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月红
中共的革命历程中,女革命者往往比男革命者的经历更加艰辛与困苦。在政治生命与传统观念的选择中她们很难兼顾两种角色。无奈之下,她们往往选择政治生命。她们有坚定的信仰和对党的忠诚,为了这份信仰与忠诚,她们绝对服从组织,以“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的姿态出现在革命队伍中。女革命者在柔美的外表下蕴涵着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
周惠年就是这样一位漂亮的女革命者。她曾被陈云赞誉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被周恩来赞扬为“立场坚定,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好党员”。
周惠年
她是一名中共特科的特工,是一名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上海特科“红队”的女战士。在那残酷的年代里,她先后有过四任丈夫,第一任丈夫是周恩来安排给她的特科红队副队长谭忠余,第二任丈夫也是特科成员、上海中央局秘书长李得钊,第三任丈夫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第四任丈夫是任弼时的秘书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
周惠年跟着一位男交通员从河南鸡公山逃到上海的时候,是20世纪20年代末。那年周惠年刚刚年满18岁,但她已经是一位历经磨难的中共地下党员了。
周惠年
15岁那年,她就自作主张把长长的头发剪成齐耳短发,在家乡河南信阳宣传北伐、接受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并退掉了父母给她订的娃娃亲。她16岁加入共青团,为党做交通,送信、送文件、印传单、买菜、买纸。17岁那年她在潢川被捕,被软禁在宪兵连。宪兵连连长田池生大概看她年纪比较小,就没有太难为她,关了三个月后就把她释放了。党组织很快将她调回信阳县委机关工作,她却向组织申请去基层搞工人运动,组织同意了。18岁的周惠年到了信阳的工厂里当起了工人，搞起了工人运动。在一次罢工后，她与同事外出贴传单时被敌人发现,暴露了身份。信阳待不下去了,她就连夜出逃,在火车站遇到了自己的同志,在他们的帮助下,周惠年顺利逃出了信阳。
那是1929年的初秋。
此时中共中央交通局建立不久,正在向各区委寻找可靠的干部,而且特别需要年轻的女同志,以建立交通站。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与上海的交通中,缺一个住机关的女交通员。地下党领导人郭述申认为周惠年很适合这项工作,她虽然年纪小,但革命坚定,又聪明伶俐,遂派她去了上海中央交通局。
党组织派了一个男交通员到广水,接周惠年一同去上海。初到大上海的周惠年,满眼都是新奇。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街头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都设在上海。由于缺乏特科工作经验,以及文化程度的限制,周惠年暂时被分配到中共地下交通负责人吴德峰家中当“佣人”。这是周惠年调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第一站。吴家是一户“阔绰人家”,周惠年扮演的是一个年轻“老妈子”的角色。当时吴德峰是中央交通局局长。为了工作方便,吴德峰夫妇开始化装成外地的生意人,租住在比较便宜的房子里,后来因为往来人员和物资增多,又化装成富商大亨。吴德峰要求周惠年从“佣人”做起,熟悉环境。
吴德峰夫妇与女儿
可是周惠年很不适应,更不满意这份工作。一个在家乡参加过多次暴动的女战士,在一户有钱人家当保姆,成天洗衣做饭带孩子,虽然有时也会接待一些神秘人物,但周惠年还是感到很不适应。她向吴德峰请求调换工作,到革命的第一线做工人运动,却受到吴德峰的严厉批评。吴德峰告诉她,不要小看这个“佣人”,一个家就是一个工作站,一个机关。都到工厂去搞工运,机关工作谁来做?做家务的同时也要接待“客人”。吴德峰要求她必须假戏真做。周惠年虽然满心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把这个“佣人”做得像模像样。
组织上给周惠年的生活费是每月一块多银元,算起来每天只有四个铜板的生活费。四个铜板,在上海也就够一副大饼油条钱,可她省吃俭用,要维持一天的生计,有时还不能维持到月底。
入冬了,她还穿着几件单衣御寒,常常冻得瑟瑟发抖,她默默地忍耐着,直到有一天被吴德峰夫妇看见,才了解了她的窘境,给她补助了10块大洋,购买夹衣、棉衣。
