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私权》［美］威廉·福克纳
在今天的美国，任何一个组织或是团体，只须打出一个旗号，叫出版自由或是国家安全或是反颠覆联盟什么的，便可以自以为有权全然歪曲任何人的个人自由——个人的隐私权，可是没有了隐私权他也就不成其为个人了呀，没有了这种个人特点他就什么都不是——这样的个人并非那些组织与团体的成员，那些组织数目多、财力足，完全可以使那些势力退避三舍。那样的机构自然不会是作家、艺术家的机构；艺术家从来都是个人主义者，连两个艺术家都合不到一块儿，更不用说合成一大群了。而且，艺术家在美国是无需非得有隐私权不可的，因为对美国来说，他们也不是非当艺术家不可的。美国不需要艺术家，因为他们对美国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艺术家在美国没有地位，一如星期画报编辑部的老板在一个密西西比小说家的私人生活中也没有任何地位一样。但是有另外两个行当，它们对美国生活来说却是至为珍贵的，是需要有隐私权以便让它们能生存下去、存活在世的。它们是科学与人文科学，亦即指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他们是继续生存、机械技术、自我约束与技艺的科学的先驱。林白 Charles Lindbergh（1902—1974），美国飞行员，因1927年单独完成横越大西洋的不着落飞行而闻名于世。但他最后被迫放弃隐私权，而让他放弃的却是他的国家与文化，它们的传统习俗之一就是具有一种不可分割的权利来侵犯个人的隐私权（而不是保卫个人隐私权的那种不可侵犯的权利），他的国家自以为有不可分割的权利擅自对他的名声加以荣耀化，可是却认为自己没有权力保护他的孩子也没有责任分担他的烦忧；奥本海默 J.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曾负责原子弹制造工作，他是另一位拯救国家这一简单科学的先驱。他也曾因为这样的社会习俗而受到束缚与责难，直到他的隐私权被剥夺殆尽，最后剩下的仅有的个人特点，就是我们自诩有别于其他动物的那一点点了——那就是对善意的感激、对友谊的忠诚、对女性的骑士风度以及对爱的能力的具备。……没有了隐私权，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为数不多那几个能够在别人都干不了的时刻，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当中的一个，也因此而终于被降低为无个性的无隐私权的芸芸众生里的一个，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目的了吧。
问题要追溯到美国历史上的那个时刻，当时我们认为那些古老的简单的道德准则（对于它们，品位与责任总是主宰者与控制者）已经过时，可以抛弃。问题要追溯到那个时刻，当时我们拒绝承认我们的父辈对“解放”与“自由”这些字眼所下的定义，他们正是依据、依靠、忠实于这些字词而创建了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的，而我们自己呢，在今天，所保留的仅仅是字词的外在发音了。问题要追溯到那个时刻，那时我们取代了自由的位置，用许可证——采取任何行动的许可证，它们使我们在法律褫夺的范围之内得以行动，而这些法律又是许可证的批准者与物质利益的收获者组成的议事机构所颁布的。问题还得追溯到那个时刻，当时我们取代了自由，以对索债的任何行动的听任放纵，只要那行动是在自由一词的毫无意义的外在发音的庇护之下进行的，那就可以了。
在那一瞬间，真理也同时消失不见了。我们未曾废除真理，真理干脆离开了我们，它扭头走开了，并不鄙视与小看我们。它只是简简单单地走开了，没准它愿意在出了什么事儿的时候回来——在捱受苦难时，在发生全国性的大灾难时，甚至居然是（倘然再也找不出其他原因的话）在军事上遭遇失败时——教会我们，要珍惜真理，愿付出任何代价，接受任何牺牲（哦，对了，我们也是很勇敢与坚强的呀；我们只不过是打算把时间拖得尽可能晚一些而已）以便重新获得它，保有它，像是从未让它离去过一样：而且按照它自己所设定的没有商量余地的品位标准与责任标准。
真理——那是一根线，长长的、干净、清楚、简单、不容偏离、不容怀疑的笔直而光亮的线，在它的一边，黑的就是黑的，在它的另一边，白的就是白的，如今这根线已经成为一个角度，一个视点，它与真情甚至事实都没有关系，却仅仅决定于你看它时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或是不如说——你能设法让那人站到你可以愚弄或是迷惑他的那个点儿上去，当他在凝视真理的时候。
实际上，桌子前面堆着的是一笔连赌本带赢到的钱的大通押，是一组每日出现的三角同盟：真理、解放与自由。曾经让自由任意翱翔的美国天空，曾经让解放通畅呼吸的美国空气，如今已成为一股紧紧推挤以消灭自由与解放的巨大压力，通过消灭人的隐私权的最后痕迹（没有隐私权人也不成其为人了），进而消灭人的个性。就是我们的建筑本身，也在向我们发出警告。从前，你既不能透过我们住房的墙，由里向外或从外向里窥看。将来会有那一天，从两头你都能看得透透的。到那时隐私权便真的不复存在了；倘若有个很个人化的人想有点儿隐私权，以便背着人换件衬衫或者躲起来洗个澡，他就会受到一个舆论一律的美国声音的诅咒，说他是在颠覆美国生活方式与亵渎美国国旗。
我很担心，（到那时）那些墙壁自身，透明的也好不透明的也好，还能够立住，对抗得了那阵强风，那股力量，那种猛烈冲劲，它如晴天霹雳般直刺以多种面目出现却又相互关联的美国苍穹，借它们的那些怒气冲冲、自己免疫的大祭司的嘴大声喊出一个又一个的字词：“安全”、“颠覆”、“基督教”、“繁荣”、“美国生活方式”、“旗帜”。这些字词的任何意义早已被阉割掉，它们仅仅被当作工具与手段，用来进一步约束人的个性。
在势均力敌的状态下，一个个体是能保卫自己，不受另一个体因保护个人自由而对他的个人自由的侵犯的。可是当强大的联盟、组织、统一体，像出版集团、宗教派别、政党、立法机构，能让它下面的一个工作单位免除道德责任的限制时，用的手法是玩弄流行口号，如“自由”、“解放”、“安全”、“民主”等等，在它的全面赦免下那些领工资的具体工作人员便再也没有什么个人的责任与约束，逢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便得有所警惕了。那时，倒轮到奥本海默博士、林白上校和我这样的人（给画报写文章的那位编辑部人员也应包括在内）必须结成联盟以保护自己的隐私权了，因为只有拥有这种权利，艺术家、科学家与人文学家才能够工作。
——（原载1955年7月号《哈泼斯》，节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推出的《福克纳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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