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非常棒的一本书，内容方面甚至略微有些超出我的想象，因为讨论的问题似乎远超出了两位作者平时关心的话题。译文也不错，除了个别地方暴露了译者肯定不懂奢侈品（已向作者本人确认），以及书名被生硬地去掉了前缀“艰难时世”（hard times）都比较令人满意。
原书的限定语是“艰难时世”，这是什么意思呢？个人认为大致上有两个意思。首先是经济的艰难。诚如书中所言，现在经济增长在放缓，收入分配在恶化，气候在异常，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各种偏见在盛行，全世界都进入了最难的时候。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的艰难。
在书的一开始，两位作者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家现在失去了公信力，没有人信了？（有意思的是，最近不少经济学家都关注了这个问题，例如Tirole的《共同利益经济学》也特别指出了这点，看起来经济学家群体确实焦虑了。）关于第一层的“艰难”，为保和谐不想多言。
对于第二层的“艰难”，想说几句。为什么现在经济学家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呢？在我看来，很大的原因是现在的经济学家已经越来越缺少几门传统科目——逻辑学、修辞学，以及伦理学的训练。
一是逻辑学。最初的经济学家很多都是逻辑学家，斯密、穆勒、马歇尔都对逻辑学造诣很深，《穆勒名学》还是逻辑学上的经典。但如今，很多经济学家似乎已经不重视逻辑。一个表现是对因果关系的认识。
从表面上看，现在的经济学家对所谓的因果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我曾和人开玩笑说，如果有个实证稿子要你审，你都不用看内容，直接说因果关系有问题，内生性处理得不好，此外再添几句客套话，就可以打发编辑了。但事实上呢，现在经济学家对于因果关系的思考可能比过去任何时间都要少，尤其是在一些大问题的思考上，对因果的思考完全是可笑的。
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指的最多的是Rubin意义上的Treatment Effect。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我觉得这种因果关系的流行是和经济学的“比较分析”传统分不开的。在ceteris paribus的条件下，如果X对Y的Treatment Effect是显著的，那么我们说X构成Y的原因，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干预X来影响Y。这本身没有问题，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在思考政策或者某些大问题是，也吧这一点思路带进去了。
常见的论证套路是，我进行了一个回归，并通过某些很牛的方法（其实也未必多牛）排除了内生性，发现A因素对于经济增长有意思，所以我们增加A吧……诸如此类。但事实是这样吗？现实是复杂的，很多因素是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用博弈论的话，无数人在进行supermodular game，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因素都是这个博弈的均衡。跳出这个博弈的整体，单个变量的因果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觉得经济学家应该了解一下逻辑学里讲的因果。逻辑学里有一种因果关系的定义，叫INUS，这个定义很拗口，说所谓原因，是“结果的一个不必要但是充分的条件中，一个不充分但是必要的组成部分”。
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以前《新华字典》上有一句有名的话：“小红去上了大学，我去当了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如果把“光明的前途”当成一个结果，那么显然达成这个结果的路径是不止一个的，学问做的好，带货带的好，都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因此这两者都可能是结果的充分条件。
但这些充分条件又要由什么构成的？显然这取决于你实现它的路径。如果是做学问，你就要李嘉图，要发papaer，这时paper的量才构成了光明前途的原因；如果是带货呢，你要学的就不是李嘉图，而是李佳琦，多琢磨客户的心理，多学鼓动人的技巧，因为这些技能成为了光明前途的原因。
但现在很多经济学家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大学里找些教授，做个回归，发现paper越多人越成功，就去告诉带货的，你要多发paper啊，发越多越牛。这看似是荒谬的，但仔细想象，Acemoglu等人的研究不就是这个套路？从非洲淘换个数据，来个IV回归，就得到了个巨大的结论。这种研究，经济学家自娱自乐没啥，去给公众讲，呵呵。
二是修辞学。早期经济学家都是修辞大家。《资本论》为啥影响这么大？一大半是和文句的优美、犀利分不开的。反观现在的经济学家。有很多人，语言之贫乏，认识之短浅，可谓令人发指。
这里不得不说某些从海外“毅然回国”（其实多是混不下去）的学者，做个报告，中文都说不明，然后抄着一口不知哪儿方言的英语和你讲个自以为很有趣的中国故事。读书时，每次被强迫去听这种报告，都感觉是一种折磨，非常有一种冲动，想站起来让这些人去找个语文老师回回炉，如果是在海外，找个海外汉学家也成啊，那些老外的中文都比您顺溜。虽然经济思想是重要的，但经济思想在传播中是依靠叙事的。马歇尔说过，如果不能把理论转成通顺的英语，那就把理论扔掉，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那让人来信赖你，依靠你，怎么可能？
三是伦理学。这个不说了，自己品。
除了三种技艺之外，如今的经济学家还缺一份谦逊。有不少学院派，会了几手计量，就感觉真理在握，秒天秒地了，看到个政治学、社会学著作用了和自己类似的方法，就说，呦，他们也开始学经济学了。这显然是一种无知。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就可以考证出回归方法来自生物学，DID方法来自公卫学，RDD来自教育心理学，合成控制来自政治学，IV来自一对父子，但更可能来自于作为生物学家的儿子。所以，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谁帝国谁？正如Banerjee和Duflo在书最后说的，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经济学。
如果要让经济学重新伟大，经济学家必须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去向更多的其他学科学习，去向真实世界学习。否则，经济学这个学科走向没落几乎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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