在这艰苦的岁月中,周惠年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善生活,同时也可以减轻组织的负担。周惠年闻知附近有一家丝袜厂正在招工,遂去应聘,老板对她很满意,承诺月薪30块大洋。小姑娘高兴得一路跑回了吴德峰的家,当她兴冲冲地向组织汇报时,却被吴德峰严肃地否决了。
吴德峰说：组织上交给你的工作是看机关,如果你去工厂了,来机关联系的人员就可能吃闭门羹,就会误了大事。周惠年虽然只有20岁,但她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革命者了。她意识到自己的不妥,遂放弃了这份很有诱惑力的工作,继续过着“苦日子”。
周惠年到上海的第二个工作,是负责上海中央机关与河南之间的联络、交通等,直接领导人还是吴德峰。这项工作周惠年很喜欢,做得干净利落。不久,吴德峰又安排她去完成一项新的任务,即让她与那位接她到上海的男交通员假扮夫妻,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点。此时的周惠年还是个未婚姑娘,自然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便向吴德峰提出要去苏区或者工厂搞工人运动。吴德峰又批评了她：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安排,在工作上没有理由讨价还价。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街头
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特别复杂,单身男女租房会引起外人的注意和怀疑,更何况国民党特务对单身男女更为敏感。为了避免麻烦,党组织都会让男女同志假扮夫妻租房建立机关或秘密交通联络点。中央交通局的工作当时归属中央政治局,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工作独立,对外绝对保密。为保证工作、人员安全,所需的全部手续证件都是按人定位、量体裁衣,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动,都会牵出一系列问题和麻烦,所以一旦安排好,无特殊情况不能随意变换。
周惠年只能接受组织安排,做那位男交通员的“妻子”。
周惠年曾对子女说,在她的这个“家”里曾存放过不少马列主义等书籍,还有从苏区送到上海来的打土豪分田地中得来的钱和物。这些钱和物都由周惠年交给吴德峰,再由吴德峰上交党中央。当时周惠年工作的机关在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菜场对面,她与男交通员租的房子是二房东的厨房,很窄小,只能在墙上打了一个吊铺。这个吊铺就是周惠年的床,而男交通员以往来河南上海跑单帮做生意为名,定期回来落脚,打地铺。
西摩路菜场原貌
仅仅是假扮夫妻倒也无所谓,周惠年毕竟是“老”地下党员了。想不到那位男交通员动了真情,爱上了周惠年。如果两情相悦倒也无妨,问题是周惠年对那位男交通员没有一丝感觉。男交通员回上海住宿时,也是周惠年最尴尬最不能忍受的时候。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假夫妻中的女同志睡床上,男同志睡地铺。可是那位男交通员却经常睡到床上,想与周惠年假戏真做。但周惠年坚决不同意，她就自己睡到地铺上,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有几次熟睡中,她被男交通员的动作惊醒。说句心里话,这种生活对女同志不易,对男同志何尝不是,况且同居者是个未婚的漂亮姑娘。
一天晚上,他们终于把事情闹大了。
那天晚上男交通员从河南回到上海,睡觉时正式向周惠年求爱,这个举动把周惠年吓住了,由于年轻没有经验,她突然大哭起来。她那没有节制的委屈的哭声惊动了房东太太,这位不知情的太太慌忙跑过来敲门。男交通员一下子吓傻了。周惠年一看大事不好,戛然停止了哭声,连忙用双手把头发扯乱,拉着交通员又哭了起来,向房东太太诉说自己的“先生”常年在外跑单帮不养家,钱都贴给了外边的女人,回来吃喝不顺还打她。房东太太也生气了,数落这位不称职的“先生”,说周惠年在家也不容易,辛辛苦苦守着这个家。事情总算掩盖过去了。
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吴德峰的耳朵里,吴德峰很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批评男交通员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批评周惠年太“布尔乔亚”,不同意可以好好说,不应该大哭大闹险些引起大麻烦。
吴德峰夫妇
