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可分三大派别。
其一，索隐派。开山鼻祖是乾隆皇帝。他看完已被高鹗修改的红楼梦后，说了句：“这是明珠家的事吧。”遂有人继续演绎，宝玉原型就是那位写“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纳兰性德（明珠之子）。后还有几种揣测。一，写的是顺治皇帝恋爱故事。宝玉为顺治，黛玉为董鄂妃。二，蔡元培先生认为反映的是康熙朝政治斗争，宝玉是废太子胤礽。还有人说，实为反清复明。“悼红轩”，就是悼念朱明王朝。
其二，考据派。开山鼻祖是胡适先生。红学真正成严肃学科，始于胡适先生。后集大成者是周汝昌先生。据《胡适口述自传》：一九二一年三月，胡适先生发表第一篇《红楼梦考证》，六年后，购得第一部抄本，甲戌本，全书仅十六回，有脂批。后又购得七十七回本（号称八十回），即是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所以说，做学问，资料非常重要。似乎现在做生意也一样，资源非常重要。
胡适先生认为，要认识这部巨著，一定要找出作者身世。后由周汝昌先生详细考证，终于绘出详细的曹公家谱、生平，并从身世、历史背景、脂批、诗歌文物、笔记杂谈等，写出考证派集大成之作《红楼梦新证》。虽与胡适先生观点多有不同，甚至在书中不客气指出胡适先生考证中的错误，但胡适先生晚年口述，依然评价其“用功最勤，发现最多，胆子最大”。
其三，文学批评派。比索隐与考据，中国少有作家研究红楼梦，鲁迅先生、林语堂先生是其中最有名的。从文学角度解析红楼梦，更是少之又少。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里，首次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解释红楼梦的创作意图。上世纪七十年代，钱穆先生的高徒余英时先生强调应着重研究红楼梦的艺术构想，而不仅限于自传，著有《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周汝昌先生对“两个世界”的观点，亦有文章讨论。后文将介绍。
我偏向文学评论派。无论如何索隐和考据，都不能忘记红楼梦是文学作品。即使有一天告诉我，红楼梦百分之百写的是谁家故事，讽刺的是哪朝政局，我都不惊叹。红楼梦，人是靠阅读，魂牵梦绕，渐有所悟。索隐，考据，是帮助阅读，而不能取代阅读。
艺术上的评价，木心先生说的好：“十八世纪的中国，有这样一位文学家，站那么高，写这样一部小说。他不知道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艺术原理上却和希腊罗马相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自知伟大。写书，是他知道不能亏待自己；不去工作，是他不想亏待自己。”
中国人亏待自己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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