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期，青铜器遭遇到了一个远比漆器强大的对手：瓷器。这种原材料丰富、工艺简单的器物在此时臻于成熟，然后干脆利落地把青铜器从日常生活中排挤了出去。
但有一个领域，瓷器无能为力，那就是镜子。
镜子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物品，它不仅能让人看到自己的容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它还具有各自不同的复杂含义。在西方，镜子往往和神秘、魔法之类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在南美，阿根廷的作家博尔赫斯常常为镜子感到恐惧，因为它像生殖一样增加事物的数量……而在农业为本的古代中国，以青铜为材料制成的镜子常常与帝王统治术联系在一起——唐太宗李世民为镜子的这种功能做了最经典的表达：“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白雪公主之魔镜》剧照
在所有青铜器中，镜子被使用的历史大概最为久远。据说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就曾铸过宝镜，地点是今江西鄱阳县附近，还在那里留下了一块“轩辕磨镜石”。传说自然不可信，但镜子的产生，却似乎恰巧在那个时代——20世纪70年代，青海省贵阳县的齐家文化墓中出土了两个小铜镜，距今约4000多年，与传说中黄帝的时代接近。
当商人把大型青铜器铸造得美轮美奂的时候，铜镜却不仅粗糙，而且数量少之又少，可见那时铜镜还不流行，商人大概还在以铜盆盛水当镜子照。精美的铜镜大规模进入世俗生活，是在战国时代，几乎成为贵族之家的必备品。列国之中，楚国产的铜镜最为流行。铜镜起源于黄河流域，而楚国远居荆湘，似乎不应该成为潮流的引导者。但当时楚国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蔚然已成大国，吸纳中原文化的雄心和能力大大提高。于是，铜镜从北方南下长江流域之后，迅速被楚人发扬光大，无论数量和铸造工艺，都超越了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家，“楚式时尚”风靡一时。
战国山字纹铜镜
史书上第一个因照镜子而知名的人，大概是战国时代齐国人邹忌。此人是一位十分自恋的美男子，每天揽镜自照，思忖自己与另一位闻名国际的大帅哥“城北徐公”谁更帅。邹忌问自己的妻、妾和客人：我和徐公谁帅？结果三人都说邹忌帅。后来，邹忌亲眼看到了徐公，自叹弗如，终于悟出：妻、妾与客人之所以说自己帅，是因为妻子偏袒自己，妾怕自己，而客人是有求于自己。邹忌由此联想到治国之策，遂向齐威王进谏，劝其少听美言，多听批评。结果齐国国威又整，四方来朝。
这个故事中铜镜虽然不过是个小小的配角，但却已经具有象征的意味：对于齐威王来说，邹忌就是一面镜子，只不过齐威王没有像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一样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
齐威王像，山东临淄齐文化博物院
在政治家眼中具有“借鉴”意义的铜镜，在世俗大众的梳妆台上，则往往蕴含着某种朴素的精神寄托。当铜镜进入它的第二个大流行时代汉代，其背面不仅纹饰多变，而且大量出现铭文。这些铭文是作坊主为迎合市场而刻，因此，看这些文字就可大致理出当时人们的思想与情感脉络：“愁思曾，愿见忠，君不悦，相似愿毋绝”，说的是男女之情；“君宜官秩”，与今天的“步步高升、飞黄腾达”相似；“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羽化成仙，这是道家的追求；“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无疑是标榜高风亮节……
铜镜的第三个大流行时代就是被朱熹痛斥的唐朝。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美好时代，尽管断断续续，不完整，也不够长。当唐太宗李世民把魏征视为自己的一面镜子时，他是真诚的。他明白这隐喻的镜子远比“可以正衣冠”的镜子珍贵得多。
唐太宗像
唐太宗与魏征剧照
与盛世气象相匹配，唐代铸造过很大的铜镜。当时的铜镜制造业中心在扬州，唐中宗李显曾“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不知这位窝窝囊囊的皇帝在骑马照镜子时，是否能依稀想起自己的祖上曾说过一段关于铜镜与治国的名言。
唐代令人扼腕地结束后，又经历了一段极其黑暗的分裂期，中国破碎的版图重新被宋代拼贴起来。历史真是一面镜子啊，司马光一边主持编撰《资治通鉴》，一边叹息。这套书是献给“天子”的，告诉他前人犯过的错误，陛下千万不可再犯了。然而“臣光”又怎能知道，这个以权力为核心的专制怪圈，是没人能钻出来的。
（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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