在心里,吴德峰也认为周惠年不容易,所以批评过后又安慰了她,说她还是懂得顾全大局的,应付及时,没有误事。事后,吴德峰将此事报告了中央,提出今后在安排未婚男女干部同住机关时,必须严格遵守组织纪律,要注意做好各类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周惠年晚年曾说：假扮夫妻哪有那么容易啊!假夫妻要装得外人看不出来,日子要过得和平常人一样。她那个时候都以革命为重,为了革命需要,哪有那么多真的假的。成天住在一起,也不能整天谈革命大道理,很多假夫妻住着住着就成了真的了。
当时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张越霞,就是和同机关的张纪恩租房同住的假扮夫妻,后来就成了真夫妻。所以周惠年那次大哭后,有的同志就批评她太“封建”。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街头
周惠年曾对子女说,那时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机关都是以家庭出现在各个区域,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其标准是：真夫妻家庭每月25块银元,假夫妻女同志每月10块银元。周惠年每月各项开销后所剩无几,只能看着别人吃荤菜,自己吃便宜的蔬菜。有时趁天快黑时到菜市场去,捡一些别人不要了的菜皮、菜叶子。一到吃饭时她就把门关上,怕二房东看到后引起怀疑。男交通员是按工作任务往返路程等规定领取费用的。
数月后,吴德峰调到中共中央军委,主管交通总站的工作。周惠年也随其到了军委,在军委招待所工作,终于把她从尴尬中解救了出来。周惠年很喜欢这份工作,这是周惠年到上海的第三个工作岗位。她负责接待从苏区来中央的各级干部,以及去某个联络点,取那些来自于根据地的钱物,转交给吴德峰。
1931年4月27日,中央组织部领导找周惠年谈话,要她立即到中共特科工作,协助“红队”副队长谭忠余工作。当时,周惠年还不知道党中央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大灾难。
两天前的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红队”队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且立即叛变。电报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中共特科成员)截获,立即派女婿刘杞夫连夜赶赴上海找到李克农,报告了周恩来。
及时通报顾顺章叛变消息的钱壮飞
面对如此紧急情况,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立即召集陈赓、李强等有关人员开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加强了保卫并立即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审慎而果断地处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26日夜,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搬了家,中央领导人也都转移到别处。在处理顾顺章的亲属时,周恩来想到了特科“红队”副队长谭忠余。谭忠余是特科“红队”的重要人物,这个棘手的行动离不开谭忠余与红队。但顾顺章的妻妹张爱宝是谭忠余的妻子。周恩来立即找张爱宝谈话,要她与顾顺章一家划清界线,谁知张爱宝又吵又闹,还说出威胁之语。
周恩来又去找谭忠余谈话,让他断绝与顾顺章以及张爱宝的一切关系。谭忠余先有些犹豫,后来在周恩来的劝说下表示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命令。
随后周惠年就调进了特科行动科,也就是“红队”。周惠年成了一名特科“红队”的女队员,协助谭忠余工作。谭忠余安排周惠年仍然做秘密交通员。
不久,周惠年就嫁给了谭忠余。从此,周惠年进入了上海党中央的核心部门。
多年以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赞扬周惠年是“立场坚定,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好党员”,说明周恩来没有忘记周惠年在党危难之际所作出的贡献。
1933年，天蟾舞台左侧电线杆旁竖立着周生来行医招牌，中共中央机关就设在楼上
接下来处理顾顺章亲属时,谭忠余等人严格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把“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主要是亲属全部排列出来,因为这些人都在中共特科的外围工作,知道许多特科秘密。谭忠余带领“红队”队员对顾顺章的这些“重要关系”实施了有效的措施。
