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春晚上亮相的这件国宝，成为这两天的争议话题——它就是创作于明代的《蒙古山水地图》。这幅曾流失海外的巨作，描绘了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今沙特阿拉伯伊斯兰圣城麦加）的辽阔地域。全卷共画出了211个地理坐标，许多丝路上的重要城市，如中国的敦煌、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阿富汗的赫拉特、伊朗的伊斯法罕、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等，都有清晰标注。
全长30.12米的《蒙古山水地图》相当6张《清明上河图》
看过北京故宫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大部分人都对山水长卷印象深刻，但11.91米的《千里江山图》跟30.12米的《蒙古山水地图》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它相当于近3张《千里江山图》，或者6张《清明上河图》！
这张地图何时绘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曾花费8年时间专门研究此图，基本弄清了该地图的基本情况。研究表明，地图中出现嘉峪关，年代必在嘉靖三年始建嘉峪关以后，但是该图不见长城第一墩“永兴后墩”，则年代早于嘉靖十八年。故知成图年代大致在这两个时期之间(1524-1539)，也就是明代中叶，是一幅属于明朝宫廷的皇家地图。
《蒙古山水地图》的起点嘉峪关
又见瓜州城
该图还是明代以西域为表现内容的各种地图的母本，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代学者马理等人纂修的《陕西通志》）和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西域图略》（收入明代无名氏所编纂的《陕西四镇图说》）、明代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等。
《陕西通志》版《西域土地人物图》之鲁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相关记载来看，保存到今天的这幅《山水地图》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被人裁切，地理范围从天方到鲁迷(时为奥斯曼帝国首都，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原图长度当在40米左右。图上所标注的地名均为方块汉字，但绝大多数地名都不是汉语，而是突厥、蒙古、波斯、粟特、阿拉伯、希腊、亚美尼亚语地名，如果不熟悉西域地理，简直不知所云。
以《蒙古山水地图》中的苦先旧城为例，据专家考证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龟兹故地，汉称延城，唐代名伊罗卢，均为龟兹国都城。“苦先”之名始见于元代，《元经世大图典》中作“苦叉”，《元史》作“苦先”，相当于《蒙古山水地图》中的“苦先旧城”（上图）和明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的“苦先城”（下图）。
这张图究竟叫什么？
由于地图上题款被人裁去，原名不得而知。因原收藏者尚友堂在卷头包首题写了“蒙古山水地图”几个字，所以原图以此命名。所谓“蒙古”，是指16世纪尚称雄欧亚大陆、仍然统治着从今天的甘肃嘉峪关以西直至土耳其和北非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如蒙古和撒里畏兀儿诸部落（源于窝阔台汗国）、帖木儿帝国（源于察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等；因此，“蒙古山水地图”很可能就是原名。
《蒙古山水地图》中的撒马尔罕，望星楼则指的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兀鲁伯天文台，1430年创建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才把“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而作为省略语的“丝路”更是一个非常后期的现代词汇。至于中国古代史上的“丝路”，则出于《淮南子·说林训》，意为“世事无常、多变”。所以，是否该把它称之为《丝路山水地图》，还存在很大争议。
黑楼城，也叫哈烈，即今阿富汗西部重镇赫拉特（Herat），古代为呼罗珊四城之一。帖木儿子沙哈鲁在位期间为帖木儿帝国都城
此图出自谁手？
整幅地图采用中国古地图的传统方式，用青绿山水画法绘于缣帛之上。如此气势恢弘的地图，必为明王朝朝廷所有。
谈迁在《国榷》卷六十四引李维桢之言说：明世宗(1522—1566年)“斋居数十年，图回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嘉靖皇帝手边的各种中外地图，想必就包括今天我们所见的《蒙古山水地图》。林梅村教授曾撰文说道，“我们起初只是怀疑此图为嘉靖皇帝用图，后来被宫中藏图证实。2009年我在台北故宫意外地发现了《蒙古山水地图》的宫中彩绘抄本，该图图文并茂，收入《甘肃镇战守图略》。这个彩绘抄本当为明代兵部或礼部用图，而明代刻本则为地方官用图，那么，山水画形式的《蒙古山水地图》应该就是嘉靖皇帝御用之图。”
明彩绘本，台北故宫藏
据研究，嘉靖初年中国画坛能创作“长卷巨幛”者唯有明代“吴门画派”的谢时臣。嘉靖年间，谢时臣被“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专家学者认为，谢时臣很可能受杭州三司之托协助宫廷画师绘制《蒙古山水地图》，他应是这幅地图手卷的主要绘制者。
这张地图的价值何在？
《蒙古山水地图》全面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情况，足以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中世纪世界地图《加泰罗尼地图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以及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藏《毛罗世界地图》(1459)等世界四大古地图相媲美。
《郑和航海图》局部
《蒙古山水地图》主要用矿物颜料石青、石绿绘制，用大青绿画法，着色浓郁，装饰性强。因为使用矿物颜料，虽经历数百年而色泽鲜艳夺目，几乎不减当年。如果说《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图诸番图》）是明朝与西方海上交通的真实写照，那么《蒙古山水地图》手卷则全面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两者都充分展示了明代中期中国人丰富的地理知识。《蒙古山水地图》有力地反驳了“中国的世界地理观是由利玛窦开启的”这个观点，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强大的自信，当时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和智慧，超乎全世界的想象。
