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价格：政策与市场的博弈

目前，中国面临比较突出的通胀压力，政府把控制粮油价格作为控制通胀和通胀预期的重中之重，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来管理通胀预期，控制粮油价格的过快上行。由于食用油对外依存度偏高，国家大豆储备数量有限，面对高企的进口成本和国内的刚性需求，有效控制其价格上涨难度很大，负作用也较突出，因此食用油事实上不是政府控制的重点。政府控制的最主要对象是水稻价格，政府控制水稻价格既有很大的作为空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受成本因素、比价因素和流动性泛滥等的影响，同时基于中国粮食安全的考虑，水稻价格将在政府控制力和自身内在上涨动力共同作用下，呈现螺旋式的上涨趋势。

一、控制水稻价格成为政府控制物价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抓手

大米是我国的最重要口粮。控制米价过快上涨，关系到亿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关系到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米价控制的成败，还关系到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走势。因此，政府不会对米价放任不管。另一方面，中国在大米消费上基本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国际市场对我国米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经过连续7年的丰收，政府掌握了大量的水稻储备，这为平抑水稻、大米价格上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水稻价格是国家要控制，也能够控制得住的。水稻价格快速上涨的现象在未来一段时间不太可能出现。

二、水稻价格的政策控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涨价的大趋势

目前，我国水稻价格仍处于涨幅相对有限的水平上。政府抛储在短期内能够有效控制水稻价格的上涨。但从长远和根本上看，水稻价格会在扼制下温和而坚定地上行。原因如下：

第一，成本决定。目前，不考虑土地投入成本，每亩水稻收入只有400元左右，这大约相当于农民工打工一周的收入。如果考虑土地成本，实际上在目前的水稻价格格局下，农民种水稻是负收益。随着未来劳动力非农就业收入水平的提高，水稻价格将面临更大的成本性压力。考虑到中国南方大量的水田分布在丘陵地带，不适合机械化和大规模农场式经营，希望通过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来降低用工成本的潜力不是太大（机械化经营和规模化经营还会增加机械投入的成本，并使土地成本显性化）。中国有13-14亿人口需要吃饭，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水稻种植方式有长期存在的必要。因此，未来时期，水稻的生产成本将进一步提高。

第二，比价因素。由于小麦和玉米对外依存度较大，国际价格的上行将直接带动国内价格的上涨。受不利气候的影响，俄罗斯、法国、印度等国都加强了对小麦出口的限制。目前，我国主要给人吃的普通水稻的价格事实上已十分接近主要给猪吃的玉米价格。由于我国居民对食用大米的习性根深蒂固，而水稻在饲料用粮方面又具备较强的替代性，因此，未来小麦、玉米价格继续上涨，必将带动水稻价格的上行。

第三，水稻价格适度、有序上涨具有合理性。粮贱伤农，米贵伤民。让水稻价格保持在适当的水平和增长速度下，是政策的最优选择。在现行农业生产制度下，调动农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一靠政策性补贴，二靠价格合理化。从直补情况看，现在的水平是相当低的，每亩地平均不到100元；未来大幅度提高补贴标准也不现实（一方面，补贴水平过高，会导致实际成本和市场价格倒挂，有可能造成出口过程中形成事实上的对外车消费者的补贴；另一方面，过高的补贴水平也是财政难以承受的）。因此，不断在控制下放开粮价，把粮价保持的适度的水平（略高于国际市场，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同时消费者能够承受），是政府面临的现实选择。

2000年以来，我国水稻价格已提高1倍多。未来10年，在超常的流动性、成本和比价作用越来越突出，同时政府将千方百计稳定大米价格的情况下，估计水稻价格将呈现慢牛走势，上涨幅度可能会小于前10年（如控制不力，也有可能高于前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