就在中组部找周惠年谈话的这天上午,顾顺章从武汉到达了南京,他一见到徐恩曾就表达了他很担忧上海的这些亲属,希望徐恩曾将这些亲属迁移到南京。徐恩曾立即派人去找,但迟了一步。
徐恩曾
顾顺章叛变后的第四天早晨,也就是4月28日,星期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率领张冲(训练总干事),顾建中(组织总干事)两员大将,亲临上海坐镇指挥大搜捕。他们会同上海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共出动200多人的队伍,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进行了突击搜捕。令他们遗憾的是,中共中央一些重要机关都已人去楼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绍禹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全部转移。但一些还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被破获。
谭忠余是个带有江湖义气的豪爽汉子。他与顾顺章同为上海宝山人,原是一家米店的店员,北伐战争期间,参加了由中共在上海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加入了革命队伍。他与顾顺章同是产业工人,也是老乡,所以二人过从甚密。谭忠余曾是康生的交通员,并由康生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中央特科成立后他就参加了特科行动科,做了顾顺章的助手。后与顾顺章的妻妹张爱宝结婚。作为红队的负责人之一,他几乎参与了特科所有惩治叛徒奸细以及国民党特务的行动。在执行任务时,谭忠余始终是丝毫不差地执行党中央决定,因此得到了周恩来的信任,与周恩来的关系逐渐密切。谭忠余很少跟周惠年说起他在“红队”的行动,但有一件事,他跟周惠年说了,就是一年多前发生在上海的“东方第一大暗杀案”。这是谭忠余在惩治叛徒中最有影响的事件。
叛徒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1929年8月24日在军委的一次紧急碰头会上,他出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以及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那次会议,周恩来由于临时有事没到会而幸免于难。
彭湃
在彭湃等人被捕几个小时后,周恩来即得知消息。他连夜召开特科紧急会议,与顾顺章、陈赓等中央特科负责人一起研究营救办法。会上决定了两项任务：一是摸清审讯机关及押送彭湃等人的路线,组织紧急营救；二是查清谁是叛徒,立即给予制裁。
特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具体研究了对澎湃等人的营救措施,最后决定劫法场。很快,特科获悉几天后的早晨,敌人要将彭湃等人解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立即下令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一起出动,埋伏在囚车经过的途中,准备截车营救。
在解往龙华前,敌人对彭湃等人要进行一次审讯。特科利用这次机会,让打进敌人内部的特科人员巧妙地给了彭湃一个暗示,暗示党组织将要营救他们,让他们做好准备。
在彭湃等人被捕后的第五天清晨,上海枫林桥的三岔路口突然热闹起来。一家电影公司拍摄外景的摄影队正在拍电影：一队运粮的装卸工正在一辆卡车上搬运大米；水果摊、修鞋匠、乞丐、游人等分布在路的两边。谭忠余率领会开枪的红队队员躲在暗处,正焦急地盯着路的一端。10分钟过去了,30分钟过去了,60分钟过去了,押送彭湃的囚车却始终没有出现。周恩来闻讯,立即下令取消这次营救行动，特科人员立即撤离现场。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原来,这次行动中发生了一个意外。参加行动的人员打开装枪的小皮箱一看,发现里面的驳壳枪全都涂着一层黃油,不能使用,便马上派人去买来煤油,把黄油擦洗掉,再涂上生发油,这样用去了一两个小时。等他们赶到预定地点时,敌人的囚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些武器是“内线”刚从国民党炮兵营的武器库中取出来的,都是没用过的新枪,所以枪上的机油还未清洗掉。
