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的政治性

怎样的摄影具有政治性？这是一个难以清楚界定的问题，因为对“政治性”的定义或理解，可以严谨或宽松，而通过摄影表现政治话语的方式，则包罗万象。不过，针对政治事件或者政治题材的照片，却不一定有政治性。

　　谈到摄影的政治性时，我经常援引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的首篇文字〈在柏拉图的洞穴里〉，对摄影与理解或认识(understanding)之间的尖锐看法。我于此不厌其烦地再引述一次她的立论：

　　摄影暗示，如果我们按摄影所纪录的世界来接受世界，则我们就理解世界。但这恰恰是理解的反面，因为理解始于不把表面上的世界当作世界来接受。理解的一切可能都根植于有能力说不。严格地讲，我们永远无法从一张照片理解任何事情。当然，照片填补我们脑中现在和过去的诸多画面里的空白…。然而，相机所表述的现实必然总是隐藏多于暴露。…只有叙述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理解。

　　具有意义的政治性讯息，必须来自对事物的理解，而非对事物的笼统印象或情绪反应。理解通常得通过叙述(narration)，而非只是“画面”本身的视觉感染。而当摄影――抢快门的抓拍摄影――如罗兰·巴特所认为的，并非一种叙事(narrative)形式、而是一种“魔术”时，理解即比较难以通过摄影达成。这是桑塔格早期的写作里，如此断然地认为摄影只能看到世界的表象、无法深入真实的复杂纹理之故。桑塔格的意见也许过于断然，尤其当今日的许多摄影实践里，可以充分看到影像符号表征真实的穿透力或分析力，并非毫无政治话语的可能。但是，她早年的尖锐洞见，于我们思索摄影的政治性时，仍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中国纪录片研究学者吕新雨教授近作之一的书名，叫做“书写与遮蔽”。她在封面里写着：“书写既是一个敞开同时也是遮蔽的过程。然而，书写永远负担着一个使命，那就是指向被遮蔽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对书写本身的怀疑与反思，正是书写的动力。”这里的书写，可以包括文字与影像、静态摄影与纪录电影。吕新雨对书写(文字/纪录片)的反思，对照着桑塔格认为摄影表述现实总是隐藏/遮蔽多于暴露/敞开的看法，使我们需要重新在一些经典的摄影家及其作品里，回顾一下介入现实与政治的摄影，究竟是否/如何达到了敞开、或者遮蔽认识的政治话语效果。

　　现场目击的抓拍摄影，需要经验、反应能力、也需要运气。然而，在与政治题材相关的照片里，即使技术加上运气都极好，如许多来自战争、灾难、飢饿、劳动的杰出摄影作品，有多少提供了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政治性理解？谈起战地摄影，大家总津津乐道于卡帕(Robert Capa)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次大战里的那些“靠得很近”的作品，并且让他的名言“拍得不够好、是因为靠得不够近”，魔咒般的传诵至今。但，摄影者更贴近危险或困难的题材，是更贴近真实，或离得更远？是更接近认识与政治，或者只是更多眼球的快感、和“腺上素上升带来的兴奋”？

　　香港诗人兼摄影家廖伟棠，在摄影文论《游目记》里，谈到卡帕的“作为赌博的摄影”，是很引人思索的一个标题。卡帕称自己是“赌徒”，一则赌快门能抓住精彩的视觉瞬间，二则赌身体能躲过子弹。他躲过许多枪林弹雨，但最后仍没躲过误踩地雷而至身亡。卡帕的生命经历，配上那张西班牙内战照片士兵中弹、枪枝松手瞬间的名作，让这些“赌博”的戏剧性结果，传奇化也浪漫化了卡帕、他的名言、以及那张被普遍认为是摄影史上最伟大的战争照片。

　　这位西班牙共和军的“倒下的士兵”，据说是因为应卡帕要求，为相机摆姿势拍照之时不幸中弹。这个说法是否证据确凿，卡帕是否有道德上的责任，不是此处的重点。我要问的是，一张士兵中弹瞬间的照片，告诉我们了什么对西班牙内战的认识？它为何可以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照片？“伟大照片”的因素或内涵是什么？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战争的政治起因、万骨枯的时代脉络，能够从一张张“作为赌博的摄影”里，得到回答吗？如果不能，在西班牙内战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历史经验里，卡帕所拍的“倒下的士兵”照片，有何政治性？为何“伟大”？

　　亚当斯(Eddie Adams)在越战现场拍摄的那张南越军官在西贡街道格杀越共的照片，连同其他一些经典越战照片，被视为引起美国国内反战情绪、扭转越战局面的政治新闻摄影。这些题材本身的政治性无庸置疑，但它们带给当时美国甚至全球读者怎样的讯息，仍需要推敲。当时就新闻效果而言，越战是第一次以电视新闻现场报导的战争，电视远超过新闻照片的影响力。

　　亚当斯的照片，作为越战的某种共同记忆的象征符号功能，远大于实质扭转美国国内政情的作用。然而，无论其真正的传播效果为何，亚当斯的那张照片，甚至当时美国电视新闻的影片，恐怕都无法让民众了解美国政府发动越战的动机。也许美国导演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反而能让我们对越战有多一些的批判性阅读。

　　同样关于战争与美国这样的题材，英国左翼摄影艺术家肯纳德(Peter Kennard)的蒙太奇影像，让读者能够开始将战争、美苏两帝国的疯狂武器竞赛、资本主义军火工业的扩张、和这些元素之间的生产关系，以摄影元素组装、并置，成为不靠文字却语意准确的影像话语。在钞票筛漏出的子弹、轰炸机投下的炸弹、联合国安理会圆桌中间的飞弹头、赌场牌桌上西方大亨们手握的飞弹头…等等影像里，肯纳德的摄影作品，不需要战争现场的血肉模糊，反而拼贴出战争背后的丑陋而冷酷的国际利益交换与厮杀，让关于战争的影像，离开战场上惨烈的受难图像、却无益于理解战争缘由的人道式摄影概念，让摄影艺术的表现，可以带出一种分析的、叙述的向度。

　　当然，摄影的政治话语，未必只能展现在肯纳德这样的摄影题材或艺术手法上。举凡社会学式的观察，文化现象的显影或反讽，阶级、性别、族群等各方面具有视觉语汇或方法上的开拓的摄影表现，乃至日常生活里的纪录和表现，都有政治性话语的可能。今日台湾关心公共议题的青年世代，从维护乐生疗养院的运动影像、文林苑反都更的抗争纪录、到类似结合“仆街少女”行动以为流浪狗请命的照片，展现了他们已将社会参与、运动与影像纪录，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生命实践，毋宁是摄影与政治的有趣的生命情调，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