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夏、商、周三朝被历史学家惯称为“三代”,商代居中,而殷商的甲骨文也恰恰处于夏、周之间。笔者在前面多篇小文一再强调和举证甲骨文字中含有大量社会历史背景的文字,也正是这些背景文字能为我们揭示中国早期历史的特征,包括夏、商、周三字。
从《史记》等典籍对夏、商、周三朝历史的记述看,夏、商、周三族的族源均早于夏、商、周三朝,即早于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更早于今文字。
金文
甲骨文
金文
《史记·周本纪》:“弃(后稷)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诗经·大雅·生民》:“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艺之荏菽,荏菽斾斾,禾役遂遂,麻麦蒙蒙,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褏,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麇维芑。恒之维秬秠,是获是亩。恒之麋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诞我祀如可。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蒸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具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诗经》的这段记述虽然十分艰涩,但都是在说周族先祖后稷在种植方面的神奇,尽管有些神话,亦可说明周族在种植技术和农业组织方面具有的优势。
如上所述,夏字代表了从原始崇拜和原始宗教,商字代表了商业贸易和冶金技术,周字代表了种植技术和生产组织,这既是中国先民对民族历史的记忆和记述,同时也是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写照,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夏的出现等于中国先民已经开始走上统一民族宗教信仰的道路,开始脱离石器时代的原始崇拜,社会的管理和组织水平进一步提高,部族社会形式进一步瓦解,频繁的部族冲突、部族战争随之减少,部族生活开始稳定下来,为商贸发展、规模制造、农耕种植、桑麻养殖奠定了基础。从史籍的记述看,商族、周族的形成与兴盛,包括商族先祖契、周族先祖弃,均出名于禹夏时代,这不是传说,也不是巧合。
从黄帝、炎帝伊始下至禹夏,中国史籍的记述是按照父系氏族的习惯,从父传子一辈一辈排下来的,但有意思的是,作为父系氏族象征的姓氏与血统在这个传承过程中却并不那么统一。相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禅让制却恰恰出现于父子关系非常明确的尧舜时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尧舜的禅让不是祖制,是破坏了祖制,反而夏启继承夏禹的权位遵循的却是祖制。那么,尧舜禅让与夏启继禹究竟哪种方式是祖制?对此,史籍记载是模糊的,但是,从夏、商、周三个字的字形分析,我们已经隐约可以看到那些隐藏在古文字背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因此,只认为甲骨文是今文字的源头是不全面的,甲骨文同时也是中国先民对上古历史的记忆和浓缩。甲骨文具备的这些特征明显比埃及象形文字的构字特征更为完备。如果,我们把古埃及历史,尤其是古埃及的宗教、文化特征作为参照,可以看出中国与古埃及都有一段由神权国家向半神权国家过渡的历史阶段。
甲骨文帝代表的就是最高祭司,前文有述不再重复,在周王称为天子之前,三皇时期最高权力者被称为皇,这一时期是统治意识启蒙时期;五帝时期最高权力者被称为帝,这一时期是神权统治时期;夏商时期帝、王称谓时而分、时而合,这一时期是神权与王权争夺统治时期。中国的皇、帝与王的关系,很像像古埃及的法老,印度的婆罗门、刹帝利,公元前十九世纪的古巴比伦,巴比伦即为“神之门”的意思。西周建立者在思想上极为清醒,称自己为天子,树立起自己与天的沟通、关联的唯一关系,把王权推至最高,把祭祀权依附于王权,这是周王无一人称帝的原因。周王朝彻底解决了神权对王权、对行政权的干预和影响,推动了社会快速发展。这段历史我们在史籍中找不到明确记载,但是,古文字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皇帝的帝字,天子的子字前面早就分析过了,现在分析皇字。
皇,异体字
今文皇字,从白从王,篆文有不少从自从王,但从皇字的篆文、金文字形看,越是古老,越与白、自、王无关,即古文皇并不是由白(自)、王构成的。那是什么构成的呢?我在前文反复提示,古文字的特征主要是象形和会意,这是探寻文字本义、本源的有力武器。
从象形角度看,金文
金文
金文
金文
因此,皇字的本义是最高祭司。我们历史记载的三皇五帝均为部族群的最高祭司,皇与帝的差别在于人们对大自然认识的差异,皇出现时期,人们很蒙昧,万事视之为神,帝出现时期,人们已经知道了很多道理,只把天视为万事之神。在周朝以前,所有人的思想中都认为天神在管理着世间一切,《甘誓》中夏启用了“天用剿绝其命”、“ 恭行天之罚”之辞,《汤诰》中商汤用了“天命明威”、“ 昭告于上天神后”之辞外,还用了“惟皇上帝”、“上帝之心”。《大诰》中周公用了“格知天命”、“替上帝命”之外,还多次用了“王”,尤其是在《康诰》中用了“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之辞。从夏朝的《甘誓》到周朝的《康诰》,我们可以看出夏商周三代统治权的合法性认识逐渐在变化,夏朝伊始称“天命”,商朝伊始除了沿用夏朝的“天命”说,加入了“上帝之心”说,周朝伊始除了沿用商朝的“天命”、“上帝命”说,又加入了“天乃大命文王”之说,天命、上帝命最终落脚在了王的身上,王说的做的就是天命、上帝命,王就是天、帝的化身,周王从此无需称帝。
所以,古文字是一种文化历史符号,里面富含大量社会历史背景,值得我们重视,甲骨文研究更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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