营救失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人血洒龙华。这更加激起了中央领导同志和“红队”队员对叛徒白鑫的无比痛恨,决定立即制裁他。
周恩来亲自到白鑫住的和合坊弄堂察看现场,白鑫就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的公馆里。周恩来与顾顺章等人详细研究后,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决定在白鑫动身去国外躲避制裁那天将他处决,这项任务交给特科执行。
和合坊
那天,特科的暗哨发现,范公馆前后门增加了岗哨,弄堂口还增加了两名游动的警察。下午,谭忠余、王德明等人进入了和合坊。两个“修鞋匠”监视其后门；和合坊弄堂水果店的三个“小贩”守着水果摊；在霞飞路(淮海中路)和蒲石路(长乐路)、和合坊和尚贤坊之间,情侣、游人在闲逛,不远处还有两辆轻型轿车和一辆大卡车停在那里。
谭忠余以及所有的红队队员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紧盯着范公馆的前后门。
夜色越来越浓重。10点多钟,范争波的汽车开进了弄堂。紧接着,范公馆的后门打开了一半,一个人伸头往外看了看,没见有什么异常,遂将后门大开,几个保镖和佣人搬运着几件行李向汽车走去。
11时许,白鑫出现了,由范争波兄弟及来送行的王容川陪同,从后门出来,往汽车的方向疾走。
白鑫
他们刚刚走到拐角处，突然与几个拎着行李的陌生人相遇,陌生人拦住了白鑫等人,未待白鑫等人掏出手枪,密集的子弹已射向他们。乱枪中,范争波连中三枪,其中两枪由背后穿透前胸,一枪由腰部打入,重伤倒地。范争波的弟弟范争洛身中6弹,一弹中腹部,当场毙命。白鑫拼命向北狂奔,同时拔出手枪,谭忠余紧追不放,一声枪响,白鑫倒在了地上,子弹由前额穿过后脑,脑浆迸裂,死时“其右手执有手枪,其食指犹伸入于扳机之上,作射人势”。谭忠余确定白鑫已被打死,便命令队员们立即撤离现场。
上世纪30年代霞飞路吕班路口(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口)，叛徒白鑫就在距这里不远的和合坊被击毙
这场暗杀行动持续时间较长,共射出90多发子弹。这时,距离彭湃等人遇害已有两个多月。
这场暗杀震动了上海,上海出版的几十种中外文报纸,都详细报道了白鑫被杀的经过。上海英商《字林西报》标题为《上海发生政治谋杀案件》,副题为《霞飞路附近一条弄堂里,四人在神秘的枪击中死去：据说是共产党报复》,文中写道：“枪击发生后几分钟,法国巡捕就赶到发案地点并立即对周围地区进行搜索,结果抓了三名嫌犯。调查工作昨天仍在继续并审讯了拘捕的嫌犯,以便弄清案情。警方认为,刺客是共产党雇用的，目的是为了报复,因为白先生近几个月抓到了许多共党分子。”
1929年11月13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镇压叛徒白鑫的消息
为了对付红队的袭击,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的巡捕、特务从500人骤增至1700多人。美国情报局也极重视这个案件,马上派了一个叫罗斯(Ross)的特务头子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来“加强指导”。但这些措施并无多大作用,罗斯身边有个亲信,就是中共特科的内线,每月接受特科500元津贴,为特科提供不少很有价值的情报。
几十年后,周惠年跟子女叙述这件暗杀事件时还记忆犹新：“谭忠余从来不在家说枪杀叛徒、特务的事,但那次的暗杀他对我说了,说时绘声绘色,谭忠余追到白鑫时大喊一声‘白鑫!’白鑫本能地转过头来,一枪正中脑门,白鑫立即毙命。谭忠余很豪迈地对我说，‘我终于给彭湃报仇了!’”
由于特科工作的秘密性,也由于历史情况的复杂性,几十年来枪杀白鑫一直都含糊地说是红队队员,没有道明是谁向白鑫射出的最后那一枪。周惠年的子女说：“其实就是妈妈的第一任丈夫谭忠余枪杀的。”
周惠年与谭忠余结婚后，他们家也就成了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周惠年是“家庭主妇”，家里常有“亲朋好友”走动。
周惠年的工作还是任秘密交通员。在国统区，交通员一般都是让女人来承担(苏区则男性较多)，特别是娇小漂亮的女人当交通员，往往会被警察、特务忽略。周惠年后来回忆：“交通员这个工作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执行任务，必须慎之又慎。先乘有轨电车，然后进公园兜几个圈，再坐黄包车左绕右绕，确定后面没有‘尾巴’，才走向接头地点或执行任务的地点。有些女同志最初执行这类任务时,腿直哆嗦,可我从未害怕过。”交通员常取送文件、钱物,在“红队”当交通员当然还要取送手枪、弹药等武器,有时还要掩护“红队”队员执行暗杀任务。“红队”男队员们暗杀叛徒特务时,一般都不带枪,让交通员取送。