地图与绘画自古密不可分
对于旅途上的行者来说，没什么能比一幅地图更实用。在浩繁卷帙的史料中，直观的地图往往具有更强的视觉吸引力。古人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画笔绘制山川地形，地图既具实用性，又有艺术性，经过时间的沉淀，收藏价值也不断上升。在地图中，我们能读到历史的变迁、人文风情的演化，也能感受绘图者的美学修养，这是地图里包含的人文地理价值。
在今人看来，地图与山水画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学科。地图是符号化的、科学的、实用的；山水画是形象化的、艺术的，供人欣赏的。但在中国古代，地图与山水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时候，地图与绘画并不分开。
《汉西域诸国图》， 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年)雕版墨印，清晰地绘出了中国通往西域的两条路线， 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中国古地图绘制的传统方法主要有四种：传统形象画法、计里画方、实测经纬网、实用网格，其中传统形象画法是历来采用最多的画法。正如地图专家孙果清先生所说:“中国各朝各代古地图共同点在于，无论是全国地图、分省图、或府、州、县地图，又或是专题地图，图中所绘的山脉、河流、城镇、军营、祠堂庙宇、宝塔石桥以及各类植物等地形地物，均用形象逼真的手法表示。”
《定海县境图》， 南宋绍定元年(1226-1228年)雕版墨印。地图主要反映今浙江台州地区的定海县县治及辖乡四邻等要素，采用传统形象画法，线条匀称，注记清晰，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从敦煌壁画看，古地图与山水画谁影响了谁？
在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之前，中国早期山水画都没有实物流传下来。目前我们能欣赏到的山水画，大概只在敦煌壁画和几处墓室壁画中，其中又以敦煌壁画中的山水为多。将敦煌壁画中宋代之前的山水与大量流传下来的古代地图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地图对中国早期山水画的影响。
莫高窟第428窟《萨埵太子舍身饲虎》
首先，敦煌壁画山水的透视法与地图透视法是一致的。地图的透视法往往是鸟瞰式的，敦煌壁画山水也正是使用了这种透视法。敦煌山水大都表现非常阔远的空间，连绵的山川景物，如鸟在空，一览无余，表现出明显的俯视效果。无论《九色鹿王本生图》、《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五百强盗成佛图》等本生故事，还是《山峦图》、《狩猎图》、《雨中耕作图》等表现自然生活的画面，图中的山石树木人物野兽都是毫无遮挡的，完全是从空中的视点出发才有的效果。
莫高窟第249窟《狩猎图》
其次，敦煌壁画中的山大都画得非常雷同，往往如同锯齿一样一字排开，并且处理得极为简略，也不用皴法表现出山石的质感。也许并不是技法没有达到，主要还是画家习惯了这种山的“指示”功能。因为在地图绘制中，并不需要刻画出山的质感，也都不画出山上植被，只是变现出连绵起伏的样子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在后世流传下来的许多地图实物中依然可见。
莫高窟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局部
再次，大量敦煌壁画中还保留着类似图注的文字。图式符号和图式注记是地图表示地理信息要素的主要方式，地图所示的图符图注主要包含该地物的方位和位置信息，体现出地图的种类特点，并能反映地图绘制的时代特征。敦煌壁画就有不少图注留存，有些地图的图注还加有框圈，这为研究地图演变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莫高窟第103窟南壁，唐代敦煌壁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美山水画之一
总起来说，古地图与传统山水画是同出一源的。地图在诞生伊始，兼具了地图和山水画的双重性质。此后，山水画和山水画地图逐渐分化，山水画发展成中国传统画中与人物画并列的画系，而亦画亦图的山水画地图则逐渐演变成为反映地理内容的志书地图。敦煌莫高窟所处的中古时期，正是地图与山水画尚未完全分开的时期，因此，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画，还保留着不少地图的意味。
莫高窟第217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品》局部，亦是一幅很完整的“丝路山间行旅图”
五代宋初，作为艺术的山水画获得了迅速发展，地图与山水画已基本完全分开。并且，作为艺术的山水画还反过来影响着实用地图的绘制水平，故而现存的许多明清绘本地图，有些就是相当精美的山水画。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局部
莫高窟第61窟巨幅《五台山图》是一幅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艺术杰作。它不仅是一面巨型山水人物画，也是当今世上现存最早、最大的形象地图。地图的表现手法，采用中国古代传统的透视技巧，以鸟瞰形式绘出，是一幅唐代山西五台山的风光游览地图。
解放前，我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壁画中的建筑，他被61窟《五台山图》的丰富多姿迷住了。次年夏天，梁先生等四位教授兴致勃勃地来到五台山。他找到佛光寺，并在这儿找到了和敦煌壁画中一模一样的宝塔——这就是现存的佛光寺祖师塔。大出于梁先生所料的是，这里不但保存有建于唐大中十年(856)的大佛殿，还有重建于德宗建中三年(782)的南禅寺大殿，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木构建筑。整个佛光寺都是一个古代艺术的新大陆。通过精心研究，测量绘图，梁先生写出论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的论文，发表后轰动中外建筑学界；于是，佛光寺被外国学者称誉为“亚洲佛光”。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大佛光之寺”
一个时代的地图，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对于世界的认知边界。地图延展到哪里，认知也就到了哪里，至于“画”外之境，对于所有绘图者来说都是一片空濛。尽管张衡的“浑天说”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将这个世界描述成一个圆球，但绝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扁平化的世界里。从古至今，如果地图不能引领人们去探寻未知，那么再精确的地图也只是画地为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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