问题。顺便说说英语课，英语一直是我的短板，到高中才从字母ABC开始学，因为没有外语教师，学校请了一个学过俄语的老头来教，教学进展缓慢，同学们都不太想学，而且外语在高考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学校就统一放弃了，因为其他科的水平也不高，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所以这一选择对于应对高考来说，无疑是最明智的了。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开始了和全省乃至全国的莘莘学子的竞争。
1978年高考，孝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吕梁地区名列前茅，给我们下一年的应届生很大的鼓舞。由于学校的大力支持，教师的尽职尽责，学生的刻苦努力，我们的整体成绩逐步上升，基本上具备了与外界抗衡的实力。临近高考，大家更紧张了。有的老师，在室外的墙报黑板上讲解重点题目，同学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后排的要站在凳子上才能勉强看到。期间我也参加过数理化的竞赛，不过成绩平平，到地区一级就淘汰了。说是竞赛，其实也没进行过专门的强化训练，不过是在羊群里选骆驼，勉为其难罢了。能到离石参加竞赛考试，让我这个从来没出过远门的人，也大大开了一次眼界。汽车在光秃秃的、高低不平的吕梁山上穿行，偶尔能看到几棵小树和一些沙棘。路哲、陈吉泉、赵新红、陈玲翠和我等几个同学的心也随着山峦起伏不定，飞向远方。当然大家的心思主要还是放在高考上。1979年的高考，对我们这一届来说肯定是终生难忘的，有时候在梦里还会重现当年高考的情景。师资和生源的整体厚度，给教学的高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那年，全县学习成绩稍微有点希望的学生都纷纷转到了孝中，有经验、水平高的教师也开始向这里汇集。在等待成绩和录取分数线公布的日子里，很多人都觉得考得不理想，校长郭耀五在大会上安慰大家说，“我们要是考得不好，别人考得更不好”。这一年孝中的高考成绩还算不错，包括大中专，总共有一百多人上线，其中有一部分还上了重点线。成绩好一点的，首选北京和太原，当然也有选其他城市的。因为当年高考的录取比例很低，所以这一成绩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据说孝中后来的入学考试越来越难，高考上线比例也逐年提高。身为孝中的校友，着实为母校取得的办学成果而感到自豪。教师的能力和态度，决定了学校的教学水平；学生的团结协作，拼搏向上，关系着家庭、社会和祖国的未来。
孝中是孝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窗口，前面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加油！孝中；前进！孝中。
辛柱鼎，1962年5月生，山西省孝义市人，孝中高37班学生。北京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计算机时代编辑部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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