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镜铭内容解读与考释
2.1“刘氏去, 王氏持”铭禽兽博局纹镜
此镜铭文反映的是王莽新朝初立、推行“王田制 (井田制) ”改革的重要史实 (图7) , 可补文献记载缺漏。
西汉晚期以来, 社会土地兼并剧烈, 官僚显贵、豪强地主通过侵吞、掠夺、强行购买等手段占有了大量土地资源,广大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流离失所。据文献记载, 当时社会流民现象十分严重, 加上连年不断的水旱等自然灾害的侵袭, 造成了社会动荡不安、刘氏政权危机四伏的局面。王莽代汉立新之后, 社会土地兼并的痼疾不仅没有消除, 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严重威胁了新朝新兴政权的生存与巩固。因此, 要确保社会稳定与新兴政权长治久安, 实行“均田”土地制度改革、将豪强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解决社会土地兼并问题成为迫切之举。新朝始建国元年, 依照《周礼》井田制之法, 王莽颁布了一道著名的实施“王田制”诏令:“古者, 设庐井八家, 一夫一妇田百亩, 什一而税, 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 三代所遵行也,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 而田过一井者, 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 今当受田者, 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 无法惑众者, 投诸四裔, 以御魑魅, 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新朝推行“王田制”改革, 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兼并的大量土地分给无地农民, 自然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刘氏去, 王氏持”铭禽兽博局纹镜镜铭即反映了这一史实。…“刘氏去, 王氏持。天下安宁, 乐可喜”概述王莽代汉立新的重要历史事件。“井田平, 贫广其志”是说王莽新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解决社会土地兼并问题, 推行“井田制”土地制度, 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 平民百姓因此扬眉吐气。但汉代的社会状况与土地私有化程度与西周时期“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土地制度情况已有很大不同, 新朝初立实行“井田制”, 是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无偿剥夺后分给无地农民, 直接侵害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 自然要遭到他们的拼命抵制与反抗。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当时“井田制”实施后, “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 抵罪者不可胜数……吏缘为奸, 天下嗷嗷然, 陷刑者众”, 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与恐慌。三年后, 中郎将区博上谏要求废除“井田制”, 王莽不得不废止“井田制”, 乃“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买卖, 勿拘以法”, 新莽“井田制”改革宣告彻底失败。
关于新莽朝是否在全国推行过“井田制”土地制度改革, 由于实物材料匮缺, 历史上研究者一直众说纷纭、争议颇多。阜阳出土的这枚新莽镜铭文表明当时的确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过“井田制”改革, 研究价值弥足珍贵。
2.2“新兴辟雍”铭禽兽博局纹镜
此镜铭文 (图8) 反映的是王莽代汉立新朝后恢复礼制、建辟雍明堂及重视礼遇天下儒生、正确处理与北方匈奴民族关系的几段重要史实, 具有重要的“证史”价值。
王莽为建立新朝政权, 十分注意“网罗天下异能之士”, 收买人心。平帝元始四年 (公元4年) , 王莽曾“奏起明堂、辟雍、灵台, 为学者筑舍万区”, 并增加博士子弟员名额, 为知识分子提供进入朝堂做官的途径和机会。关于辟雍、明堂的建筑形制及其作用, 汉班固《白虎通·辟雍》云:“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 宣德化也。辟者, 璧也, 象璧圆, 又以法天於雍水侧, 象教化流行也。”显然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 是用来举行各种典礼、颁布政令和召见重臣、学习礼乐、祭祀祖先、占望云气的场所。…镜铭“新兴辟雍建明堂”和“诸生万舍在北方”印证了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将军令尹民户行”则进一步指出了西汉末年辟雍、明堂一带, 贵族官员以及平民纷纷迁入, 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情景。