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是豁达还是无奈？ 

    孔子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许多坎坷，虽然“十五而志于学”，可为了生存还是干了许多属于社会底层的下等工作。给季氏看过仓库，喂过牲口。不过，他始终自强不息，“学道不倦”。没有进过贵族学校，没有固定的老师，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进而，他以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才智，建立了影响中国千百年的私塾教育体系。

    钱穆先生这样评价孔子和他所开创的教育事业：

    孔子崛兴，以一平民，而把以前相传的贵族教育开始转移到平民社会来，开出此下平民讲学之风。后世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子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实亦可称为开天辟地旋转乾坤一伟人。（《国史新论》209页，钱穆著，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

    私学的兴起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也对中国人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从此打破了贵族的教育垄断，孔子“有教无类”，颜回、子路、子贡、漆雕启等一批平民子弟，甚至是曾经做过牢的囚犯都成了他的学生，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

    孔子从生下来就命途多舛，郁郁不得志。他的快乐和成就，都与读书有关，也与教书有关。读书，是自娱自乐；教书，是助人为乐。所以他自我剖析说：“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这个“乐以忘忧”，与其说表现了孔子的豁达，还不如说显示了他的无奈。它的关键词在于一个“忘”字：以自我想象的快乐，遮蔽、遗忘无法排解的忧伤、哀愁、苦痛，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苦中作乐而已。圣人尚且如此，他那一代又一代的真假弟子们大概更是与快乐无缘了。

    孔子的教育体系是成功的，也是充满矛盾的。用李零的话说：“他培养学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让他们干禄，找官做。通过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丧家狗：我读〈论语〉》369页，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然而，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约束下，任何带有变革性的政治主张和理想都缺少真正实现的可能。他本人周遊列国，处处碰壁的惨痛经历就是这种矛盾的证明。结果，“学而优则仕”的成长模式，在作为底层人土改变社会地位阶梯的同时，也蜕化成了统治者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度得以建立并逐步完善之后，中国人更是渐渐丧失了独立思维的勇气与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格独立。在这种自我矛盾与分裂的成长、生存环境里，他们自然也就难以寻获属于自己的快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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