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德勒兹说：“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
如果德勒兹哲学是一台运动的机器，我们则即将或早已进入其中，阅读便成为驱动这台机器的燃料，阅读成为一种镜像的写作，一个生成事件，同样无穷无尽，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阅读，就是不断地成为。成为女人，成为动物或植物，成为分子，成为一切……
这是灼灼燃烧的文本，来自德勒兹。原标题为《文学与生命》，选自文学批评集《批评与临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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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生命
文 | 【法】吉尔·德勒兹
译 | 刘云虹 曹丹红
写作绝非为过去的内容强加一种（表达）形式。更确切地说，文学属于不定形、未完成的东西，就像贡布洛维奇（Gombrowicz）所说、所做的那样。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这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一个穿越未来与过去的生命片段。写作与生成是无法分离的：在写作中，人们成为女人，成为动物或植物，成为分子，直到成为难以察觉的微小物质。这些生成按照一种特殊的系统相互关联，就像在勒克莱齐奥（Le Clézio）的一部小说中；或者依据组成整个世界的门、门槛和区域而在所有层次上并存，就像在洛夫克拉夫特（Lovecraft）强大的作品中。生成不会走向另一方向，人们不会成为男人，因为男人表现为一种自以为对任何内容而言都必不可少的占统治地位的表达形式，而女人、动物或分子总有一种流逝的成分超越他们自身的形式化。身为男人的羞愧，还有比这更好的写作理由吗？甚至当一个女人在生成时，她也要变成女人，而这种生成与她可能倚仗的某种状态毫无关系。生成并不在于达到一种形式［辨认、模仿（imitation）、摹仿（Mimésis）］，而是找出邻近的、难以辨别的或未区分的区域，人们再也无法区别于一个女人、一个动物或一个分子：不是模糊的，也不是笼统的，而是无法预见、非事先存在的，他们因为在一个种群中显现出独特性而更加无法在形式上被确定。人们可以与任何事物建立一个邻近的区域，只要创建它的文学手段，正如安德烈·多泰尔（André Dhtel）建立与紫菀邻近的区域。在性、属或界之间，某种东西正在经过。生成总是“在两者之间”或“在多个之中”：女人在女人们之间，或动物在动物群之中。然而，不定冠词只有当它使之生成的词语本身被剥夺了导致定冠词le、la（“你面前的这个动物”）出现的形式特征时才能实现它的权力。当勒克莱齐奥变成印度人时，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完成的印度人，不知道“如何种植玉米，也不知道如何制作独木舟”：他进入一个邻近的区域，而非获得某些形式上的特征。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里，勒克莱齐奥以几乎可以作为典范的方式描述了一个人物，他先变成女人，接着变成老鼠，最后变成难以觉察的微粒并消失在其中。同样，在卡夫卡（Kafka）看来，不会游泳的游泳冠军也是如此。任何写作都包含一项田径运动，但这远远不是使文学与运动协同一致，或让写作成为一个奥运项目，这种田径运动在机体的逃避和背叛中进行：躺在床上的运动员，米肖（Michaux）说。人变成动物，因为动物也总有一死；并且，与某种唯灵论的成见相反，正是动物知道自己终究要死去，并能感觉或预感到死亡。劳伦斯（Lawrence）认为，文学随着豪猪的死亡开始，卡夫卡认为，文学随着鼹鼠的死亡开始：“我们可怜的伸直的红色小爪子表达着温柔的怜悯”。莫里茨（Moritz）说，我们为正在死去的小牛而写作。语言应该达到向女人、动物和分子的迂回，而任何迂回都是一种必死的生成。无论在事物或语言中，都没有笔直的路线。句法是所有必要迂回的总和，这些被创造出的迂回每次都是为了在事物中揭示生命。