旧上海的有轨电车
周惠年的儿子李钊说：“我妈妈去了特科后,就在行动科协助谭忠余工作。红队要到哪个地方行动,不能大家都带着枪,真正做行动的人,不带着武器前去。我妈妈那时比较年轻,一打扮也挺像样的,然后就弄一辆黄包车,她坐在上面,一个漂漂亮亮的阔太太,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人会带着武器,其实枪都藏在车里。”
周惠年与谭忠余结婚后,在一次运送武器中确实遇到了危险。那次谭忠余带领“红队”执行任务,让她送武器。周惠年浓妆艳抹坐在黄包车上,双脚踩在踏板上的一只皮箱上,皮箱里面装满手枪与子弹。车后跟着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交通员当“保镖”。
旧上海街头
黄包车刚进入南京路,周惠年就看见前面堵着一群人,带着枪的军警正在一个一个地搜查行人。不好,遇到“抄靶子”的了。周惠年赶紧叫车夫拐进一条横马路。谁知刚刚拐进去不远,就被一个警察叫停,周惠年惊出一身冷汗。
没等警察走近,她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站在车上指着警察破口大骂：“瞎了眼了,敢拦我的车,滚开!”那个年轻的警察看着这位时髦漂亮的阔太太动怒,以为今天遇到了哪位大人物的太太,触到了“霉头”,只得做着手势连声说道：“太太请走,太太请走。”
周惠年说：“那时候拼的就是勇气。谁都知道，运送武器一旦被抓住就要杀头，有的是当场枪毙。可害怕有什么用,要完成任务就要不怕牺牲,大不了被杀头,我不怕,反正我的命也是捡来的。”周惠年的小儿子师乃博说：“从记事到现在,我们从来不知道我妈妈到底怕什么,在她的词汇库里,仿佛就没有“害怕’这个词儿。”
在周惠年进入特科两个月后的6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与一个风尘女子过夜而被捕叛变(两天后被国民党枪杀)。周恩来获悉向忠发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是还没来得及营救,就传出向忠发已经叛变的消息。周恩来等人对此将信将疑。
向忠发
向忠发知道周恩来的住所并有钥匙,如果向忠发叛变,必会带特务前来搜捕。周恩来迅速搬进一家饭店,并让谭忠余亲自带人监视自己的寓所,看看向忠发是不是真的叛变了。
谭忠余带领一名红队队员,在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夜色降临,谭忠余一边卖着馄饨,一边密切地注视着周恩来的寓所。
老上海馄饨摊
月上中天时,谭忠余远远看见几个人押着一个中年人,来到周恩来的寓所,并用钥匙打开了房门。等这帮人走后,谭忠余收了馄饨摊,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确定向忠发叛变了。
周恩来遂从饭店搬出,暂时与邓颖超分开,住进了谭忠余和周惠年刚刚建立不久还无人知晓的家中。周惠年后来对子女回忆道,周恩来搬来后,和谭忠余睡在里间的大床上,她则在板凳上搭块板睡在外间门口,保护周恩来的安全。由于风声很紧,周恩来只能昼伏夜出,每每都是等天色昏暗后化装外出活动。周惠年清楚地记得,那次周恩来化装成日本人，在匆忙更衣时,把两只脚伸进一条裤腿里,逗得他们夫妻俩大笑。
周恩来
向忠发被捕后,党在上海的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谭忠余在上海也无法工作了,被周恩来派到鄂豫苏区工作,周惠年随行。鄂豫苏区丧失后,谭忠余和周惠年转入地下。因谭忠余一口上海话,无法从事地下工作,组织上又将他们夫妇调回上海。回到上海后,他们得知,谭忠余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在上海也无法待下去了。1932年,党组织将谭忠余派往苏联学习,此时周惠年刚刚生下女儿12天,只能留在国内。谭忠余临行时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日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惠年,并对她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就说表坏了。”
1932年的上海外滩
两人洒泪分别。4年后的1936年,谭忠余与几个同志从苏联回国,组成一支带着武器、电台的骆驼队,从蒙古入境,走到三边时,因口渴在井边喝水时露出了腰间的枪,被敌人发现,惨遭杀害。关于谭忠余的牺牲情况,是周惠年到了延安后周恩来告诉她的。
据2015年5月号《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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