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爽
摘自《看历史》2016年11月刊
身着中式服装的大卫
中国北京南郊，1865年秋。
永定河在华北大平原上缓缓向东流动，在地势低洼处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北京人俗称“海子”。包裹着这些“海子”的，是一片片树木葱茏的密林、中间间隔着低矮的灌丛和蒿草没膝的草地。
这一大片如今属于北京南四环到南六环之间的地带，在清朝时被一堵高高的围墙圈起，像内城的紫禁城一样拥有多座“宫门”，并有重兵守卫，这就是清朝的皇家猎苑——南苑。
南苑在清初的时候曾经非常热闹，尚武的皇帝经常带着大臣们到这里纵马驰骋、围猎游玩。不过到19世纪60年代初期，也就是同治初年，这片猎苑却很久没有圣驾降临了。
不过，在这一年秋日的某一天，安静了很多年的皇家猎苑，居然迎来了一位偷窥者，而且还是个外国人！
他是一名法国神父，名叫皮埃尔· 阿芒· 大卫，和清末很多来华的外国人士一样，为了方便，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谭卫道（也作谭微道）。
发现麋鹿
大卫神父来华的身份，首先是一位天主教传教士，不过他的名气却来自于另一个身份——博物学家、动植物研究学者。
1826年9月7日，大卫出生于法国巴克斯地区的埃斯佩莱特，父亲是一名医生。受父亲影响，大卫从小就对自然科学知识很着迷，尤其喜欢观察动植物。
成年后，大卫成为一名天主教遣史会会士，和他众多的被派往东方各国传教的同行们不同，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意大利的一所天主教学院中担任自然科学老师，而且一待就是十年。
在意大利期间，大卫经常进行野外考察，搜集动植物标本。所以，当他得到机会去中国传教的时候，一些巴黎的自然科学学者，就恳求他一定要在中国搜集那里的动植物物种。
1862年7月，大卫到达北京。在开展传教工作的同时，大卫更热衷于在京郊各处考察动植物，搜集那些中国特有的物种。所以，当他听说京南的皇家猎苑里保留着很多中国独有的动物时，当然急于去亲眼看一看。在买通南苑护军之后，他终于得到了机会，于是就有了那一次意义非凡的偷窥。
大卫的这一次偷窥，不仅发现了一个西方动物分类学中之前没有记载的物种，更重要的是，他的发现，也为这个物种得以保存到今天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物种就是麋鹿。
麋鹿群（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麋鹿，俗称“四不像”，角似鹿非鹿，脸似马非马，蹄似牛非牛，尾似驴非驴，是大型的沼泽湿地鹿类，也是中国独有的物种。从远古到晚清，麋鹿不断地出现在中国人的诗词和其它文字记录中。
不过，因为人类千百年来的不断猎杀，自然界的麋鹿数量一直在减少，到清末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野生的麋鹿了。大卫见到的这一群，是当时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麋鹿群，而且并非野生种群，而是圈养种群。
从史料记载来看，从周朝开始，最高统治者就有在苑囿中饲养麋鹿的习惯，这种传统被历代的统治者所延续，一直到清朝末年。
据记载，清初的时候，这群麋鹿还有400多头，而此时，已经只有不到200头。一旦出现变故，比如灾难、战乱、传染病等等，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大卫在当时其实并不了解这么多，不过，以他特有的敏感，他已经感觉到这是一个欧洲没有的物种。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获得麋鹿的标本。
1866年3月，通过贿赂，大卫从南苑管理者的手中“弄”到了麋鹿头骨和鹿皮，之后立即寄往法国自然博物馆。经自然博物馆的馆长米勒·爱德华鉴定，这是一个新属新种。
为了纪念大卫的贡献，它在法国被命名为“大卫鹿”（David’s deer）。从此，养在“深宫”的麋鹿，开始闻名于世界。
19世纪后半叶，博物馆、动物园等公共教育事业刚刚在世界兴起，各国都在广泛搜集新奇的物种。大卫发现麋鹿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了列强的关注。
从那以后的几十年，各国纷纷“动手”，通过索要、贿赂、偷盗等方式，想方设法地从北京南苑“弄”到麋鹿，长途海运到各国的动物园。
到19世纪末，南苑的麋鹿遭遇了真正的灭顶之灾——1894年，永定河发生洪灾，洪水冲垮了南苑的宫墙，很多麋鹿四散逃走，变成了饥饿的灾民的食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南苑中仅剩的麋鹿被侵略军洗劫一空。
麋鹿，在它的模式标本产地（是指对物种定名的时候，用来定名的原始标本产地）——北京南海子灭绝。
幸运的是，因为大卫神父向世界介绍了麋鹿，促使少量的麋鹿“出国”，这个物种得以绝处逢生。那些“出国”的麋鹿，遇到了英国的贝福特公爵。他将最后的18头麋鹿收集起来，放养在自己的乌邦寺庄园，种群得到了繁衍。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3000多头麋鹿，都是乌邦寺麋鹿的后代。
当麋鹿开始被世界所知的时候，大卫本人在中国的传奇之旅才刚刚开始。同一时期，大卫还在香山的静宜园、承德的木兰围场、清东陵等处发现了不少中国特有的物种，比如梅花鹿、马鹿、直隶猕猴（曾经是分布纬度最北的猴子），并陆续将标本运回法国，引起了法国自然科学界的震动。
科学家们意识到大卫在这方面的潜力，促使法国政府让他暂停传教工作，专心去收集中国的物种。而这一安排正合大卫的心意。
三次发现之旅