写作并非叙述回忆、旅行、爱情、葬礼、梦想和幻觉。这与由于过度的真实或想象而犯错是一回事：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们投射在现实中或吸收入想象里的正是永恒的爸爸—妈妈——俄狄浦斯结构。人们在旅行之后将寻找的正是一位父亲，如同在梦境里，在文学的一次幼稚的构思中。人们为了他的父亲—母亲写作。马尔特·罗贝尔（Marthe Robert）曾把文学的这种幼稚化和精神分析化推向极致，除了私生子或捡来的孩子之外不留给小说家任何其他选择。甚至，生成—动物也无法避免属于“我的猫，我的狗”类型的俄狄浦斯式的转化。正如劳伦斯所言：“如果我是一只长颈鹿，而普通英国人把我描写成有教养的可爱的狗，全部问题都在这里，所有的动物都各不相同……你们本能地讨厌我这种动物。”通常，幻觉只把不定冠词当做人称代词或主有词的面具：“一个孩子被打了”很快转化为“我父亲打了我”。然而，文学却因循相反的道路，它仅仅通过在表象人物下发现无人称的强权而存在，这种无人称丝毫不是某种一般性，而是最高程度的独特性：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只动物、一个腹部、一个孩子……并非前两个人称为文学叙述提供条件；文学只有当第三者出现在我们面前，剥夺了我们说我的权力时才开始。诚然，文学人物是完全个体化的，既不模糊也不笼统，但是，他们所有的个性化特征将他们上升至一种幻景，这种幻景把他们带入不确定中，就像某个对他们而言过于强大的生成：亚哈（Achab）和白鲸莫比·迪克（Moby Dick）的幻景。吝啬鬼丝毫不是一种类型，相反，他的个性化特征（喜欢一个年轻女人等）令他进入一种幻景，他看见金子，以至于他开始在一条魔线上逃逸，并在那里获得不定冠词的强大权力：一个贪恋金子，还是金子的……吝啬鬼……不存在没有虚构的文学，然而，正如柏格森（Bergson）看到的那样，虚构、虚构功能并不在于想象，也不在于设想一个“我”。更确切地说，它达到这些幻景，上升至这些生成或权力。
人们并不是带着神经官能症写作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不是人生的历程，而是当过程被中断、阻止、填补时人们陷入的某些状态。疾病并非过程，而是过程的中止，正如在“尼采的病例”中。同样，这样的作家并不是病人，更确切地说，他是医生，他自己的医生，世界的医生。世界是所有症状的总和，而疾病与人混同起来。于是，文学似乎是一项健康事业：并不是因为作家一定健康强壮（这里可能存在与田径运动中同样的含混），相反，他的身体不可抗拒地柔弱，这种柔弱来自在对他而言过于强大、令人窒息的事物中的所见、所闻，这些事物的发生带给他某些在强健、占优势的体魄中无法实现的变化，使他筋疲力尽。作家从他的所见、所闻中返回，双眼通红，鼓膜刺破。怎样的健康才足以解放遭受人体、机构和属性重重束缚,并困于这三者之中的生命呢？正是斯宾诺莎的柔弱身体，只要它持续存在，始终证明它在经历时开始接受的一个新视野。
像文学与写作一样，健康在于创造一个缺席的民族。创造一个民族，这属于虚构功能。人们并非凭借记忆而写作，除非把这些记忆作为隐匿在背叛和否认中的某个民族的共同起源或目的地。美国文学具有产生能够叙述个人记忆的作家的特殊能力，但这些记忆是作为一个由所有国家的移民者组成的共同民族的记忆。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可以把整个美国写入作品中，只要美国能够存在于一个男人的经历中”。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被召唤来统治世界的民族。这是一个次要的民族，永远是次要的，被卷入一场革命的生成中。也许，这个私生、低等、被统治、永远在生成中、永远没有完成的民族仅仅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中。“私生”不再意味着一种家庭状况，而是种族的形成过程或种族的偏移。我是一只动物，一个历来种族地位卑微的黑人。这是作家的生成。对于中欧而言的卡夫卡和对于美国而言的梅尔维尔（Melville）都将文学表现为一个或所有次要民族的集体陈述，这些民族只有通过作家并在作家身上才能找到他们的表达。虽然文学总是涉及一些特殊因素，但它却是陈述的集体部署。