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胡，又称胡琴，是中国的传统拉弦乐器。18世纪末，随着中国传统戏曲京剧的形成，在拉弦乐器胡琴的基础上改制而成。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京剧的主要伴奏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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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真是令人着迷的艺术，一旦爱上，终身厮守。凡戏迷又大都收藏着不少看戏留下的戏报（现在叫节目单），闲时翻检也是极过瘾的事。“戏迷看戏报，财迷买彩票”，此之谓也。我的老朋友中有一位资深戏迷，他就是堪称戏报收藏家的煤炭工业部退休经济师杨蒲生先生。中学时代，我们是常常一起看戏的老同学。蒲生兄收藏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戏报数以千计，洋洋大观，且分门别类，编排有序，俨然一座京剧档案库，难得的是虽然“文革”劫难却保存完好。
这些戏报绝非几张故纸，它们都是“活的”，每一张都有一套相应的资料在他的脑子里存着。这次杨先生不吝将其一生所收藏的20世纪50年代至1990年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演出的京剧、昆曲演出节目单千余张全部无偿捐献给首都图书馆，作为北京戏曲史料保存，并选编刊印成书，真乃一大好事！因篇幅关系，不可能全部付梓，又是一件憾事。
二百多年来京剧的历程有起有伏，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十几年应是京剧的一个新高峰。打开那时的《北京日报》，在广告栏里，可以看到大小二十余家北京的、外省市的京剧团体在各个剧场好戏连台，令人目不暇接。蒲生兄真是一位资深戏迷，这一时期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演出，他几乎一场不落都看过。那时候既没录像，又绝少现场录音，一张张发黄的旧戏报成为这一时期北京京剧历史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新编的、改编的和移植的新剧目上演，如《将相和》（1950）、《雁荡山》（1952）、《三不愿意》（1954）、《望江亭》（1956）等，受到广泛好评并能流传至今。但当年实行“戏改”（改戏、改人、改制），仅因涉嫌“封建迷信，色情淫秽、野蛮恐怖”等被点名禁演的就有《杀子报》、《九更天》、《滑油山》、《乌盆记》、《海慧寺》、《双钉记》、《探阴山》、《大香山》、《关公显圣》、《双沙河》、《铁公鸡》、《活捉三郎》等12出。而被牵连不能上演的剧目就更多了，致使“上演剧目贫乏”，许多老艺人几乎无戏可演。
1956年6月，文化部“为繁荣戏曲剧目”召开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上演剧目贫乏的主要原因是戏剧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某些领导人对戏曲艺术特征缺乏正确认识，对戏曲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存在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片面追求直接的艺术效果，因而简单粗暴地否定和乱改传统剧目。……会议提出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大力进行各剧种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和改编工作，必须尊重传统和依靠艺人”。这次会议之后，“全国已挖掘出能开列名目的传统剧目51867个。记录了14632个，加工整理了4223个，上演的剧目达10520个，基本上解决了上演剧目贫乏的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第328、329页）。
此后，京剧舞台上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1956年，受到开禁了一批禁戏的鼓舞，老艺人们筹建了自己的组织“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同年9月初曾为筹集资金而组织的几场演出轰动京城，尤其是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李和曾、尚小云、张君秋、吴素秋、姜妙香、萧长华等许多开创京剧流派的艺术家合作演出了原也属于禁戏的《四郎探母》。盛况空前。对戏迷来说，用“惊心动魄”形容不为过分，至今看到这张戏报仍兴奋不已。此外，如谭富英演出了《乌盆记》，裘盛戎演出了《铡判官》（即《探阴山》）等，幸运地留下老艺术家的千古绝唱，并成为后来音配像的依据，作为经典流传后世。
同年由张伯驹和许多老艺人发起组织的民间艺术社团“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爱新觉罗·载涛为社长，张伯驹为副社长），意在扩大演出剧目，挖掘和恢复传统老戏。他们组织了多场演出，其中筱翠花演出了她的代表作《活捉三郎》、《大劈棺》、《马思远》等，今已成绝响，有戏报为证。
1957年4月，文化部“为繁荣戏曲剧目”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认为“全部开放‘禁戏’的做法和为此作出的一些解释是不妥当的，以致会议不久，戏曲舞台上出现了一些混乱的现象”（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第329页）。1957年下半年开始，许多老戏又被收回。“反右”以后，这些民间京剧社团解散，“复旧”是张伯驹被划为“右派”的罪名之一。
1956年，马、谭、张、裘各自的剧团合并成为北京京剧团（60年代赵燕侠加入），庆祝建团公演的阵容空前强大，轰动北京城。有戏报为证。
