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1964）先生有这样一幅墨迹：
文质相含济以学问，洁清自守造于高明。
先看上联“文质相含济以学问”。
这一句出自孔子的两句话：一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是“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文质相含”就是“文质彬彬”。看孔老夫子原话，“质胜文则野”就是，过于质朴了，就难免粗野；“文胜质则史”就是，教化过头了，就成了矫情。君子嘛，要“文质彬彬”才好，也就是——既要保持基本的先天质朴，又要接受必要的后天教化，“文”对“质”的改造，要有一个适当的度，过犹不及。
我们平时，碰到有的小孩子随心任性、为所欲为，我们会觉得没教养；碰到有的小孩子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我们又觉得像个小老头，一点活力也没有。就是“文”和“质”的关系没处理好。
古书上记载有这么一件事，说北宋理学家程颢，曾给宋哲宗当过一段老师。当时皇帝也就10岁左右，课后随手折了根柳枝玩。程颢见了，即严肃规劝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拆。”皇帝听了，把柳枝往地上一扔，闷闷不乐地走了。
大家看，皇帝才10岁左右啊，这点自由活泼也得不到。程颢这教育方法，是不是在摧残孩子质朴的天性？
关于这个“文”，学者阿城曾讲，“文化”的对立面是“武化”，把群体关系处理成“文（和平竞争）”、而不是“武（武力抢夺）”，这才是“文化”的核心要义。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人类的自由市场、夫妻关系，都是将动物间原本的武力抢夺、用“文化”改造后的结果。
刘慈欣讲：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竞争资源、竞争配偶，是动物生存繁衍的底层逻辑，这永远也变不了，这也不应该变。国人常用“衣冠禽兽”骂人，其实，人也正是穿戴衣冠的禽兽。
将“金钱和美女”包装成“事业和爱情”，要“文斗”不要“武斗”，把残酷竞争搞得温情脉脉，这正是文化对人的成功改造。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大国兵戎相见，这无疑是文化的失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由于文化的成功，这种失败才变得越来越少。
对于“文化”，阿城甚至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们人类不要太得意，以为“文”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不是。凡是社会性动物，都有仪式。动物学家观察到，（为了争夺配偶）两只雄鹅会突然打起来，用翅膀互相打。之后鹅群会把它们冲散。冲散之后，两只雄鹅非常有意思，常常一只鹅看到另一只过来后，假装看不见。如果没有办法，狭路相逢了，两个鹅都会低下头，非常害羞，然后借故分开，回避对方。终于七八天之后，鹅的肾上腺激素水平下降，两个雄鹅开始寻找和解机会。鹅没有语言，但是有仪式，偶然碰到了，一个鹅扇几下翅膀，另一只鹅接受到信号，“文”的信号，也扇几下翅膀。两个雄鹅做完仪式后，就显得非常亲密，而且亲密得过火，整个鹅群也松了口气。社会性动物的仪式非常重要，保证了它们的种族能够生存下去。“武”和“文”的关系，就是很简单的生物“本能”和“约束本能”的关系。
因此上我们说，上联中的“文”，大约可看作人在群体生活中，应该尊奉的基本原则与行为规范。所谓“文化”，就是把这些基本原则与行为规范，渗透到骨肉里，融化到血液中。就像给一个人装好了“操作系统”。
孔子说“三十而立”，这个“立”，就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操作系统”装好了，可以独立成熟地和其他人交往了。
“文质彬彬”做到了，你就是一个合格的人了。但想要自食其力、造福社会，还得再学习知识、练习本领。这就是上联中说的“济以学问”。这些都做到了，一个人才算完善了。
大家看，先做人，再做事（这个先，是逻辑上的先，也就是“首先”，是前提条件）。这就是中国文化对人的要求。我们常说，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太太有文化，而一个读了一肚子书的大学生没有文化，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再看下联“洁清自守造于高明”。
“洁清自守”就是守“文化”的底线，就是做生意不缺斤短两，处感情不乱搞小三，当领导不贪污受贿，等等等等。
那“洁清自守”怎么就“造于高明”了呢？
因为偷奸耍滑的人太多了，是这些人把成功的机会拱手让给了“洁清自守”者。拿曾国藩来说吧，与同时代的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相比，他的智商一点都不突出。但老夫子就靠着他的诚实不欺、靠着他的廉洁自律，战战兢兢，日积月累，但来耕耘，莫问前程，终落得千帆侧畔一舟过，修成了继王阳明之后，儒家为中国历史贡献的又一位“圣人”。
所以说啊，做人做事，不要想走什么捷径，那其实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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