文学是谵妄（délire），但谵妄并不是父亲—母亲的问题：没有不经过民族、种族和部族，不纠缠共同历史的谵妄。任何谵妄都是历史—世界的，都是“种族和大陆的迁移”。文学是谵妄，在这样的名义下，文学的命运在谵妄的两极之间上演。每当它建立一个自称纯净、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时，谵妄就是一种疾病，典型的疾病。然而，当谵妄援引这个私生的被压迫的种族时，谵妄就成为衡量健康的标准，这个种族不停地在统治下躁动、抵抗一切压制和束缚，并在作为过程的文学中以凹陷的形式呈现。还是在这一点上，一种病态总是有可能中止过程或变化；而且，人们重新发现了对健康和田径运动而言也同样存在的含糊不清，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危险：统治的谵妄与私生的谵妄混杂在一起，将文学引向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而这正是文学与之斗争的疾病，哪怕付出在自身诊断它并与自身进行斗争的代价。文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在谵妄中引出对健康的创建或对民族的创造，也就是说，一种生命的可能性。为这个缺席的民族而写作……（“为”不仅意味着“代替他”，更意味着“为了他”）。
文学在语言中的所作所为似乎更好：正如普鲁斯特所言，它恰恰在语言中勾勒出一种陌生的语言，这并非另一种语言，也不是重新发现的方言，而是语言的生成他者（devenir autre），是这种主要语言的缩小，是占优势的谵妄，是逃离支配体系的魔线。卡夫卡让游泳冠军说：我和你们讲同样的语言，但却丝毫听不懂你们所说的话。句法创造、风格，这就是语言的生成：不存在词语的创造，也没有在句法效果之外具有价值的新词，这些新词正是在句法效果中得以发展。因此，当文学对母语进行分解或破坏，但同时也通过句法的创造在语言中构建一种新的语言时，它已经呈现出两个方面。“捍卫语言的唯一方式就是攻击它……每个作家必须创造属于他的语言……”（不存在确定，哪怕在语法上……）似乎，语言受谵妄支配，而谵妄恰恰使语言离开了自己的领地。至于第三个方面，它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每当一种陌生的语言在主要语言本身之中开掘时，所有言语活动轮流摆动，被带入极限，带入由不再属于任何一种语言的所见、所闻构成的外在或反面。这些看法并不是幻想，而是作家在言语活动的缝隙和间隔里看见和听见的真实理念。这并非过程的中止，而是暂停，后者本身也是过程的一部分，正如永恒只有在生成中才能被揭示，景色只有在运动中才得以显现。这些看法不在言语活动的外在，它们就是言语活动的外在。作家是观察者和倾听者，因此，文学的目标在于：生命在构成理念的言语活动中的旅程。
这是阿尔托（Artaud）的永远处于运动中的三个方面：字母的失落，在对母语言语活动的分解中（R，T……）；字母的恢复，在新的句法或句法范围内的新词——语言的创造者（eTReTé）中；最后，呼吸词——一切言语活动所趋向的反句法极限。而塞利纳（Céline），我们禁不住要说，尽管很粗略：《漫游》（Voyage）或母语的分解；《催命》（Mort crédit）与新的句法，就像一种语言在主要语言中；《木偶剧团》（Guignol’s Band）与“被中止的惊叹号，如同言语活动的界限，爆炸性的视觉和声音”。也许，为了写作，母语应该是可憎的，但由此句法创造在其中勾勒出一种陌生的语言，并且，整个言语活动揭示出它的外在，超越任何句法。人们可能会祝贺某位作家，但作家清楚地知道，他远远没有达到为自己确定的界限，界限总是不停地闪躲，远远没有完成自身的生成。写作，同样也是生成不同于作家的另一个东西。当人们询问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写作由什么构成时，她回答说：谁跟您谈论写作？作家不会谈，他关心的是其他事情。
如果我们尊重这些标准，我们会看到，在所有以文学为目的而写书的人当中，甚至是在疯子中，很少有人能够自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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