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衣记》原文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续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富室里发掘出来的甭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绘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帐悯，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宁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亥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杉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挣锋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更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大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榴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栅栅，百稻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0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自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妨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癫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据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晶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初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胶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杉上的点缀晶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晚“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楼出福寿籽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推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陆。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笋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汀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曾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腰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拔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晶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抄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候，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人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人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抚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沼，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0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很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0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颇，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怒。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入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格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
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兔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攒钮。总之，这笔帐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 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人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于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人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借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①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①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著有《时间机器》、《隐身人》等科学幻想和社会预言小说。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顾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①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情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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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芦粟，上海话称一种甜玉米秸秆，可像甘蔗那样咬吮。
(原刊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第34期)
【张爱玲《更衣记》鉴赏】
“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更衣记》
在鉴赏之前，我想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更衣记》的作者—张爱玲。张爱玲系出名门，祖父张佩伦乃满清大官李鸿章之女婿，那么张爱玲也就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这就应了中国古人的那句老话：出一个人才起码要三代书香门第。不过最好的是这个“三代书香门第”还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让这个未来的“人才”阅尽人间炎凉，结合了贵族与平民的气质——幸或不幸的是，张爱玲的家世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在她祖父张佩纶的晚年，夕阳已经深深笼罩了张家的深宅大院，到了她的父亲，更是家道中落，壮志全无，只知吸食毒物烟了。她的母亲，一个有着新思想的女性，难以忍受她父亲的堕落，出洋留学，最终与她父亲离异。不过，他们还都来得及给自己的女儿传授中西文化的影响：父亲，这位熟悉中国古典诗文和外国文学的封建遗少，对她在中文学习上有过严厉的催促;而母亲，这位新型的女性，从张爱玲的童年起，便以西洋的艺术、绘画、音乐、文学给以深深的熏陶。东西方文化的底蕴，培养了她早熟的文学才情。
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改造他们的贴身环境—那就是衣服。由此张爱玲的《更衣记》诞生了。
张爱玲是出了名的爱用衣服来炫耀自己的人，她曾说过，爱逛街，尤其爱在巨大的橱窗前驻足而流连忘返。我也曾在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见识过，其中写到葛薇龙在姑妈家里试衣服，用音乐把各种衣服的质感写得活灵活现：“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逗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张爱玲俨然就是一位研究服饰的专家。但她比服饰研究专家还要强的地方是自己本来就是一位穿衣的先锋派，敢为人先，使她对衣服有了更为亲密的体验。
文章的1-2段记叙了由晒衣服引起对服装的回忆，3-13段写了清代服饰的变化，14-24段介绍了民国时期的服装特点。乍一看，还以为《更衣记》是一部服装小史，那她为什么不取名《近代服装小史》，我认为这主要是“更衣”与个体有关，是日常的人人都得为之的小事，符合张爱玲关注日常世俗一面的性格。而一旦取名服饰小史之类，研究的性质加强了，反而成为研究者的煌煌大著，失去了灵性趣味，生活意味也随之淡化了，这是张爱玲所不喜欢的。所以，感性地穿衣，感性地写自己对于衣服的感性与分析(“分析”改为“感悟”较好，更符合张爱玲这种小女人的追求)，才是张爱玲所需要与追求的。张爱玲的《更衣记》记载的是她自己对于穿衣的感觉史，由此来看服饰的变迁，恐怕比读大部头的服饰史之类还要亲切与过瘾(“过瘾”改为“富有情趣”较好，“过瘾”太直白了)。但在写作中，张爱玲更重视身体的感觉，然后才写出衣服的特性。与身体有关的体验远比与服饰有关的分析更精彩，因为有了身体，当然也就有了服饰，正是身体的变迁(这一句改为“正是对身体认知的变迁”如何)，引发了服饰的变迁。
张爱玲的《更衣记》通过写服装来反映社会现实，“清代服饰没有什么时装可言，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虚写(这两字改为“表面上写”)服饰的一成不变，实写(这两字改为“实则写出了”如何)社会的迂腐，缺乏生机，以及等级制度的森严，思想的禁锢。“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着装要点”，总是无所事事的中国有闲阶级一贯保持这样的态度：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道理，在不相干的事情上浪费精力。“元宝领产生(高的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社会故有规律被打破，动荡激烈，处于无均衡状态，各趋极端。
张爱玲的《更衣记》是从女人的视角写出了服饰的变化及其所蕴含的意义。比如在谈到刘备的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时，她显然不满，暗暗地向女性们传递一个看法，意在激活她们的潜意识，“丈夫如衣服”才是女人努力追求的。为此她还引用了英国作家萧伯纳的话加以佐证，萧伯纳说，多数女人选丈夫远没有选衣服那样慎重，张爱玲补充到，任何一位女子说起她的去年的那件织锦缎夹袍时，也是一往情深的。这一往情深不用在丈夫身上，恐怕就说明了女子的爱衣服，有时候是胜过爱丈夫的。(点评：此段评价不错!)
