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期,青铜器遭遇到了一个远比漆器强大的对手:瓷器。这种原材料丰富、工艺简单的器物在此时臻于成熟,然后干脆利落地把青铜器从日常生活中排挤了出去。
但有一个领域,瓷器无能为力,那就是镜子。
镜子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物品,它不仅能让人看到自己的容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它还具有各自不同的复杂含义。在西方,镜子往往和神秘、魔法之类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在南美,阿根廷的作家博尔赫斯常常为镜子感到恐惧,因为它像生殖一样增加事物的数量……而在农业为本的古代中国,以青铜为材料制成的镜子常常与帝王统治术联系在一起——唐太宗李世民为镜子的这种功能做了最经典的表达:“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白雪公主之魔镜》剧照
在所有青铜器中,镜子被使用的历史大概最为久远。据说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就曾铸过宝镜,地点是今江西鄱阳县附近,还在那里留下了一块“轩辕磨镜石”。传说自然不可信,但镜子的产生,却似乎恰巧在那个时代——20世纪70年代,青海省贵阳县的齐家文化墓中出土了两个小铜镜,距今约4000多年,与传说中黄帝的时代接近。
当商人把大型青铜器铸造得美轮美奂的时候,铜镜却不仅粗糙,而且数量少之又少,可见那时铜镜还不流行,商人大概还在以铜盆盛水当镜子照。精美的铜镜大规模进入世俗生活,是在战国时代,几乎成为贵族之家的必备品。列国之中,楚国产的铜镜最为流行。铜镜起源于黄河流域,而楚国远居荆湘,似乎不应该成为潮流的引导者。但当时楚国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蔚然已成大国,吸纳中原文化的雄心和能力大大提高。于是,铜镜从北方南下长江流域之后,迅速被楚人发扬光大,无论数量和铸造工艺,都超越了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家,“楚式时尚”风靡一时。
战国山字纹铜镜
史书上第一个因照镜子而知名的人,大概是战国时代齐国人邹忌。此人是一位十分自恋的美男子,每天揽镜自照,思忖自己与另一位闻名国际的大帅哥“城北徐公”谁更帅。邹忌问自己的妻、妾和客人:我和徐公谁帅?结果三人都说邹忌帅。后来,邹忌亲眼看到了徐公,自叹弗如,终于悟出:妻、妾与客人之所以说自己帅,是因为妻子偏袒自己,妾怕自己,而客人是有求于自己。邹忌由此联想到治国之策,遂向齐威王进谏,劝其少听美言,多听批评。结果齐国国威又整,四方来朝。
这个故事中铜镜虽然不过是个小小的配角,但却已经具有象征的意味:对于齐威王来说,邹忌就是一面镜子,只不过齐威王没有像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一样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
齐威王像,山东临淄齐文化博物院
在政治家眼中具有“借鉴”意义的铜镜,在世俗大众的梳妆台上,则往往蕴含着某种朴素的精神寄托。当铜镜进入它的第二个大流行时代汉代,其背面不仅纹饰多变,而且大量出现铭文。这些铭文是作坊主为迎合市场而刻,因此,看这些文字就可大致理出当时人们的思想与情感脉络:“愁思曾,愿见忠,君不悦,相似愿毋绝”,说的是男女之情;“君宜官秩”,与今天的“步步高升、飞黄腾达”相似;“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羽化成仙,这是道家的追求;“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无疑是标榜高风亮节……
铜镜的第三个大流行时代就是被朱熹痛斥的唐朝。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美好时代,尽管断断续续,不完整,也不够长。当唐太宗李世民把魏征视为自己的一面镜子时,他是真诚的。他明白这隐喻的镜子远比“可以正衣冠”的镜子珍贵得多。
唐太宗像
唐太宗与魏征剧照
与盛世气象相匹配,唐代铸造过很大的铜镜。当时的铜镜制造业中心在扬州,唐中宗李显曾“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不知这位窝窝囊囊的皇帝在骑马照镜子时,是否能依稀想起自己的祖上曾说过一段关于铜镜与治国的名言。
唐代令人扼腕地结束后,又经历了一段极其黑暗的分裂期,中国破碎的版图重新被宋代拼贴起来。历史真是一面镜子啊,司马光一边主持编撰《资治通鉴》,一边叹息。这套书是献给“天子”的,告诉他前人犯过的错误,陛下千万不可再犯了。然而“臣光”又怎能知道,这个以权力为核心的专制怪圈,是没人能钻出来的。
(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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