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外景。克孜尔石窟的开凿时间上限为3世纪末到4世纪初，下限为7—8世纪，石窟中原本有泥塑的佛像，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泥像几乎无一幸存，但是目前这一石窟中所剩的为数不多的壁画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个时期石窟艺术的特色。
如何抚平历史的创伤？通常，我们会把这个重担交给时间。让时间的漫漫黄沙荡平历史的一切，不管是曾经的柔情蜜意，还是痛彻骨髓。记忆消失之后，痛感自然随风消散。如果是加害者能够真诚道歉，应该是历史伤痛最快捷的治疗方案。此外，还有什么治疗途径？近读赵莉先生的《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影像集》（以下简称《影像集》），忽然有了新的发现。多年来，赵莉从事学术研究，正是治疗历史创伤的一个新方案。
历史的诉说者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丝绸之路的旅游热度也随之高涨，新疆境内的历史故城、佛教洞窟，每年都会迎来成千上万的游客。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地，莫不游人如织。
这里有深沉的历史记忆，故城的一砖一瓦，都是历史的诉说者。
走在玄奘走过的道路上，同样的山川大地，同样的风吹日晒，唤醒的历史意识提升了人生境界，壁画中的人物与色彩，深化了我们的审美感受。
但也有刺心的痛，让你久久不能忘怀。往往，正是一幅壁画最重要的部分，被人完整地切割下来，刀痕依然整齐地悬挂在墙上。这样的画面，如何欣赏？如此巨大的创伤，如何不引发伤痛？
这些创伤的发生，今天已经清清楚楚。
1903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成员，第一次来到新疆龟兹，4月16日他们开始在克孜尔千佛洞里开始“工作”，除了正常的拍照、记录之外，他们竟然揭取壁画。
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在中国盗取文物
1909年，大谷探险队第二次到达克孜尔，继续揭取壁画。
1912年，他们第三次来到克孜尔揭取壁画。日本从克孜尔千佛洞获取的壁画，如今主要收藏在东京国立中央博物馆、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中国旅顺博物馆和一些私人手中。之所以旅顺博物馆有收藏，是因为大谷光瑞后来长期居住在旅顺，二战结束时作为战犯被捕，他身边的文物作为战利品先是由苏联红军获得，后来转交给中国。首尔收藏的部分，是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卖给朝鲜总督，战后被韩国收藏。
大谷光瑞
俄国人1906年到达克孜尔，第一次揭取壁画。1910年、1915年，又先后两次到达库车，一边调查德国人的壁画揭取，一边自己揭取。俄国探险队先后在新疆地区获得中国文物二千多件，出自库车的有八百余件，其中壁画有几十件。这些文物，现藏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联珠纹，克孜尔第38窟，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在新疆包括库车揭取壁画最疯狂的是德国人，代表人物是勒柯克。德国人由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组织的“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从1906年至1914年先后四次到达新疆，重点工作对象就是克孜尔石窟，德国人是揭取新疆和克孜尔古代壁画最多的国家。
1933年，德国公布所藏克孜尔壁画252块，面积多达328平方米，一共来自37个石窟。勒柯克甚至进行了整体搬迁，一个石窟的壁画全部切割下来，回到德国建成同样的尺寸的石窟，把壁画再镶嵌在原来的位置。
当然，我们今天已经彻底看不到了，这个石窟与很多壁画一起，二战时毁于盟军的轰炸。德国揭取的一些壁画，被勒柯克卖到世界各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都曾购买。苏联红军占领柏林时，曾将一部分文物运回苏联，其中也包括克孜尔壁画。勒柯克当初揭取壁画，认为自己在抢救艺术品，他说壁画如果留在当地，一定会被破坏，运往文明的德国，就会永久保存。事实证明，新疆本土的壁画完好如初，而德国人盗走的壁画损失最大。