大卫为了搜集中国的物种，先后进行了三次旅行——内蒙古之旅、四川之旅和武夷山之旅。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大卫的四川之旅，因为在这里，他发现了另一种更加著名的动物——大熊猫。
大卫在各地采集动植物标本时，都会得到法国天主教会在当地建立的教堂的帮助，其中特别著名的一个是位于四川宝兴（当时叫穆坪）邓池沟的天主教堂。邓池沟教堂又名灵宝神学院，是法国远东教会1839年派人到四川秘密建造的。
1869年2月底，大卫从成都整整走了6天，才到达深山中的邓池沟。他立即对这里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里虽然离成都不算远，但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仍是一个封闭的部落。”“这里的高山和河谷都被原始森林覆盖，使得当地的野生动物得以生存和延续下去。”
邓池沟教堂的本堂神父给大卫提供了很多帮助，甚至专门为他准备了一间存放标本的屋子。从那时起一直到这一年的11月，大卫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宝兴，雇佣当地的猎人为他捕猎动物、采集植物标本。
1869年3月11日，大卫在当地一位姓李的人家里发现了一张特殊的动物皮——它的身体部分是白色的，但是四肢、眼圈、耳朵却是黑色的。它虽然看起来很像一张熊皮——当地人叫它“白熊”或者“花熊”，但是大卫的直觉告诉他，这应该又是一个像麋鹿一样的新物种。
在他的要求下，当地的猎人没几天就给他送来了一只“白熊”幼崽，但它已经被打死了，“它的体色同我以前看到的成年个体皮毛的颜色是一样的。”
又过了几天，1869年4月1日，猎人们又给大卫送来一只活的成年“白熊”。由此，大卫确认了自己之前的直觉——这又是一个欧洲没有的物种，于是暂时把它定名为“黑白熊”。
当标本寄回法国后（那只成年“黑白熊”最终也没活下来，所以送回的仍然是标本），米勒·爱德华经过研究，主张将它独立为一个新属Ailuropoda——“在外部形态上，它确实同熊非常相似，但它的骨骼特征和牙齿明显地与熊不同，却与小猫熊和浣熊很相似，它肯定构成一个新属。”
爱德华提到的小猫熊，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小熊猫，是1821年在宝兴发现的，因为大卫发现的“黑白熊”和小猫熊有相似之处，所以爱德华将它命名为“大猫熊”，并在它的名字中加上了大卫的名字：Ailuropoda melanoleuca David。
到1939年，大猫熊标本在四川展览时，因为误读——当时的中文阅读习惯还是从右向左读，所以展出牌子上从左向右的国际书写格式“猫熊”，被人们读成了“熊猫”，久而久之，“大熊猫”这个名字反而成了大家叫得最响的名字。
1869年4月1日，也就是大卫见到熊猫活体的这一天，被定为熊猫发现日，而穆坪，也就是今天的宝兴，成了世界知名的大熊猫模式标本产地。
大卫在宝兴的收获，当然不止于此。今天很多世界上非常知名的中国物种，都是他在这里第一次发现的。比如，川金丝猴。
金丝猴在我国境内分布着三个亚种：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大卫发现的川金丝猴名气最大，浑身金色的毛发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煞是漂亮。
当时的欧洲人，只在中国的图画和瓷器上见过它们，以为它们是臆想中的动物，正是大卫的发现告诉人们，这种传说中的美丽动物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它们鼻孔朝天，大卫将它们命名为“仰鼻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这个名字到今天还在沿用。
大卫还发现了一种被称为“活化石”“植物大熊猫”的孑遗植物——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宝兴一带的珙桐，像大熊猫一样躲过了第四纪冰川期，花开时节，成双成对的“花瓣”像是满树飞舞的鸽子，因此大卫称它为“中国鸽子树”。
经后人研究，那些美丽的“鸽子翅膀”其实并不是珙桐的“花瓣”，而是一种特殊的叶子——苞片。当大卫把珙桐写入了自己的植物学著作之后，欧洲的园艺狂人们纷纷前往中国，将包括珙桐在内的多种植物引入欧洲。
其它比较著名的由大卫神父发现的物种还有：扭角羚，又称羚牛，生活在秦岭及四川的山地，虽然身形庞大，貌似笨重，却是爬山的高手；娃娃鱼，学名大鲵，这个两栖类中的古老物种，有着娃娃一样的叫声；绿尾虹雉，一种羽毛像彩虹一样绚丽的雉鸡。植物中，有多种美丽的高山杜鹃和报春花。
四川之旅之后，大卫神父回法国休养了一段时间，把自己收藏的部分动植物标本拿到巴黎自然博物馆展览，得到了很高的评价。1872年，他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大卫断断续续地在中国待了不到十年的时间（1870-1872年曾回法国两年），这段时间中他的“物种”发现，用“庞大”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1874年，大卫回到法国，他带回的动植物标本以及活体，经巴黎自然博物馆统计，总计2919种植物，9569种昆虫、蜘蛛与甲壳类动物，1332种鸟类，以及595种哺乳动物，而这些，还不包括那些在各种意外中损失的标本。
之后的岁月里，大卫与其他自然科学家合作，主要致力于对这些标本的分类、描述、展览和出版等工作。
1900年11月，阿芒·大卫在巴黎溘然长逝，享年74岁。虽然大卫在中国仅仅待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但是其间发生的传奇故事，却让他和他所发现的那些物种，在世界博物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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