1957年，在“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十五贯》成功演出的鼓舞下，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濒临灭绝的昆曲得以重光，建立了北方昆曲剧院，韩世昌为院长，金紫光、白云生为副院长。侯永奎、侯玉山、韩世昌、白云生等北昆名宿亮相建院演出，成为振兴昆曲的先声。有戏报为证。
1959年，新中国十周年大庆，作为献礼节目，梅兰芳排演了《穆桂英挂帅》，在人民剧场首演。这是梅先生贯彻他“移步不换形”理论的最后一出新戏，后成为梅派保留剧目。有戏报为证。
1964年举办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全国各省市有几十出戏参演。其中北京赵燕侠、裘盛戎主演（马连良参演）的《杜鹃山》、李少春的《红灯记》；天津厉慧良的《火烧望海楼》；云南关肃霜的《黛诺》等最受观众注目。但从此传统戏和许多老艺术家被迫离开舞台。
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戏剧舞台上更是寒风萧瑟，马多喑哑，形成“八亿人民八小戏”的局面。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文艺复苏，传统戏逐步走向新生。1977年5月，为纪念“文艺讲话”发表35周年，北京京剧团演出了延安时期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之后中国和北京两大剧团联合排演了根据姚雪垠小说《李自成》编写的《闯王旗》以及《红灯照》等作为过渡。慢慢地，《闹天宫》、《杨门女将》等戏得以复出。文艺政策的松动，解放了许多传统老戏，允许“四郎探母”，同意“天霸拜山”，“乌盆”也能够“喊冤”了。这段时间，北京举办了多次纪念老艺术家的专场演出以及盛大的“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的活动，传统京剧显示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使京剧舞台再一次繁荣起来，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杨蒲生收藏的戏报中，还有一套很宝贵的资料，那便是原中国戏曲实验学校（1950年建校，现名中国戏曲学院）1950年至1953年（老三届）实习演出的几乎全部戏报和以后该校几十年的演出节目单。这些学员中有刘秀荣、谢锐青、孙岳、刘长瑜、张曼玲、李鸣岩、袁国林、吴钰璋等后来成名的艺术家。这批戏报，在该校建立60年之际，杨先生已经捐赠给了中国戏曲学院，并以《回首当年》为名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十分精美壮观，堪称本集的姊妹篇。它是新中国戏曲教育发展的见证，也是建国后培养的一代艺术家个人成长历程的见证。
我们从这些戏报中可以看到，当时北京京剧演出团体和来北京演出的外省市京剧团的情况——剧团的名称、演员的阵容、经常演出的剧目以及已经消失的剧场，甚至印戏报纸张的变化所反映当年社会经济的变化等多方面信息。可惜当时还有一些小的剧团演出没有节目单，如常年在天桥演出的梁益鸣和多年在齐化门（朝阳门）外演出的李金声等剧团，几乎没有留下他们的痕迹，亦为憾事。
对于蒲生兄来说，每一张戏报里面还有一段难忘的记忆和故事。
一张梅兰芳《霸王别姬》的戏报，记录着它的来之不易。1955年春节，为看梅先生的这场演出，戏迷们在两天前开始了排队买票，就像现在医院门前排队挂专家号一样，夜以继日。半夜天很冷，在前门外粮食店中和戏院门前聚集了那么多人，当地派出所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出来干涉劝散。戏迷们不同意，遂派出代表（蒲生兄是代表之一）和警察同志“谈判”。结果是派出所长找到中和戏院经理，叫他们打开剧场休息室，并升上火炉，请大家里边等候。戏迷们欢呼雀跃。蒲生兄排了两天两夜队，花了两万元（旧币）买到最好的票，欣赏了最好的演出，留下了这一永存的怀念。
《游园惊梦》的戏报也有特殊意义。1959年10月18日，在新落成的民族文化宫，梅兰芳先生与俞振飞、言慧珠合作演出《游园惊梦》，为即将拍摄该剧彩色电影的导演和工作人员观看舞台演出的状态，同时为招待前来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的班禅额尔德尼一行。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很有纪念意义。
在这些戏报中还有一张手写的，堪称独一无二。那是北京京剧团为庆祝1961年取得良好效益而举办的一次联欢会“大反串“演出。正值腊月三十，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八蜡庙》，五大团长全梁上坝：马连良的费德功、谭富英的朱光祖、张君秋的金大力、裘盛戎的张妈、赵燕侠的黄天霸，阵容算是空前绝后。杨先生弄到了难得的一张票。但因不是正式演出，没印节目单。蒲生兄看完戏骑车回家已经12点多了，连夜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张，虽很简陋，却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记录了那次为后来戏迷无限神往的梨园盛事。
2010年京剧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京剧不但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京剧的历史其实就是一场场演出的历史。这些戏报记载了1949年至1990年这段时间首都京剧演出较为完整的历史面貌，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这是一个资深戏迷为他一辈子所钟爱的京剧艺术做出的一份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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