用学术的方法，治疗历史的伤痛
根据赵莉的统计，新疆仅仅克孜尔千佛洞，就有近500平方米的壁画被揭取，有50个洞窟遭受这个创伤。遭受西方探险队破坏的新疆佛教界洞窟，当然不仅仅是克孜尔。去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去看看，勒柯克对待壁画的作案手法一模一样，从不改变。
然而，面对这些历史剧痛，停留在痛苦之上，并不是享受。历史之痛，要用学术的方法医治。
克孜尔第38窟主室劵顶复原图像
赵莉是新疆龟兹研究院的研究员，从1998年开始，他们走上了这条慢慢的疗伤路。他们熟悉克孜尔千佛洞的每个洞窟，熟悉每个洞窟的每一寸。这是怎样的一幅壁画，什么色彩，什么内容，根据墙壁上的刀痕，测量每一块被割取壁画的大小。然后寻找海外资料，各个博物馆的图册，每个哪怕十分模糊的照片。然后认真记录、排查，判断每一方壁画的原来位置。就像母亲，寻找丢失儿女的点滴信息。
克孜尔第38窟主室前壁拼接复原图
有时，看到一幅壁画照片，很难判断出自哪个洞窟，这就要重新核查洞窟，一遍又一遍，在克孜尔石窟上下攀爬。千百遍，抚摸着洞窟的上的刀痕，想着遥远陌生国度博物馆地下室里孤苦伶仃的一块壁画……然后，他们走访世界博物馆，按图索骥，德国、俄国、日本，凡是藏有克孜尔壁画的地方，都留下了赵莉的身影。
复原后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影像集》就是赵莉十年寻找克孜尔壁画的部分成果结晶。《影像集》仅仅介绍了克孜尔部分石窟的情况，一共有克孜尔第四、第八等二十三个石窟。
每个石窟，先展示一幅现在石窟的图景，我们可以看见石窟的壁画被剥离后的残酷景象。有的石窟如第四窟，被剥走的壁画远远超过残留的。有的时窟，因为揭取壁画，造成了现在窟壁一副千疮百孔的模样。然后给出一块壁画的照片，注明壁画的内容，壁画的尺寸，所在墙壁的原有位置，还有现在的收藏博物馆。把一幅壁画照片，镶嵌到原来的位置上，再拍一张照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完整的一幅壁画获得复原。
还有很多壁画没有找到，肯定有些壁画永远也找不到了，所以复原仅仅完成了一部分，周边裸露的墙壁依然刀痕累累。
这是纸面的复原，不是真正的复原，真正的复原应该是让壁画回到原来的洞窟。但在今天，我们理应满意。把散落世界各地的壁画，重新复原，这是巨大工程，还需要各方积极配合。即使是复原一部分，也比我们看到的洞窟更美好。
《影像集》是赵莉学术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她的未来工作。这样的工作，不仅需要熟悉所有的学术部分，还需要具备坚强的心灵。用学术的方法，治疗历史的伤痛，这是为了更多的人。对此，我们应该感谢作者。
壁画复原的路并不孤独
是伤痛就要治疗，赵莉所走的路，也不孤独。
1930年，陈垣先生编辑的《敦煌劫余录》出版。中国的敦煌宝藏，大量流往海外，陈垣先生的书名，表达了深刻的痛苦。
《敦煌劫余录》（全三册）
陈垣 编著
中研院史语所 1980年10月
陈寅恪先生在为此书作的序中说：“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然而，陈寅恪先生整篇的序言讲的却是如何研究敦煌学，中国人应该努力研究，只有如此才不负国宝。
痛恨国宝流失，是伤心表达，研究国宝，是治疗伤痛。敦煌文书是国宝，克孜尔壁画也是国宝，流散已然发生，我们的努力只能是加强研究。赵莉先生的研究成果，陈寅恪先生有知，应该感到欣慰。
更值得欣慰的是，赵莉的这个复原研究，得到了德国、俄国相关专家的大力配合。百年之后，是非对错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文物的复原研究。这对于原产地和收藏地同样意义重大。随着正确文物观念的普及，面对曾经的历史，收藏之地也不无压力，就如同人赃并获，而复原工作，可以一举两得，疗伤与救赎并存。
天人头部，克孜尔第38窟，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本文作者孟宪实，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8月3日12版“壁画复原的路并不孤独”
联系客服
