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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魏后凯 苏红键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李凤桃
进城落户、子女教育、房屋租住、社会保障、看病买药……近年来,对于约2.4亿进城农民工而言,这些看似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实现起来却那么难。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城镇化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主要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等相关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约有2.4亿的农业转移人口,占城镇人口的1/3,其中约有1.56亿的外来农民工,约占农业转移人口的65%,其余为本地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他人口。
农民工市民化就是指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在经历城乡迁移和职业转变的同时,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
不过,农民工市民化并不等同于取得城镇户籍,其更深层次的要求,是农民工在取得城镇户籍的基础上,在政治权利、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市民)同等待遇,并在思想观念、社会认同、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
因此,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2013年3月,《中国经济周刊》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联合发布《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并推出全国286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排名。
今年,根据最新最准确的2012年数据,我们再次联合发布《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2012)》,用数据分析展现农民工现阶段在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文化素质、政治权利四大方面的基本情况。
此次评价,由于政治权利方面的数据比较缺乏,因此在评价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变化时,政治权利指标不考虑在内。最终数据显示,其他三大项可得数值的指标总体得分比2011年下降了0.47个百分点。2012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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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总体进程:
2012年止步不前
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究竟如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城镇化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课题组(下称“课题组”)曾采用2011年数据,对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39.56%。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3)、《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2013)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等最新发布的权威数据,《中国经济周刊》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对2012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跟踪评价。
这个评价体系分为政治权利、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条件、综合文化素质四个大项,共17个分项,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0.05%]”。各项指标以2012年城镇居民相关指标的平均值为“标准值”,以农民工相关指标的平均值为“测算数值”,以“测算数值:标准值”,得出农民工市民化各指标的“进程”值,用以评价农民工在市民化各个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差距。
总体来看,2012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为39.63%,比2011年小幅上升0.07个百分点。综合指数涵盖的17分项指标,除4项数据缺乏、2项数据没有新数据外,其他11个分项指标中,6个上升,5个下降。
四大项指标中,由于政治权利指标下列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参与社区管理”两个分项指标数据缺乏,“党团员中参加党团组织活动比重”分项缺乏新数据,因此在分析近几年综合指数变化并进一步了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时,该项指标应予以剔除。
分析2009—2012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文化素质三大方面,各项按权重测算得出的结果显示,前三年总体按照每年1.5个百分点的速度向前推进;但到了2012年,总体进程却止步不前,甚至降低了0.4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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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
农民工是城镇居民的44.49%
公共服务指标分为“子女接受公办教育比重”、“签订劳动合同比重”、 “住房保障”,以及“城镇社会保险参与率”(包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共8个分项指标。
2012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公共服务方面,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比值为44.49%,比2011年的45.20%反而降低了0.71个百分点。
与城镇居民最接近的只有工伤保险参与率。2003年出台的《工伤保险条例》使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与率“表现最好”,2012年为24%,与城镇人口工伤保险参与率(26.71%)非常接近。
在养老和医疗保险方面,由于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接续、流转、异地结算等制度问题没有解决,导致农民工的城镇社会保险参与率整体较低。2012年,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与率分别为14.3%、16.9%、8.4%、6.1%,而同期城镇人口的参与率分别为42.75%、75.36%、21.39%、21.68%,差距很大,前者与后者的比值分别为33.45%、22.43%、39.27%、28.14%。
数据证实,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与率从2011年到2012年只表现出小幅增加的趋势,增幅均低于往年的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不少农民工选择在农村参加社会保险,从而降低了相关保险参与率的增幅;另一方面,农民工参保意识不强,且缺乏维权意识,雇主企业也缺乏积极性,从而导致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与率较低,并推进缓慢。
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随着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农民工子女公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提升到了法律层面,随迁子女进入城镇公办学校的比重逐步上升,2010年以来基本稳定在80%左右。但考虑到有50%左右的留守儿童在老家接受教育,农民工子女在输入地接受公办教育的比重在2012年大体达到40.08%,比2011年(39.2%)有所提高。
农民工子女在其打工所在地入学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城市教育资源紧缺导致农民工子女入学难,学校往往需要家长提供各种证明材料、收取借读费或者以招生额度已满等为由拒收农民工子女入学;二是义务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政策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难以落实,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很难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此外,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也仅达到43.9%。而住房保障方面,由于缺乏数据,该项进程推进情况未被计入综合指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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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
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一半
从“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自购住房或独立租赁比重”、“人均消费支出”三个分项指标来看,2012年,衡量农民工经济生活条件的指数为50.21%,比2011年(50.77%)降低0.56个百分点,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一半。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2012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2290元,仅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3897元)的58.76%。
近年来,农民工收入不断增长,从2009年的月均1417元增长到2012年的2290元,与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农民工月均收入与城镇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之比从2009年的52.47%提高到2011年的58.83%,但在2011—2012年,这个数值却有所回落,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再次拉开。
从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来看,农民工独立租赁或自购住房指标逐年下降,从2009年的17.9%降低到2012年的14.10%,其中独立租赁的占13.5%,自购住房的仅0.6%,大部分人居住在雇主或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32.3%)、工地或工棚(10.4%)、生产经营场所(6.1%)以及与他人合租住房(19.7%)。
农民工独立租房和自购住房比重下降的原因比较复杂,魏后凯指出,2012年工地的工棚增加了,在生产经营场所和回家居住的比重上升了。
农民工人均月消费支出指标,因为缺少新数据,2012年的“进程”数值与2011年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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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质有所提高
与公共服务、经济生活相比,以受教育程度衡量的农民工文化素质的进程最低,仅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38.30%。不过,这个数值比2011年(35.63%)已有所提高。
2012年,农民工“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比重”为26.5%,同期城镇就业人口中该类人口比重为50.0%;农民工“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比重”为7.8%,同期城镇就业人口中该类人口比重为25.2%。另外,2012年,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约10.7%,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约为25.6%。不过,“工作技能水平”一项因缺乏数据,因此不计入总体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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