还有一种是比较的眼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与现代巴黎的服装，都在张爱玲的论述中。说到巴黎时装的世界影响，张爱玲认为那是受几个时装公司控制的，是一种有组织的实业计划，反到不如在中国，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造成一种势力与洪流，裁缝们跟着走，最能体现民意。这里的张爱玲又回到了尊重世俗的层面，一切来自底层的、小市民的兴趣爱好，她都有接受的心理准备。
在张爱玲的笔下，女子时装始终与政治时事相关联,“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地着下额，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女子的服装的改变始终跑那个(这三字有点莫名其妙)与时政变化相连，反映女性从服饰到身体，从身体到生存和自由，始终处于男权目光的审视下，处于被鉴赏与被监管的的地位，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张爱玲抨击那样的社会，为女性呐喊。
细细地看，张爱玲的上述一段话包含的经验多多，她喜欢时装，时装有猎奇追艳的效果，可张爱玲并非一味地喜欢时装，只有表现了活泼精神的，她才喜欢。民国初年，时装上也显出了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所以，她在记述中不忘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应该的。因此，尽管一个人在其他的活动领域失败，将剩余的精力投入时装的创造中，也未必创造了精神的品味与个性的风采。当然，对张爱玲的这段话也要两面看，一方面，张爱玲这样说时，是身处时代的混乱中，正如她写道，“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舶来品不分皂白的被接受，可见一斑……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西方的思想涌入中国，人们全盘接受，表面上似乎与国际接轨，崇洋媚外，骨子里恪守着中国传统。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看不到时代的清平，也看不到时装创造上的起色，才有这样悲观的论点。若放置在今天，人类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极大满足，人的个性追求得到了全社会的肯定并成为风气，此时，将剩余的精力投入服装的创造，巴黎的时装周也就周周炫奇斗艳了，也绝不会再有人大惊小怪了。但即使如此，张爱玲提出的服装要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仍然是服装设计者必须坚持的原则。
至于张爱玲强调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那是因为我们不仅选择了自己穿什么衣服，这受自己的性格制约，而一旦穿上了这样的衣服，我们的身体也许会受到这样衣服的制约，久而久之，从衣服上发布的信息，就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身体，再由我们的身体浸入我们的灵魂，我们就与衣服合而为一了。我们受衣服的影响，我们即衣服，衣服即我们;衣服成为我们，我们成为衣服。张爱玲力图从不同时期服饰的特点写出当时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心理。服装师(此字恐怕有误)小，但体现出的却是时代的大转变。
点评：能抓住张爱玲的世俗化角度来写，切入点很好。作为一个女人，衣食住行是她最关注的，这也是女人的特点。女人是一种感性动物，她的言谈举止，往往凭感觉，她根本不去考虑什么历史政治，也没那么严密的逻辑。如果一个女人太理性，那是可怕的。只是，本文在欣赏时，内容有些散，前面许多内容都是可有可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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