镜铭“然于举士列侯王”中的“然于”即指“单于”, 是匈奴族的天子称号,“然”“单”均为寒韵阳平字, 可通假。天凤二年 (15) , 王莽曾改“单于”为“善于”, 而此镜为天凤之前的民间作品, 已经改成“然于”。“然于举土列侯王”一事, 见《汉书·王莽传》:“ (元始二年) 莽念中国已平, 唯四夷未有异, 乃遣使者赍黄金币帛, 重赂匈奴单于, 使上书言:‘闻中国讥二名, 故名囊知牙斯, 今更名知, 慕从圣制。’”王莽这一次通使匈奴是成功的, 镜铭“然于举土列侯王”指的就是囊知牙斯上书自称“藩臣”的事件。“子孙复具治中央”则记录了王氏家族成员纷纷占据了朝政的高职要位的社会情形。《资治通鉴》载:阳朔元年“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 分据势官, 满朝廷”。
2.3 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
这枚铜镜标本的珍稀之处在于主纹区配置了西王母与玉兔捣药组图。在汉代早期画像图式中, 侧身跽坐、头戴胜、着宽大袍服是西王母形象的典型特征。而与西王母相伴的神禽异兽, 以玉兔捣药组图出现的频度最高, 有论者称其为西王母图像系统中的“核心图像”。铜镜图式中头戴胜、一手臂前伸作赐药状的神人及其配组玉兔捣药图式, 表现的正是西王母标准图像系统的核心部分。与上述西王母组图类似的铜镜标本, 在已公布的材料中可检索20余例, 如《故宫藏镜》图34、《六安出土铜镜》图104、《陈介祺藏镜》图91、《古镜今照》图78和图82、《千镜堂》图97等。这些铜镜兴起、流行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以前。若从有明确出土地域的标本看, 可推定此类镜主要流播于淮河流域中、下游及其附近地区, 如《宜兴民间收藏铜镜精粹》收录4枚 (图42、图54、图62、图89) 、《仪征馆藏铜镜》收录2枚 (图P79、P81) 。
汉代西王母禽兽纹镜的出现, 在两汉人物镜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此之前, 汉镜中也有人物图像出现, 如禽兽镜中习见的“羽人”“人面兽”“人面鸟”等。但这些怪异“人物”的形态, 多作尖首长耳的兽体型或禽鸟状, 有的不仅体被羽翼, 还有卷屈的长尾, 因而它们还不能视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形, 准确地描述应归入“半人半兽 (禽) ”“人兽 (禽) 合体”型, 属于镜图物象中由“禽兽”向“人物”演变的一类过渡形态。汉禽兽镜中的西王母图像, 自一出现就是着宽袍、头戴胜、侧身跽坐的完整人物形态, 与汉代世俗生活中贵妇的形构、发式、服饰完全相同, 前期“人兽合体”“人禽合体”式人物造型特征完全消逝。此后, 汉镜图式中无论是刻画“仙人”, 还是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俗人”, 都延续了这种人物造型特征。因此, 可以认为神人禽兽镜中的西王母形象开启了汉镜人物图像世俗化演变的先河, 在两汉人物镜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2.4“新 (辛) 有善同”铭博局禽兽纹镜
图4、图5、图6中的三枚铜镜, 因铭辞首句“新 (辛) 有善铜出丹阳”可与汉镜中流行的“汉有善铜出丹阳”辞句比勘, 可确证镜铭中的“新”和“辛”指王莽所建的“新朝”。镜铭中与此文意相类的辞句, 还常见“新朝治镜子孙息” (《三槐堂藏镜》图84) “新有善铜出南乡” (《止水集》P68表二B-4) “新家作竟真毋伤” (《止水集》P85表八E-23) “新家作竟出尚方” (《止水集》P85表八E-24) 等。关于汉代丹阳盛产“善铜”的记载, 见于《汉书·食货志》记载:“从建元以来……有司言曰:……金有三等, ……赤金为下。”句下注云:“赤金, 丹阳铜也。”《神异志》:“丹阳铜似金, 可锻以铜器。”汉代丹阳铜具体产地所在则久有争议, 一说在湖北秭归东南的丹阳 (古丹水之阳) , 一说在今江苏镇江东南的丹阳, 一说在安徽境内长江南侧的古丹阳郡。从目前考古调查获取的实证材料和《汉书·地理志》等文献所记分析, 汉镜铭辞中所指的“丹阳铜”产地推定在安徽境内长江以南的古丹阳郡似更合理一些。《汉书·地理志》载武帝元封二年“改故鄣为丹阳郡, 郡治宛陵”, 其地理空间分布大致位于今安徽长江以南、江苏大茅山及浙江天目山以西、浙江新安江支流武强溪以北的广大地区。相当于现在的皖南全部并延伸至江苏南京、句容和浙江吴兴一带。考古调查表明, 这一地区正是我国古代富铜矿产密集分布和重点开采的区域之一。
新莽时期的铸镜素以精美别致著称,阜阳市博物馆收藏的新莽镜有十余枚, 多为铸工精整细腻、纹饰繁缛华贵、铭辞丰富生动的经典之作。上述6枚莽式铭文镜, 记载的内容包含了旨在为王莽建立新朝歌功颂德时代流行的典型“政治歌谣”以及当时的新莽社会文化风气、地貌特征等, 铭辞具有重要的“证史”“补史”“校史”价值, 是研究两汉尤其是新朝政治、经济、文化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作者简介:魏汉 (1992—) , 男, 博物馆馆员, 本科, 现就职于阜阳市博物馆, 从事文物保护和文物研究五年, 主要研究阜阳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博物馆陈列、展品保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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